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淼先生约我为即将再版的夏鼐先生《考古学和科技史》写序，我深感荣幸。我在做研究生时就读过夏鼐先生的著述，特别是他关于古代墓室壁画星图以及二十八宿的研究，当时对我的启发很大，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我从事关于中国古代星空的研究。 现在有机会重新阅读夏鼐先生的著作，是我学习的大好机会。这本书初版于1979年，当年即入选首届全国科技史优秀图书，影响了一代科技史家。我读研究生阶段先后得到中外四位导师的指导，他们无不向我提起过夏鼐先生。夏鼐先生对我来说是无比崇高的存在。现在要我为他的著作写序，我又感到无比的惶恐。我深感自己的学识浅薄，不足以体会夏鼐先生的学行品格，所以只能借此机会谈谈我的一些感想。
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高潮。当时我的老师一辈的科学史家们，正在筹划和落实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大部头专著编研项目，包括 《中国天文学史大系》《中国科技史大系》等，涉及天文学史、数学史、冶金史、陶瓷史、 纺织史、度量衡史、农学史、医学史等领域。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受英国学者李约瑟的激励： 既然外国学者能写出鸿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书名为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即“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那我们中国学者为什么不能写出自己文明中的科技史呢？综观此后几十年中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成果，确实在很多方面超越了李约瑟的成果，其中突出的方面就是对科技史料的挖掘、整理和解释，而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新的考古遗物和遗迹的发现和研究。夏鼐先生在建立中国考古学与科技史的联系方面，贡献极为巨大。我们阅读 老一辈科技史家的著作， 时时感到夏鼐先生著作的影响。
《考古学和科技史》初版收入了夏鼐先生的10篇论文。其中第一篇名为《考古学与科技史——最近我国有关科技史的考古新发现》，里边涉及天文和历法、数学和度量衡、地学、 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纺织、陶瓷和冶金、农业科学七个方面， 其视野之开阔，方法之精到，论证之严密，向我们展示了科技在古代文明中存在的维度，证明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至今读起来令人兴奋，叹为观止。后面各篇更是篇篇出彩，新论迭出。
第二篇《沈括和考古学》，一方面介绍沈括在科技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介绍沈括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史料丰富，论证全面。特别是把沈括的从政经历和他的科技与考古研究活动结合起来考察，可以说是启发了科技社会史的研究新思路。我在美国读书时的导师席文 （Nathan Sivin）先生为吉利斯皮（Charles Gillispie）主编的 《科学家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撰有“沈括”（Shen Kua）条目，是一篇关于沈括的重要传记，其中就引用了夏鼐先生的这篇论文。
紧接着是关于星图的两篇论文。其中《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不仅介绍当时发现的宣化辽墓壁画中的一幅星图，而且详细探讨了二十八宿及其起源问题，以及黄道十二宫传入中国的历史，为解读宣化辽墓星图提供了极为充实的天文学史背景。其中对 二十八宿的起源问题探讨，比较综合诸家观点，而且画出了星图，从二十八宿的天文特征推测其年代，对于今天研究二十八宿的起源问题，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一篇是《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对1957年在河南洛阳一座西汉壁画墓中发现的星象图进行了介绍，对全部12幅星图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并得出了重要的结论，认为这幅星象图既不是以12个星座来表示十二次，更不是象征十二时辰，而是更像从《史记·天官书》所描述的“五宫”体系分别选取几个星官以代表整个星空。夏鼐先生的这些论断，今天看来，依然是立得住的。
后面六篇论文，一篇关于阿拉伯数字幻方，三篇关于古代丝绸和纺织，一篇关于冶金考古，最后一篇关于汉墓出土的蚀花石髓珠。 这 些论文通过介绍和分析考古发现的铁板幻方、丝织品、金属、玉石饰等实物遗存，展示了中国古代丝绸、冶金等技术的发展历史以及中国 与西方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情况。其中丰富的内容和独到的观点，发人深思，读者可以自己领会，这里就不赘述了。读夏鼐先生的著作，就像欣赏艺术作品一样，获得的是启发、美和想象。
此次新版由王世民先生主持，除原来的 10篇文章，又增补了夏鼐先生的6篇文章，分别是《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汉唐丝绸和丝绸之路》《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读后记》《湖北铜绿山古铜矿》《〈梦溪 笔谈〉中的喻皓〈木经〉》。它们与《考古学和科技史》的主题和内容密切相关，不仅进一步阐述了考古学与科技史在研究方法和材料使用上的相互支撑，而且就古星图、冶金史研究中的具体个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的篇幅虽短，但观点鲜明，证据确凿，论证有力，可以说是考古学与科学史研究结合的范例。新版把原有10篇文章和新增6篇文章合在一起编排，大体上体现了本书的主题，篇目编排是合理的。
夏鼐先生的这本《考古学和科技史》，虽然是40多年前出版的，但是今天读起来仍不过时。它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向我们展示了一套科技史与考古学相结合进行古代文明研究的方法。近年来，中国考古学迅猛发展，发掘了大量的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实物，使得我们可以根据以实物为主的“物质文化”去探讨中国古代的科技与文明。比如就天文考古而言，我本人就参与了陶寺遗址史前天文台的研究工作，在研究过程中也是从夏鼐先生的著作中得到了启发。现在科技考古的手段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冶金考古、陶瓷考古、植物考古、残留物分析、同位素分析等，不一而足。而夏鼐先生是我国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重要开拓者。在他的领导下，考古所于1965年建成中国第一座碳- 14断代实验室，对中国的科技考古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我看来，是夏鼐先生为我们打开了最初的科技史与考古学交叉研究的新视野。
夏鼐先生学识和品行，我自然是不具资格评论的。但是为了写这个序，我翻阅了《夏鼐日记》，他的学术经历，就令人钦佩不已。我看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就大量阅读各种书籍，其阅读量是我不敢想象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作为一名历史学科班的学生，竟然还 大量阅读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等科学著作。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学业更是突飞猛进，在田野考古和语言学习方面，都展示了极高的天赋和持久的耐力。这大概是他能够关注多学科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吧。
翻阅《夏鼐日记》，我还有一点个人的收获。我发现我的导师有三位出现在他的日记中，分别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的卢央先生、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薄树人先生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先生。他们都已故去，但在他们学术研究的旺盛之年，都与夏鼐先生有过相当密切的学术交往。这样一来，我可以自豪地认为，我和夏鼐先生还有了一丝学术上的渊源。于是我渐渐觉得，我为《考古学和科技史》再版写序或许有了点理由。不为别的，只为先生的学术和精神，得以接力再传。
孙小淳
2023年4月8日于北京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