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岁的高智商高管却被妻子吐槽“不靠谱”，做事拖拉、办公桌又脏又乱；35岁的科研工作者经常赶不上火车；22岁的铲屎官在喂猫粮、上猫砂的小事上总是启动困难……这些小问题来自他们的身不由己，这是一种叫做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病症——也称多动症。

这种病症不仅仅发生在儿童身上。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了多位成人多动症患者，对于“注意力不集中”、“时间观念不强”、“拖延症”等偏离标准的小毛病，多数患者表示，在确诊后这些行为都有了解释，有人不再内耗，也有人正尝试着与ADHD和平共处。

45岁高智商高管被妻子吐槽不靠谱 带孩子看多动症后自己也被确诊

其实多动症并非儿童专有的疾病，不少成年人也深受困扰。而就诊时，成人多动症患者却比儿童患者要面临更多的困难，他们多数人只能在儿童门诊和小孩一起看着动画片候诊，在今年3月之前，吃药也只能自费。

浙江杭州45岁的刘先生（化姓）是一名高管，在别人眼中，他毕业于浙江大学，智商极高。但在妻子眼中，他却是“不靠谱”的，做事很拖拉，开车很慢还经常开错路，打麻将也会看错牌，出门前总是忘了带走要扔的垃圾，办公桌又脏又乱，与妻子聊天也老是分心，听不进去。

在儿童医院带两个孩子看多动症时，刘先生发现孩子身上的症状他也有，被推荐到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的成人多动症专病门诊，在这里，医生听到了妻子对刘先生的吐槽后做了相关检查。随后，刘先生被确诊成人多动症。

为了方便成人多动症患者就诊，去年3月，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开设“成人多动症”专病门诊，每周三下午限15个号，一年多来已接诊近千人，其中不到20%患者确诊多动症。“成人多动症”门诊刚开时，知道的人并不多，首月只挂出了两个号，但一年多过去，如今每周的号均能挂满，甚至有湖北、江西、福建等地的患者慕名而来。

7月28日，浙大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主治医生覃艳华告诉北青报记者，来就诊的成人患者有的是在网上对照量表自测发现自己可能患有多动症，有的则是像刘先生这样，家里孩子确诊了多动症，一对照发现孩子身上的症状自己也有，从儿童医院被推荐过来的。目前基本每周都会到医院开药。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今年1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 (2022年)》中，治疗多动症的专注达(盐酸哌甲酯缓释片)已经完全纳入医保目录，不再要求是“儿童患者”，成人患者用药也可以走医保，3月1日起正式执行。

覃艳华介绍，专注达（盐酸哌甲酯缓释片）是目前治疗多动症用得最多的药，确实从今年3月起，成人患者的用药也纳入了医保。在此之前，儿童患者最大的也只能用到14岁，而成人患者用药只能自费。该药品属于一类精神处方药，为了防范违规用药，对患者问诊时，医生也会询问家属，以确认患者是否符合用药条件，每次开药只能开一周的量。

35岁科研工作者经常赶不上火车 同时确诊多动症、焦虑症和抑郁症

林秋正是在自己对照量表自测后，怀疑自己患有多动症才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就诊的。35岁的林秋（化名）是一名科研工作者，她第一次知道ADHD是在罗永浩的一个访谈中。对照罗永浩身上的症状，她发现自己也明显存在拖延、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明知道一些事很重要，就是没办法去完成，大脑似乎不受控制。就像赶火车，我经常错过时间，也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不断犯错。”

这样“失控”的自己令林秋很苦恼，与爱人商量后，去年7月，她决定到医院就诊。“要不是看了罗永浩的分享，我都不知道这个病应该去哪里看。我找的就是给罗永浩看病的医生，但挂号很难，我花了1000元找黄牛才挂上号。看病是在儿童门诊，那里有不少因为学习困难过来看诊的孩子，我一个成年人在其中很尴尬。”

经过详细的询问和一系列的检查，林秋确诊多动症，同时确诊焦虑症和中度抑郁。虽然也怀疑过误诊，但这一纸诊断书让林秋长期以来的一些异常表现有了合理的解释。确诊后，她反而好受很多。“医生给我做了很多检查，结果发现我的大脑波段图就是跟正常人不一样。医院的检查都很专业，而且诊断依据的并非只是我的生活习惯或经历，更多是因为器质性的问题，应该不会出错。”

