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 1910 年 11 月整个俄罗斯的报刊资料，心头的感觉难以言表。先前我们就曾提到那个时期的办报风格：头版几乎全都留给了广告，还是小到滑稽程度的日用品促销小广告，包括私人兜售单件剩余用品—“小狗一条出售，有意者联系” —的小帖子，给人鹑衣百结的感觉。

然而这年的 11 月 8 日，所有报刊的头版都改变了面目，镶在黑框内的托尔斯泰大幅肖像被摆到了最显要的位置：前额突出，眼窝深陷，内敛而敏锐的目光散射着穿透灵魂的力量。“托尔斯泰逝世”，这不是一条简单的新闻，而是回响在俄罗斯上空的雷声，照亮俄罗斯每一个角落的闪电，振聋发聩，炫目刺心。俄罗斯大地颤抖了，抖落了风尘，抖落了私欲，抖落了现代文明带来的喧嚣。至少在这一天里，蝇营狗苟的人们抛下了“商品”“服务”和“便利”，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了更重要的价值。

高翔于生命之上的价值……

托尔斯泰的遗体安放在橡木棺内，棺盖上没有十字架。“用这种棺材装列夫· 尼古拉耶维奇，我死了只配躺在几块薄木板钉成的小匣子里。”作家的遗孀见此情景，不禁悲从中来。

丈夫气绝，索菲娅· 安德烈耶芙娜精神崩溃，连着晕厥了好几次。回过神来以后，她默默走近丈夫的停尸床，在床头坐了下来。“她抚摸着曾经是她丈夫，而今阴阳两隔的那具尸体冰冷的额头，脸上浮现出坚毅的神色。”《俄罗斯导报》记者康斯坦丁· 奥尔洛夫写道，“一切都结束了。

这个世界上最明亮的那盏灯，骤然寂灭。她顿了顿，又开始抚摸那一方凸起的额头，嗓门压得低低的，喃喃自语：‘我的心肝，我的人生。11 月 7 日从早至晚，阿斯塔波沃火车站工作人员及附近居民，获准向托尔斯泰的遗体告别。东正教教友向帕尔芬尼主教集体请愿，要求允许他们在火车站小教堂里为亡者做安灵弥撒。帕尔芬尼以主教公会有约在先为由，拒绝了教友的申请。“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事得主教公会出面。”瓦尔索诺菲神父说。他撂下一句话：列夫再强大，也难逃生死之

定数。没过多久，他就和帕尔芬尼主教踏上了归程。

奥佐林的公寓周围，《记忆永恒》的歌声此起彼伏。《萨拉托夫之页》记者指称，仅 11 月 7 日一个早上，进出奥佐林公寓瞻仰托尔斯泰遗容的来客，即达 3000 多人。

托尔斯泰的灵堂里花团锦簇，遗体周边摆满了花圈。当地知识分子奉赠的花圈上写着“谨献爱的先驱”字样，中小学校学生的赠言更加真挚动人：“献给伟大的爷爷—小小崇拜者敬挽。”

凌晨 1： 15，载有托尔斯泰灵柩的列车从阿斯塔波沃出发，驶往雅斯纳雅· 波良纳方向，车厢上标着“辎重”字样（将契诃夫遗体运往莫斯科的车厢上悬有“牡蛎”标示牌）。托尔斯泰的“逃亡之路”足够漫长，归程走了一天一夜。有一个问题大家一直拿不定主意：下车过夜选择哪一站好—戈尔巴乔沃，还是科兹洛夫镇的扎谢卡车站？经过一番讨论，大家最后敲定的是戈尔巴乔沃，因为科兹洛夫镇已经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警方怕托尔斯泰的到来会引起骚乱。 9 日 6： 30，火车抵达扎谢卡站，从这里出发直到雅斯纳雅· 波良纳，再没有交通工具可以利用，棺木需要大家肩扛手抬。车站上回荡着《记忆永恒》的歌声，没有人指挥的乐队，庞大的合唱队伍，歌声显得不那么整齐，但旋律是如此沉郁、苍凉，划破了黎明前阴冷潮湿的黑暗。迎柩队伍的前面打着一面手写的条幅：“列夫· 尼古拉耶维奇！慈心大爱，永志不忘！雅斯纳雅· 波良纳的农民，你留在身后的孤儿。”横幅制作粗糙，一生难得动几回笔墨的农民不会规划版面，大大小小的字母挤成一团，有些单词不得不掐头去尾，略去部分字母。上午 11 点，托尔斯泰的棺椁在众人的扶持之下，缓缓进入雅斯纳雅· 波良纳。

