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大江健三郎在北大附中

◎崔曼莉（作家）

大江健三郎先生文集出版。

我是一个作家，面对文集肃然起敬。一个几乎足不出户的人，除去读书、写作，就是吃着妻子做的饭，照顾智力障碍的儿子。每日每夜的生活，是具体而琐碎的。他就在这样的空间里，将自己生命中所有的经历进行萃取、锤炼，化成文字构建另一个时空，再返回现实，关照这个家和家之外所有的人们。

大江先生生活的时代，上接于二战，下启于元宇宙与人工智能。88年的岁月，不论是日本还是世界，变化都是巨大的。人很容易被表象迷惑，时过境迁，过去的苦难就是过去了，人们忙于应付当下生活。而他却像一个根，深深地盘踞于时代之中，将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的反思源源不断输入当下。

都说大江先生的作品晦涩难懂，但是谁又会在他的作品中追求所谓的阅读快感呢。快感是最大的麻醉剂。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痛点，都希望被触碰。在随波逐流的生活中，总要有人突然照亮这条路。不论是读他的作品，还是读他作品的片段，抑或只是知道有这样一位作家，或者听说他出了文集，都会击中人们的内心。

这样的击中，不是感慨“他真伟大啊”，而是，忽然意识“我也是一个人啊！我也有超出日常生活部分的那个我啊！我也想感知更宏大的部分，停下来，想一想”。

大江先生从出生到10岁的十年，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至无条件投降的十年。战争带给日本平民两颗原子弹，瞬间数万人灰飞烟灭。且不论他个人家庭生活的幸与不幸，仅他人生开始的十年，就是莫大的悲哀。哀鸿遍野，这个词不仅适用于当时每一个中国人，也适用于丧生于原子弹的日本平民。面对这样的创伤，有些人会毁灭，有些人会疯狂，更多的人往前走，走走、再走走，看见了山清水秀，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就不想再想了。

大江先生的文学，终其一生，没有所谓的治愈童年，而是把这样的创伤以文学的方式，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回过头，回到那个哀鸿遍野之地，去感受生而为人，到底要怎么样，到底不能怎么样。

每当读到这样的小说，我觉得用爱这个词形容他很肤浅，用大爱也觉轻浮。生而为人，他自己的苦难深重，他却不拘于此，并从这里出发，以文学之路救众生于苦难。将自己置于水火，将深渊宣之于众。提及这一百年的文学，他毫无疑问是伟大的。什么是伟大，就是绕不过去。

中国有伟大的鲁迅先生。大江先生说他是鲁迅先生的粉丝。

他多次访问中国，2006年曾访问南京，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悼念。

说起来，我是南京人。我出生于和平年代，成长于社会大发展之时，故乡南京又是江苏省省会，不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是相对丰饶的。可是我读大江先生的小说，总有一种强烈的共鸣。

南京在二战中创伤深重，这样的创伤不可能因为和平而停止。我的少女时代，学校一方面反对女生化妆、穿高跟鞋；另一方面，总是担心如果再有战争，南京会成为被扔原子弹的城市。每一个星期，学校都会组织防空演习。我学会了用易拉罐制作防毒面具，当警报响起的时候，我会迅速脱下深色的外套，蜷曲身体藏在课桌下，等原子弹最强烈的一波过去时，假设我还活着，然后，我和同学们一起朝学校操场另一边的防空洞奔去。

警报一声接一声，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停。老师说，如果我在它停止之前没有跑进防空洞，我就会死。我只能拼命奔跑。我从小有过敏性哮喘，体育很差，也跑不快。但是对死亡的恐惧驱使着我。我不是拿出吃奶的劲在跑，我是被死亡追着跑。我要活着，我就只能奔跑。

我在整个少女时代，都在被告知原子弹会怎样摧毁我，摧毁我的故乡；都在学习如果发生了，我要怎样在渺茫的希望中尽量存活。

大学毕业后我在南京参加工作，那是一个冬天的清晨，我在睡梦中被空袭警报惊醒。刺耳的笛声一声接一声。我没有想起来这是一年一度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空袭警报，我几乎是从床上直蹦起来，跳下地，光着脚，扯下浅色的床单裹着身体，扑到书桌底下，计算着原子弹第一道光波过去的时间。然后我冲进父母的房间，对着他们惨叫：“跑！快跑！”

他们已经醒了，觉得我很可笑。两个人坐在床上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

我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我知道，少时一周一次的防空演习，就已经给我刻下深入骨髓的惊恐与绝望。那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死亡演习。我无法想像真正面对战争的平民们到底会有多么恐惧、多么绝望。

后来我在北京生活、写作。每当有朋友讨论战争的时候，我经常失语。即便我曾经演习，我也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了解其中残酷。

大江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稿《真正的小说是写给我们亲密的信》的结尾部分，几次提到裴多菲·山陀尔致友人信中一句“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鲁迅先生的散文诗《希望》中也曾引用这句话。

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呢？

文学不能代替一个防毒面具，也不能让我在为了活下去拼命奔跑的时候跑得更快。文学在现实之外。但是文学却是讨论现实的现实。那些小说家虚构的故事、不存在的主人公，反反复复地在另一个现实中打断生活，带来停顿、带来思考，最后汇聚成为能量，在希望渺茫之中，暗暗指引着人类的方向。

文学是绝望的人们唯一的可退之所。

它比真实还要真实。

在绝望中生出的希望，阻止着沉沦、崩溃，甚至是毁灭。

如果我是防空演习活下来的“幸存者”，大江先生的文集于我，就是人生的礼物。只要世界上有一个这样的作家，他写出了这样的作品，被我知道、被我阅读，就是有人可以在文学中和我讨论那几年的“死亡奔跑”。那种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语、不论是面对父母还是同学，都无法讨论的痛苦。

这不是抚慰心灵，而是人人都需要“伟大”让渺小的自我拥有希望与勇气。

所以真正的作家是使命天然。这或许就是大江先生曾经说过的，他是“唯一活下来的向你们报信的人”。

这样的使命，本身就超越了文学。或者说，他是借文学为媒介，来向人们报信。

当然，他的文学道路对于文体的试验等各个方面都有了不起的贡献。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也作为一个读者，我更加感动他发自初心的力量。这个唯一活下来的向我们报信的人，写来一封又一封亲密的来信，“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直面生活、直面历史、直面自我，在无可救药的时代以文学熬一颗良药，并将其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出来。

这个报信人已经走了，但是他的信还在。谢谢他的来信。也希望他的文集能够与人们亲密相处。

2023年5月于北京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