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以下简称“国际大体联”）教育委员会主席维罗纳·伯克博士和中国有了第一次照面，“中国的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

那是一个特殊的节点。在北京大运会开幕前1个多月，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大运会作为中国首次举办的世界级综合性运动会，成为世界感受中国发展的一扇窗口。

“中国大陆举办过3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1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还举办过3人制篮球、足球、乒乓球等10余个国际学生体育单项赛事。”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秘书长、成都大运会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执行团长刘立新表示，“20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谱写国际学生体育运动发展的‘中国方案’。”

如果以夏季大运会为坐标，从2001年北京、2010年深圳到现在的成都，“中国方案”已经迭代到3.0版本。

“中国对世界大学生体育运动发展的贡献显而易见。”维罗纳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随着中国对世界大学生体育事业的深度参与，再提起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就是一种源于心底的信任，“从我们抵达机场直到我们离开，我都坚信，只要在中国举办，这项赛事的任何地方都将是完美的”。在她看来，“赛事办得怎么样”已不再是中国首要关注的问题，而“人”的成长将会成为大运会留给中国的最大财富，包括志愿者等赛会人才积累，更包括用大学生运动员的体育精神影响他们的同龄人，“中国的年轻人很有潜力，他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以“体”育人的缩影

“第一次，运动员基本是体校训练出来的专业运动员；第二次，大学里的运动员开始逐步增加；这一次可以说是对我们践行体教融合理念的一次成果检阅。”首都体育学院原校长、国际大体联教育委员会委员钟秉枢对媒体表示，从北京、深圳和成都3次大运会的参赛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进步。

自2005年第22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起，中国代表团组团参赛工作由教育部牵头。“至今，我们共完成9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和9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组团参赛任务。”刘立新表示，一代代中国大学生运动员在赛场上挑战极限的背后，是更加突出以“体”育人、突出面向人人、努力深化体教融合的高校体育发展脉络。

2005年，教育部首次组团参加世界大运会，来自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员胡凯就获得了土耳其大运会男子100米冠军，开创了中国大学生体育的新纪元。本届大运会上，一批得益于体教融合人才培养体系的运动员不断涌现，比如来自清华大学的女子万米冠军夏雨雨、男子排球运动员胡朕卓，来自华东理工大学的乒乓球女子团体冠军和女子单打季军赵尚，以及打破全国纪录的男子400米栏季军、北京大学学生谢智宇等。“他们在体育训练的同时，从未离开过校园，也从未放弃过文化课学习，最终成长为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优秀学生运动员。”刘立新说。

学生和运动员身份如何转换、平衡，谢智宇感受深刻，“时间分配、作息、饮食，每个细节都是影响运动成绩的因素”。

8月4日，成都大运会田径男子400米栏决赛中，凭借最后的冲刺，谢智宇从第四名成为第三名，以48秒78的成绩获得铜牌，这一成绩也打破了该项目49秒03的全国纪录。

这名来自北京大学的00后近年来一直是国内田径赛场男子400米栏项目的佼佼者。自2019年全国田径锦标赛男子400米决赛中，以打开47秒大关的成绩夺冠后，谢智宇就进入了兴奋剂注册检查库。从那时起，他不仅需要定时填报行踪信息，时刻配合兴奋剂飞行检查，更要大幅调整饮食习惯，“从此就不能随便在外面吃猪、牛、羊肉，鸡肉和海鲜相对安全，但也要谨慎。”他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展示了手机里保存的“禁食清单”，瓜子、红牛、夫妻肺片、火锅等赫然在列。

除了管控饮食，谢智宇还会尽量把课程选在上午，把下午时间留给训练；甚至从小就喜欢的篮球，也因容易崴脚而被他主动放弃，“会影响田径训练比赛，等我退役了再回球场吧”。

兼具大学生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让谢智宇感受到不同的世界。“在学校里，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同学交流，让自己的视野不会只局限于赛场，而到了赛场，又可以感受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他很享受成都大运会的氛围，“像一个小地球村，收获了很多非常奇妙的友谊”。

“面向人人”的赛场

“你知道布隆迪吗？”运动员詹姆斯的出现让谢智宇知道了这个位于赤道南侧的非洲中东部国家。国土小、人口多、资源贫乏、无出海口让布隆迪成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可即便只有7名运动员参加成都大运会，他们依然在男子4×400米接力比赛中闯入决赛，和中国、土耳其、波兰等队同场竞技。

回程的大巴上，谢智宇的跑鞋引起了詹姆斯的注意，但得知超过60美元的价格后，詹姆斯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一路交谈，一个远在非洲的国度闯进谢智宇的认知，戳中他内心的不是对方破旧的球鞋，而是“不同的训练环境里，我们对体育的热爱却高度一致”。他决定将自己的另一双跑鞋送给詹姆斯，对方表示，“尺码多大都可以，大了无所谓，小了挤挤就行”。