托尔斯泰的葬礼确如其生前所请，“没有神父的焚香祈祷，没有唱诗班的赞礼”，更没有冠冕堂皇的墓前致辞。站在众人面前发表演讲的，只有托尔斯泰家的老朋友—老戏迷兼革命家列奥诺德· 苏列尔日茨基，由他向大家解释托尔斯泰的葬礼办得如此简单的原因。棺椁放入墓仓的那一刻，大家都跪了下来；受地方当局委派维持现场秩序的警察无所适从，木桩子似的杵在原地。“跪下！”警察听到众人的喊声，犹犹豫豫地跪了下来。

托尔斯泰的下葬时间是： 1910 年 11 月 9 日，下午 3 点钟。托尔斯泰死后，诸子一致表示接受父亲遗嘱里所做的安排。索菲娅· 安德烈耶芙娜跟女儿萨莎讨论过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那部分托尔斯泰手稿的处置方案，俄罗斯议会参院也明确表态，支持她对这部分视若珍宝的先夫遗产的所有权。她亲手将丈夫的手迹存入了历史博物馆，但历史总是站在她的反面，让她受尽命运的嘲弄。报刊连篇累牍地登出有关她的新闻，有些报道几近毁谤污蔑，她那颗早已破碎的心，被悬到大众道德审判的十字架上。时间是弥合人际关系裂痕的良药，索菲娅· 安德烈耶芙娜与女儿萨莎间的分歧与日俱减，母女和好如初，最后，她在萨莎怀中离世。

丈夫亡故后，索菲娅· 安德烈耶芙娜彻底变了一个人。不过与 1870年至 1880 年托尔斯泰的转变不同，她世界观的转化是悄无声息地完成的，轻松自如，水到渠成。子女各奔前程，丈夫先她而去，索菲娅· 安德烈耶芙娜一个人留在雅斯纳雅· 波良纳，亲历十月革命，内战初起；看着红军扑灭邓尼金武装，将大俄罗斯帝国残存的尊严践踏殆尽；然后带着自己的那点尊严与荣誉，走到生命的尽头。

“母亲晚年淡泊宁静，与世无争。”塔季亚娜· 利沃芙娜在回忆录中写道，“父亲曾希望她做到的事，她大部分做到了。她变了，变成了他梦寐以求的那种贤妻良母，变成了他愿意为之牺牲荣誉、牺牲一切的那种女人。她的心与父亲贴得更近，接受了父亲的素食主义生活方式……老来寂寞的她，讲得最多的是她夭折的小儿子 * 和她的丈夫。有一次她幽幽地对我说，她经常想起我们的父亲：‘我对他不好，这是我此生最大的悔恨。’”

伯爵夫人的眼睛有问题，随着年事渐高，视力一天不如一天。但她有一个习惯：每天都要出门走一段长路，在丈夫的坟头黯然伫立，清除坟茔周边的杂草……

阅读她历年写了又改、改了又写的遗嘱，谁都会动容。她有什么财产需要通过立遗嘱的形式在子女间分割？雅斯纳雅· 波良纳早就被女儿萨莎和切尔特科夫买走分给农民了，用的还是列夫· 托尔斯泰晚年作品获得的收入。他们这么做，完全符合丈夫遗嘱所列条款。几个儿子都不是省油的灯，旧账未还，又添新债，几年下来逐渐掏空了她那点私蓄。“他们中间就没有一个生活过得幸福如意的，每念及此，我心痛难忍。”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不懂生活，只知道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过

