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的夜读来自《庆祝什么也不干的一天》，作者园有桃从一场跨了半个地球的婚姻开始记录，她和胡安的爱情与我们熟悉的三毛与荷西极度相似。在智利，她以中国人的观察视角写下所见所闻。

起初，智利人毫无计划、随心所欲的生活哲学，与她所受教育中的务实态度背道而驰。但她逐渐理解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庆祝什么也不干的一天”，“一个人要像一匹马，奔腾起来，不问明天”……这样并没有不好，反而给予快节奏生活一种抚慰，也是自由生活的另一种探索。

01

享受当下，你内疚吗

买了一盒粽子，蒸上，一人一个盘，扒拉来，扒拉去。

粽子真难吃。我们打开了四个不同馅儿的，扒拉烂了，没吃几口。胡安说：“要不别吃了吧，这是不尊重食物。”

我说：“不吃个粽子，龙会咬你的耳朵。”说完我也挺惊讶，我怎么又编这种东西唬人。这几年我还编过中秋不吃月饼月亮就会消失，冬至不吃饺子耳朵就会被冻掉之类的瞎话。我想过节的时候，就编一个不存在的中国节日。

胡安继续吃粽子，吃得悄无声息。糯米黏在我嗓子上，我也悄无声息。我问他：“好吃吗？”他说：“我能吃下去。”听着相当残酷。他说：“我也想试试能不能适应一种新口味。”胡安不爱吃肉粽，而我不爱吃一切粽子。端午吃粽子，是个规矩。但是人干吗和自己的口味作对？我俩决定，从明年开始，我们过端午节吃冰粉，不吃粽子了。

我起身去剪柿染布料，那块柿染布是从好久前就开始刷染了，反复不知多少次，就晾晒在太阳下，给忘了。这么一放半年过去了，拿出来一看，成了巧克力色，甚至有些油亮，仿佛一块马臀皮，结实又有韧性，一剪刀下去，像剪一块硬纸壳。我体会着它的质感，同时也体会剪布料的声音，心情愉悦。

胡安在另一个房间，勺子七响八响，听上去是很急促地在吃，一勺接着一勺，有咕噜咕噜吃果冻的声音。吃冰粉或者凉糕的时候，他就这样。他吃几口就会擦擦嘴，哪怕就是吃个烧饼，也吃得挺有仪态。

吃普通的好吃的，胡安会说：“我真喜欢！”他用大把形容词来描述这个颜色、口感、气味。吃特别好吃的，他会发出一种深深的感叹，没有词语，只有声音，再配合上那享受的表情，好像灵魂都雀跃了。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吃，要看声音是不是从鼻子里发出来，语言没有用。

冰粉是胡安最近才发现的人间美味，我在做冰粉、凉糕的时候，他往往站在一旁看着。

我把红糖熬得黏稠，淋在同样冰镇了几小时的凉糕里，浸到这些切割成葡萄大小的方块儿之间，浓浓的流速很慢，像要逼进凉糕的质地里去。凉糕有股碱味儿，胡安还是更爱冰粉。红糖让一整块冰粉都挂上了好看的红棕色，变成了一块棕色水晶。再舀一勺醪糟，撒几片椰子碎、几颗花生碎。胡安靠在厨房边儿上，看着碗里的颜色逐渐丰富起来。

如果他是一只狗，肯定在摇尾巴。

人只有停下来，慢一点，才能去体会食物、分辨味道。不焦急的时候，感官也更为灵敏。剪布料的瞬间，那个声音才能被认认真真地听到——否则只能关注到一块布料剪成两半的结果，声音极易被忽略。有好多年我是听不到这种声音的，在剪布料的时候，我脑子在想着下一步。从来没想过，当下这一步，是不是需要更多地投入。

文森特去北京看我们，从他下飞机，我脑子里已经有了一整套严丝合缝的计划，到酒店，去那附近哪里吃饭，再去哪家咖啡馆待会儿，旅途劳顿需要给他备点什么。这些东西，胡安的脑子是装不下的。很长时间里，我都为我爱做计划、行事高效的习惯沾沾自喜。我总是能很快找到做事、写稿的窍门，赶紧做完，又能去做下一件事了。但文森特到北京的这一天，几句话让我醍醐灌顶。

我们在酒店放下东西，文森特说：“你们饿吗？不饿，咱们就去喝点东西。”于是，我们找了个咖啡馆坐下，我便开始用手机查附近好吃的，给他们看。文森特说：“咱们仨都不饿，为什么要着急选下一站？你现在在这儿不舒服吗？放松放松，享受享受！”我说：“我想查完确定上哪儿吃饭再享受！”他说：“你现在查完，或许一会儿咱们就变主意了，随便溜达溜达，兴许突然能看见让人惊喜的好饭馆呢！”

一个多小时过去，终于有点饿了。我们在大街上溜达，文森特看见个胡同就要往里钻。胡同里绕了会儿，我们仨都晕头转向了。他拣了一家胡同里的创意菜馆子，说有个院儿，看着很不错嘛，径直走了进去。

吃饭过程中，文森特提起要在中国买一些什么电子零件。我立刻打开阿里巴巴开始搜，一边满足我的好奇心，一边觉得这样能更快地解决问题。文森特吃惊地看着我：“我不需要你放弃你自己享受快乐的时间来帮我做这些事，我不要这种牺牲。享受享受当下好吗，姑娘？”