回溯成长历程，林秋觉得小时候的自己似乎没那么好动，但在课堂上总是坐不住，一节45分钟的课要安安静静坐着实在太难了，老师讲得稍枯燥点她就走神了。“但女孩子又比较乖，也不敢离开座位，只能坐一会就挪一下屁股。”

在林秋的印象中，她从小成绩就不好，记忆力也差，数学尤其学不好，那些证明题她总会跳着写证明过程，省下几个推导步骤。“我是急性子的人，思维也是跳跃着的，做事很急躁。高考之后，不用再经历那么多的考试，我的人生才终于不一样了。”

目前，林秋已经开始按医嘱规律地吃药，也尝试着与ADHD和平共处。

30岁文字工作者认真检查稿子却总出现错别字 被同事怀疑多动症后确诊

林秋在就诊中遭遇的尴尬，今年2月，周欣也经历过。当时，她在家人的陪同下，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儿科，和候诊的儿童患者一起看了很久的《小猪佩奇》动画片才见到医生。经过发育史询问和一系列检查，周欣确诊ADHD的C型，也就是冲动混合多动症。

周欣告诉北青报记者，她的症状在小时候就有表现，她肢体不协调，不会爬行，后来直接学会了走路，她学过打乒乓和写字，但掌握得都不好。上小学一年级，好动的她很快就把学校配的木椅子摇坏了。在学校的要求下，父母为她买了铁制的专属桌椅。同时，她的情绪控制能力也比同龄人差。“我父母很怕带我出去，因为我经常不知怎么就不开心了，就大哭起来，而且很难止住。这一点让幼儿园老师对我印象深刻，现在在街上遇见，我的幼儿园老师还能叫出我的名字。”

这些问题在如今的周欣身上仍存在，只是表现有所不同了。在检查中，她发现自己的空间智力只是刚好及格，平时也经常左右不分。虽然不像小时候那么好动了，但在工作中，她还是忍不住在手上转点小东西，开会的时候听领导讲话也总容易走神，长时间保持专注和安静仍有困难。“最近一次赶高铁我差了几分钟，没赶上，我就很愤怒，跟高铁站的工作人员吵了起来。其实我知道这跟工作人员没什么关系，不应该这样，但就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哪怕很认真检查自己的稿子，周欣也难以改掉所有的错别字。“因为这个事，我跟同事沟通不太愉快。也是因为这件事，我第一次听到ADHD。有一次，他说怀疑我有ADHD，我当时很生气，觉得他在骂我有病。但他爱人是心理学博士，他对这个病是有点了解的，后来经过他爱人电话沟通，我才决定去医院就诊。”

拿到诊断结果后，周欣开始接受认知行为治疗，目前效果并不显著。但改变其实已经在周欣的生活中发生。“我已经30岁了，顺利读完了硕士，也有自己的工作，我其实已经不担心这个病影响学习，在医生的建议下，我选择先不吃药。”

周欣说，这个确诊结果帮她更好地认识自己，更有针对性地调整自己。“我知道自己的一些不良表现并非因为‘我是烂人’，而是因为‘我病了’。当我不再出现错别字的时候，我同事也会说‘很棒，我知道你付出比别人多’。”

堆积40多个快递不拆、开会直接打断上司 “确诊多动症后我不内耗了”

25岁的罗拉（化名）小时候和周欣一样，在课堂上属于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小孩。去年9月，拿到多动症的诊断书，困扰她多年的“注意力不集中”“没有时间观念”“拖延症”等糟糕行为都有了解释。罗拉也终于不用再跟自己较劲、内耗了。“知道结果以后我释然了，终于知道了我为什么会有那些行为，也能更好地克服困难了。”

罗拉从小到大几乎没听过一节完整的课，专注学习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她的学业几乎都是自学完成的。老师为了“照顾”她，甚至把她的座位调到第一排。上了高中，课程难度增加，她的成绩也明显下滑了。但这些异常表现，父母只当罗拉是因为上学早，比班上同学年龄小的原因，并没太当回事。

除了注意力难以集中，罗拉还有“启动困难”。对她而言，“开始”做一件事就很困难，就算拆快递也是如此。最严重的时候，她在家里堆积了40多个快递都没拆，“因为我没有驱动力去做这件事。”不仅在生活中，学习、工作上也是如此，“考试一定得到最后才复习，任务一定到截至时间快到了才去做，我也很容易迟到。”

