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兴衰是大国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任务，也是大国竞争中赢得优势、大国博弈中保障安全的迫切需要。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研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

中国正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将发展重心锚定实体经济，保持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基本稳定，巩固我国完整产业体系优势，避免经济脱实向虚，凸显了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重要性，指明了当前最需要从市场、企业、宏观调控等层面综合发力、重点突破、重点推动的政策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

现代经济治理的一个重大主题，就在于搞好“虚实调和”。历史上曾经有不少发达国家走了脱实向虚的弯路，吃了大亏。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本世纪初的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是落入经济“虚拟化陷阱”的警示教材。

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高投机性四个方面。从近几十年世界经济发展来看，“虚拟化陷阱”诱惑性非常大，越是“聪明人”、越是“聪明企业”、越是实力较强的国家，越容易跌进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主导的“去工业化”一度很时髦，虚拟经济自我膨胀、超常发展甚至成为一种全球化现象。大量企业甚至政府部门纷纷“重虚轻实”“脱实向虚”，房地产投机热潮涌动，金融市场迅猛扩张，实体经济严重弱化退化，大量就业人口转向金融和金融服务业，曾经一派繁荣的一些重工业中心沦为“铁锈地带”。其结果，就是引发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面对金融灾难痛定思痛，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认识到，制造业才是立国之本，必须将“去工业化”彻底扭转为“再工业化”。

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开辟科技创新赛道的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国家之本，对保持长久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在应对危机的时刻，更需要有强大的实体经济，才能迎战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带来的冲击，屹立不倒。这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的“硬道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实体经济振兴发展，明确提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中国式现代化不能走脱实向虚的路子”“要扭住实体经济不放，继续不懈奋斗，扎扎实实攀登世界高峰”……一系列重要论述，生动阐明了实体经济举足轻重的分量。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防止脱实向虚必须一以贯之

分析来看，脱实向虚包括经营主体脱实向虚和金融本身脱实向虚两方面内容。

六七年前，一些地方出现了资本大量抽离实体经济的“去实业化”现象。影子银行、表外业务、同业业务急剧扩张，非金融企业纷纷参股、控股金融机构，不少上市公司偏离主业，依靠理财产品和房地产投资维持利润增长甚至实现扭亏为盈，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自我循环、自我空转。

一边是金融套利令人咋舌，一边是实体经济不受青睐。明显的产业“空心化”苗头和实体经济弱化问题，成为当时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风险。金融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减弱了科技创新动力、消磨了企业家精神、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积累了大量金融风险。如果不能有效遏制这一势头，中国经济很难实现转型升级。

针对脱实向虚的种种乱象，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回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向”的四大原则，以及“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经过努力，“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金融机构体系持续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金融功能由失调到正常，金融适应性明显增强。2022年9月，央行指出，经过集中攻坚，一批紧迫性、全局性的突出风险点得到有效处置，金融脱实向虚、盲目扩张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总体可控。我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突出表现在金融机构稳健性程度保持在较高水平。

5年治理金融脱实向虚，成效值得充分肯定。但这并不意味着防范脱实向虚可以歇歇脚、松口气，必须做好一以贯之的心理和政策准备。

最近一个时期，货币信贷较快增长与低通胀率形成鲜明对比，金融面的“资产荒”与实体面的“资金荒”形成矛盾体，引发了市场对“资金空转”的担忧。

去年以来，我国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助“六稳”“六保”的一揽子政策陆续实施，货币政策发力，配套资金到位，相应表现为金融数据领先于经济数据。不过，最近一个时期，广义货币（M_2）保持同比高增速的同时，狭义货币（M_1）同比增速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却整体处于偏低水平。在受访专家看来，这反映出大量资金滞留于金融层面运作，未能高效进入实体经济循环。

“观察政策效果的一个关键角度是看企业拿到贷款之后，有没有把贷款花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指出，如果企业贷款后没有形成支出，而是转为理财产品、存款，那么便无法支持需求增长，也就不能支持经济恢复。根据央行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住户存款增加11.91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4.96万亿元，同时银行在内生贷款需求不足背景下也明显加大债券投资等的配置力度。对此，不少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实体经济有效需求仍显不足。

资金的天性就是流向可以获得最高回报的地方，其敏感嗅觉总能在不同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之间作出比较。这种天然逐利性，就是“脱实向虚”抑或“脱虚向实”的流向阀。

对于前些年的脱实向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晓晶认为，主要是因为当时实体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制造业利润率低于虚拟经济利润率，同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货币环境整体宽松，流动性充裕，金融市场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攀升，引发更多资金进入虚拟经济领域。

对于当前的资金空转现象，接受经济日报采访的专家学者认为，主要是受盈利预期转弱影响，一些企业扩大生产经营的意愿不强，融资需求疲弱，获取贷款后立即转换为存款。流动性淤积在金融体系内部，导致不同产品间多层嵌套，容易引发空转问题。

我国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最根本的是让实体经济壮大起来，让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有利可图、大有可为。

健“实”补“虚” 强壮实体经济

过去几年，我国实体经济经历了艰难时期。国际格局演变，科技竞争更趋激烈，许多关键核心技术仍面临“卡脖子”危机，部分行业核心竞争力不足，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中下游，高端和优质产品自给程度不高，一些企业深陷资源能源约束，发展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对症开方，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精准发力，推动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

要把政策基点放在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上。破解困境，迫切需要“看得见的手”来引导市场资源配置。例如，新冠疫情发生后，银保监会等五部门出台政策，流动性遇到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可延期还本付息，缓解了众多企业资金链的紧张；3年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超60万亿元，重点流向了制造业、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以及小微“三农”等领域，为“六稳”“六保”发挥了很大作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消费政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管服”改革等，都应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针对性、直达性、精准性，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渡过难关、平稳发展。

要用创新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今天的“中国制造”面临前所未有的夹击：前有发达国家封堵，后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紧逼，而传统的粗放式增长老路，我们也不可能重走。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创新，来一场品质革命。制造业是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要在“去”“转”“育”上做大文章：对落后产能坚决彻底“去”，加快“腾笼换鸟”；借助新技术有力“转”，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改造；瞄准高端前沿精准“育”，突破性培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高端产业，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实现以科技创新为依托的高质量发展。

坚持系统观点和全球视野，将壮大实体经济放在更宏大的历史维度上把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协调，不能就实体经济抓实体经济、就制造业发展制造业。要统筹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优化支撑保障，既补齐基础设施短板，还要加快推进“新基建”投资，铺就长远发展的“高速路”；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打造一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健“实”同时，还要补“虚”。近年来整顿虚拟经济乱象，并非不要虚拟经济，而是要促进虚拟经济健康发展。要看到，无论是解决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对民营企业占主导的制造业的融资供给相对不足，还是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的“耐心资本”，多元化、运转高效的金融服务体系尤其是健康的资本市场，都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就体现在优化资源配置上，资本市场则是实现社会资金优化配置的“最高级场所”，也是一个国家金融成熟的标志，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促进力量。

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既需要银行的间接融资即货币贷款，也需要股市IPO、配股带来的直接融资。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日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作出“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的工作部署。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系统性、制度性、法治化改革，逐步稳妥地解决影响资本市场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障碍，补上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块重要短板，让充裕的社会资金更有效地投向实体经济，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产业支撑。

编辑/樊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