日子……”

“今天伊利亚找我来了，我给了他 1000 卢布。他很可怜，没有一点出息。他还有一个毛病，怨天尤人，唯独不检点自己。”

“米沙来过了，拿走了 1800 卢布……”

“安德留沙找上门来，从我这里拿走了 2000 卢布……”

“安德留沙今天来了，他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陪护他同来的还有伊利亚，我给了他 6000 卢布，算是对他念兄弟情的报偿。他见钱眼开，乐不可支。”

“多拉说，列瓦 * 赌博输了将近 5 万卢布。可怜的多拉！挺着个大肚子，还为不争气的丈夫操心。现在看来，列夫· 尼古拉耶维奇宁赠农夫十丈，不帮儿子一尺的做法是对的。只知道吃喝玩乐加赌钱，多少钱都填不满他们的窟窿。不省心，不懂事，活得像只可怜虫！我这一死，真不知道他们以后怎么活！”

留存于世的索菲娅· 安德烈耶芙娜遗嘱版本多至 7 个，与列夫· 尼古拉耶维奇一样都标明了草拟时间。她的第一份遗嘱立于 1909 年，列明自己名下的各样财产并标明由谁继承，其中包括房地产、家具什物、金银首饰等等。对当年伙同切尔特科夫策划托尔斯泰遗嘱，侵犯母亲合法权益的萨莎（当时母亲尚不知女儿行径），她也有遗物相赠：“我母所留银柄眼镜一副，金手镯一只，镶金光玉髓心饰一件，镶珠石榴石胸针一枚。”遗产继承人除了子女、孙子女，还有厨师、管家、裁缝，姓名均用全称—各人均得到一笔有价证券，足见其用心良苦。1913 年版的遗嘱中，女儿塔季亚娜、萨莎的名字不见了。她们俩独吞

其父文学作品后续收益，她还有那一众儿子只能靠边站，对此她不能释怀。半年后她修改了遗嘱， 2 个女儿又被纳入遗产继承人行列：塔季亚娜得到的是住宅及附属地段，萨莎得到的是现金。 1916 年版遗嘱划去了安德烈的名字：他本年度去世。 1918 年 8 月，她重新草拟了一份遗嘱，内容是在世诸子女均分她的遗产；同年 10 月 16 日，她以此为蓝本另拟了一份遗嘱，也是她的“终极版遗嘱”，强调了“均分遗产”的原则。

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孤独是索菲娅挥之不去的“旅伴”。女儿塔季亚娜一家住在科奇塔，那里有崇拜她的外孙女塔涅契卡—不过也就是隔乡可望而朝夕不得相见的情分。萨莎上前线做了护理员，儿子米哈伊尔应征入伍，孙子安德烈· 伊里奇志愿参军，她家的管家、仆役、农夫也多被征召。伊利亚、列夫满世界乱跑，开办其父托尔斯泰的讲座。“十月革命”及紧跟其后的内战让她备尝艰辛，真正体验到了“穷困潦倒”的滋味。若不是与红色政权打成一片又顾念旧情不弃托尔斯泰遗孀的文学家彼得· 阿列克谢耶维奇· 谢尔根科伸出援助之手，她完全也可能沦落成街头饿殍。

索菲娅· 安德烈耶芙娜最后一篇日记中出现的文字：“战火蔓延到雅斯纳雅· 波良纳。”“通往图拉的大道上，辎重车队、牛车、行人络绎不绝，听说都是从奥廖尔及南方地区逃出来的难民。”（ 1919 年 10 月）这些难民被载入她人生长卷中日记的最后一页。

这一年的 10 月，她在清洗窗户的时候着了凉，很快便死于肺部感染。她患的病跟丈夫一样，去世的月份也跟丈夫相同—11 月，差别就是中间隔了 9 年。这 9 年里，她每天都琢磨同样的问题：丈夫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答案太过扑朔迷离，她始终没有理出头绪。不过她的日记中有一句话，从这段历史公案中引出了深刻的哲思，可谓神来之笔：

“往事既不可解，永世难得其解。”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