甚至在社交中，罗拉的症状也很明显。罗拉有个小毛病，经常打断别人说话，朋友经常提醒她“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这个症状也被她带入工作中。

毕业以后，罗拉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工作，有时候公司开全员大会，过长的会议时间让她感到不适，她会直接打断上司。“当时我的大脑告诉我，我没办法听下去了，必须打断他。但事后又会想，我怎么这么蠢啊，做了这种事。”

直到身边有朋友确诊成人多动症，罗拉才知道ADHD，对照着网上找的自测量表，她怀疑过自己也有多动症。去年3月，罗拉决定考研，这些症状已经影响到她的复习，她才决定到医院看看。在深圳康宁医院成人ADHD门诊，她先后做了注意力测试、脑电波特殊点位测试，最终确诊。

确诊后，罗拉开始重新认识自己，把ADHD当成自己的人格特质来接受，积极寻找办法来克服相关症状带来的困扰。“比如我知道自己会拖延，我就给自己更多准备时间以免迟到；我会告诉朋友们，打断说话并不是故意要让他们难受；我还会去学习各种阅读方法......”

22岁铲屎官对喂猫粮、上猫砂存在启动困难 因抑郁状态就医确诊多动症

安几（化名）对于自己身上的多动症表现其实是后知后觉的。她今年22岁，目前是纽约大学数学专业的一名准大四学生。

大一时，她因为抑郁症状去看心理科医生，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同时被告知她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病，第一反应是，我怎么可能得这个病？直到医生问我有没有经常打断别人讲话、注意力难以集中等问题，我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有这些问题，并开始有意识地去调整。”

早在儿童时期，安几就有多动的症状。小学时，她成绩很好，但也是令老师头疼的课堂纪律“破坏王”。经常课听着听着，她就离开了座位，甚至钻到课桌下。“老师经常向我妈妈告状，但当时家里人这方面的知识比较少，也没有带我去看医生。”

升上初中，安几在深圳重点中学的重点班，她感觉自己怎么学习都很难进步。“可能是因为成就感太低了，就不愿意学了。我学一点就想立马看到成效，但当时那个环境特别难看到。到了高中，我去美国加州上学，从九年级开始学，这边的数学、物理教得也简单，我随便学一下成就感就很高。对想学的东西，我经常能以高专注度学习一整天。”

多数多动症患者都存在学习困难的问题，但安几在学习上似乎表现还不错。对此，心理医生给安几的解释是，因为她智商比较高，学习相同的知识点，她所需要的时间更短，因此，注意力缺陷对学习造成的负面影响有一部分被代偿了。即便如此，ADHD对安几的生活仍旧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作为一名铲屎官，安几对于喂猫粮、上猫砂都有启动障碍。她需要不断提醒自己，才能完成这些看似简单的任务。“我在饮食上是有障碍的，不是厌食就是暴食，包括睡觉，我也很难有规律的睡眠。同时，我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但可能干一阵子就想去做别的。这也让我也很难确定，以后要不要继续读博。这些问题其实对我来说是困扰比较大的。”

之前因为担心对药物上瘾，安几很抗拒吃精神类药物。但最近，多动症似乎已经影响到她的学习，为了向学校申请放宽交作业的时间限制，她开始看医生、吃药。“现在我能接受吃药，吃药并不会让我突然爱上学习，但可以让我平静地学习我讨厌的历史，也能学进去，而不是一边哭一边强迫自己坐在电脑前看文字，却没办法读进脑子。”

ADHD是否会遗传？医生：遗传度高达70%至80%

在就诊过程中，林秋了解到，多动症的遗传率很高。在自己确诊后，她认为，母亲大概率也是多动症患者。“她干家务总是做不到井井有条，桌上、抽屉总是乱乱的。我原来也跟她一样，长大后才改变的。现在，我闺女不到三岁，跟我小时候一样，做事情也不专注，比如看书、听故事，总喜欢这边翻一翻，那里动一动。我担心她可能也会有这个病，在给她讲故事的时候，会不断地去试她，看她是不是在专心听。”

林秋的担忧有数据支持，覃艳华医生介绍，多动症的遗传度高达70%至80%，属于发育性疾病，患者脑部发育与正常人不一样。

覃艳华说，成人多动症通常有注意力不集中、注意力难持久、记性不好、拖延、易冲动、易发火等症状，同时还会合并焦虑、失眠等问题。成人多动症患者脑部发育已经定型，药物治疗无法根治，但可以改善症状，恢复患者的社会功能。