“临行前两天，我们才知道要穿统一的衣服，所以紧急向其他体育协会借了队服。”布隆迪代表团官员埃里克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大运会，“如果没有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和国际大体联的帮助，我们的运动员不可能体验那么精彩的赛事”。该代表团共10人组成，包括3名官员、7名运动员，“中国朋友帮我们负担了5名运动员的往返机票等费用，国际大体联的援助计划帮助两名运动员和1名官员来到这里，而另外两名官员则由布隆迪政府负责”。

埃里克提及的国际大体联援助计划在1987年已经出台，1991年正式开始实施，通常情况下，人均GDP在3500美元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均可申请，最终国际大体联发展委员会将根据实际情况及各项要求确定名单，为1名男选手、1名女选手以及1名教练或官员提供参赛的差旅、住宿等费用。而本届大运会约有47个代表团的132名运动员像詹姆斯一样得到资助。

来自海地代表团的皮特森今年25岁，练习柔道已经12年，为了参加成都大运会柔道男子100公斤级比赛，他需要办理3次签证，转3趟飞机，仅飞行时间就超过24个小时。

他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因海地政局动荡，高校体育很难发展，“我们几乎没有正式的运动员”，如果有运动天赋的选手想延续运动生涯，必须到美国或其他国家寻求训练机会，“像参加世界大运会这样的机会更罕见了”。在成都的赛场上，他第一场比赛就被对手淘汰，但他觉得遗憾之余，也庆幸能见到更大的竞赛舞台。皮特森决定回国后主动寻求更专业的训练机会，“这次比赛让我有了野心，我想站上巴黎奥运会的赛场”。

赛场内外的共振

“面向人人”除了要通过援助计划帮助更多国家和地区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参与大运会，在维罗纳看来，国际大体联还希望让体育辐射到更多年轻人，真正落实到“人人”。

可她很清楚，“在这个年代，成为运动员并不容易”。对不少00后运动员而言，维罗纳像一位亲切的阿姨，但她喜欢自己的年纪，“因为我是在运动的伴随下长大的”。反而，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需要挖掘更多体育活动去吸引他们，“无论是奥运会还是大运会，吸引年轻人加入体育运动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她表示，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将体育融入日常，是培养青少年体育习惯的重要方式。

“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国群众体育的普及与发展水平。”刘立新表示，我国约有2.9亿名在校生，发展学校体育是发展群众体育的一个重要抓手，“如何让体育运动在校园中推广普及起来，如何让更多孩子爱好体育、参与体育，并养成终身运动习惯，事关强国战略和民族复兴”。而在成都大运会之后，中国大体协也会加强和国际大体联的互动，继续借助多个项目推进中国高校体育的发展。

“健康校园”计划就是其中之一。据国际大体联发展与健康校园部主任费尔南多·帕伦特介绍，2019年，国际大体联在全球大学范围内启动“健康校园”项目，“旨在全面提高大学生健康水平，在实现身心健康和增强社会适应能力的同时，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通过大学校园和社区‘健康校园’建设，体现高质量的大学教育水平”。为此，项目设置了体育活动、营养、疾病防控、可持续和社会责任等7个领域的100条健康校园标准，并根据申请学校达标情况授予其铂金、金、银、铜或合格等5个级别的认证。

迄今为止，全球五大洲共计125所高校报名申请认证，59所高校获得“健康校园”相应等级认证。在中国大陆，成都大学、东华大学、成都体育学院等学校均获得不同等级的认证，北京大学作为全球首批7所示范高校之一、亚洲第一所试点高校参加全球大学“健康校园”项目，获得了最高级别的铂金认证，成为亚洲第一所获此认证的高校。

“北大加入‘健康校园’计划已经超过3年，‘大健康’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了。”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主任郑重告诉记者，目前，校园最大的改变是建立了在校园健康领域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现在学校和健康相关的各个部门都在北大“健康校园”工作组中，有任何需要多部门协同的工作都可以快速组织起来。

在“健康校园”的促进下，北大原有的体育资源得到优化整合。谢智宇能明显感受到校园体育氛围的变化，“很多周围的同学都开始参与夜跑活动，而我们的体育场也得到了优化翻新”。郑重表示，健康校园不仅面向全校教职工和学生，帮助大家提升健康观念，对校内的大学生运动员而言，也是一次体育资源和体育观念的再升级。

在费尔南多看来，健康校园计划有可能对大学体育的评价体系产生影响，“它的成功实施不仅可以影响大学校园，促进一代人的运动与健康意识，甚至可以影响社会对大学的评价。”他表示，当所有人都把体育和健康当作重要的事，今后的大运会也将变得更加精彩。

文/梁璇

编辑/倪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