此前，林秋一度很抗拒吃药。一来是担心形成耐药性，二来觉得开药麻烦，“更难以接受的是自己需要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的事实”。从医院开回来的药，她会尽量省着吃，只有在需要维持高专注度工作的时候吃，周末休息时尽量不吃。得知自己吃的专注达已经完全纳入医保，林秋很开心，“太好了，如果不能走医保，需要长期吃药，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除了林秋，不少成人多动症患者都会担心吃药的副作用，担心上瘾，形成耐药性。对此，覃艳华表示，吃药的副作用因人而异，吃专注达等治疗多动症的药可能出现心慌、心悸、手抖的反应，有的人会还有肠胃不适，也有人因为吃了药过于兴奋晚上睡不着，但这些不良反应一般在吃药一周后能消失。此外，医生在给患者开药时，也会通过脑电波排除癫痫、肝功能不健全等因素，“能开药的吃了一般是没问题的，是用药过程中，我们也会跟进检查药物是否对患者肝脏造成损害。”

同时，覃艳华坦言，对于成瘾性，患者大可不必担心。多动症的治疗药作为一类精神处方药，医生在开药时很谨慎，开药量不足以让患者成瘾。根据其临床经验，不同患者有效的剂量可能不一样。“有的人一天吃一颗，有的吃两颗。我一年多观察下来，有患者吃一颗没效果，刚开始的两三周内就会把药量提上来，最多吃两颗就有效了，目前也没出现药效衰减的情况。如果有耐药性，一般在用药一年内会显现出来。有的患者为了工作维持专注才吃药，周末休息不吃药，这也是没问题的。”

ADHD是否属于“天才病”？医生：ADHD并非天才病 但患者智商没问题

在罗拉确诊ADHD后，妈妈平静地接受了，母女俩还认真讨论了家族遗传的问题。“我能感觉到我妈妈也有启动困难和多动等症状，给她做了自测量表，大概率也是患有多动症，但她不愿意接受治疗。”妈妈的态度让罗拉意识到，很多成人多动症患者受限于文化、认知水平或当地医疗水平，正面临着无法确诊和治疗的困境，“对于跟别人不一样的症状，他们始终找不到答案。”

对此，覃艳华坦言，有的患者平时可能只需要做做家务，对专注力维持需求不少很高，对生活影响不大，不想就诊治疗，其实也是没问题的。“这个病的治疗也无法根治，主要是帮患者恢复功能。”

北青报记者搜索发现，除了浙大邵逸夫医院和深圳市康宁医院有成人多动症专病门诊，国内部分医院也针对多动症开设了“学习障碍”“学习困难”门诊，但更多是针对儿童患者。

覃艳华表示，早些年，对于成人多动症，有些精神科医生并不了解，近些年随着宣传科普及精神专科培训的深入，医生和患者对这个病的认识都更多了。“我们的专病门诊直接叫‘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门诊’，有些医院也能看这个病，但门诊的名称指向性不是很直接。”

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确诊经历后，罗拉关注到，网上关于成人多动症的分享帖很多，有一部分网友自动对号入座，自我诊断，甚至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天才病”。北青报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不少分享确诊多动症的成人患者均来自名校，属于高级知识分子。

对此，覃艳华解释，多动症并非“天才病”，但这个病不影响智力，多动症患者的智商是没问题的。“来自名校的患者较多可能是由于这部分人本身的工作属性，对专注持续时间要求更高，用脑需求也更高，比如要开会、做文书工作。他们也对注意力缺陷更敏感，更容易发现自己的问题并就诊。其他一些患者可能从事体力劳动，对注意力缺陷不敏感，甚至没有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成人多动症”平均患病率2.8%，高收入群体为3.6%，中收入群体为3.0%，低收入群体为1.4%。在深圳样本调查，患病率为1.8%。

由于缺乏社会普遍关注，我国“成人多动症”实际病人数量、地区分布等，至今没有明确数据。对此，有精神科专家呼吁，希望我国能尽快开展大规模“成人多动症”的流行病学调查，从长远上看对破解“成人多动症”发病之谜、研发新的治疗方法都具有积极作用。

实习生 罗艾敏

统筹/孙慧丽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戴幼卿
编辑/王朝
校对/王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