“享受”这个词儿，带有些负面的意思。我所知道的中国人，极少能不带负罪感地去享受一个时刻，享受一件事。要“适可而止”，要“悠着点儿”。什么是“适可而止”，什么是“悠着点儿”呢？几乎还没到真正纵情的时刻就被要求自我提醒了。享受的值稍高一点，就被视作过度放飞自我了。在中国文化里，享受没有正当性，要享受，也总有那么些压抑着自我、偷摸的、不敢正面表达的意味。一个人如果太快乐，也是要被责罚的。

我又在想，当下究竟是什么呀？此刻究竟包含了什么呀？这对父子在聊天，文森特从秋天的南半球赶来，短袖外套了件薄棉服。初春的树枝开始发芽了，院子里坐着三桌人，只有我们这一桌沐浴着下午4点的阳光。此刻我在吃鱼，鱼好不好吃呢？鱼有点凉了。文森特在讲他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去香港的故事，让我们捧腹大笑。太阳慢慢下山了，感觉有点冷。不知道是因为天色变暗还是别的什么，雾霾开始严重起来。瓦片上的阳光一点一点褪去，我们嘴里开始吐出白气，晚上还是凉呀！此刻大概就是这样。

直到今天，这顿晚饭的时刻包含的所有细节，都像在印泥里狠狠摁下上过色一样，在我的脑海里非常清晰。

我大概是从那天起，开始关注我的手正在做的事，我的眼睛正在看的景色，我的情绪正在体会到的欣喜、快乐、愤怒、哀伤，我要是不干扰这个时刻、这个动作、这个情绪，它们自己会往哪个方向去延展？我慢慢发现，这是极有趣的事。

我和胡安说起这种感受，他说，他也感觉到很多人是活在未来的。活在下一秒，为了明天，要牺牲今天。但是明天是每一个今天的累积，事件的、情绪的，没能力在今天享受生活，明天这个能力怎么会从天而降呢？

02

庆祝什么也不干的一天

我公公文森特给我们打电话，说他一个人在家，今天哥伦比亚过节，他的同居女友又去参加party了。

文森特这两年有一半时间在哥伦比亚。这个治安、经济都不太好，但世界小姐级别长相的美女一抓一大把的国家，吸引着大量欧美人退休后在那儿长居。

他跟我们说：“这边天天都在开party，随便找个理由就开始庆祝。这边的人字典里没有‘工作’这个词。”开party才是正经事，震耳欲聋的音乐，色彩斑斓的性生活，所有人像煮开了似的那么高兴，像一坛子染缸里的布料全部活了，前胸贴着后背地跳舞。

女朋友去party了，文森特一个人在家有点无聊，在电脑上写程序。我问他：“今天又是庆祝什么节日呀？”文森特说：“今天是庆祝‘什么都不做日’。”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胡安在旁边也有点惊讶，问他爸：“这是什么节日？”

文森特说：“就是庆祝今天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做也是值得庆祝的，他们就放下了一切事儿，去开party了。万事不如开心。

他问我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呢？自从从事自由职业以来，我的懒惰有增无减。有一个月写了四五万字，打破了纪录，但完全是被编辑定的截稿日逼的。不管怎样，这样漂亮的纪录在我们家还是被传为佳话，佳话主要是胡安在传，这个人不论你做什么他都很满意。

大部分时候，我都在睡觉、看书、看电影、玩手机，在窗台上晒太阳直到天气太热实在晒不住了，才坐回地板上。傍晚太阳也快落了，我再坐回窗台上看它究竟要怎么降下楼群，降下周围的矮山和分辨度很低的天际线。

天空总是很好看，月亮挂在天上也好看，云就更别提了，云彩上才是天上人间。云勾勒出事物的形状，能辨别的那一些是陆地上的一切映在天上，不能辨识的是梦。

在云上，一张脸和另一张脸之间，被过分晕染的表情堆叠在一起，有恐惧和欢喜、大笑和凝思，这一切都在随着风和天上流下来的光线慢慢变形，很久之后，一群脑袋消融了，化作别的东西，一座庞大的楼宇，一棵树，一只猴子变作的狗。云彩上也住着去世的人。在飞机上经过云层时我会想，如果死后能住这儿，死就死了吧。

看云只是长久以来的一个爱好。几年前，我有本子记录着云好看的日子。前几年，有本书《云彩收集者手册》，教你怎么识云辨云，我迫不及待买了一本，读完，并没有增长什么云彩的知识，反正也记不住。

总之，在赋闲的时候，你会发现大自然的好处，大自然美得不知道自己美，完全不矫情，美得没人敢妒忌。多触摸一点自然，会让人重新相信那些身体力行的笨拙而低效的事的意义。有几个周末，我和老朋友相约去爬山，骑自行车，去一些郊区的寺庙，傍晚一身是汗才回家。

然后彻底地清洗地板、厨房，把一切归类。把胡安教育成完美家政男，这些事都让人非常有成就感。地板和家具吸尘之后，如果用稀释的酵素擦一遍，就会焕发出淡淡的水果香，每天这样做一次，每周再给它们打一次蜡，慢慢地，桌椅板凳也会增添几分气质。因为一点灰尘也没有，洁净的地板也变软了，这时候脚踩在地板上，觉得它温柔得不寻常。

一天我正在擦地，电脑上播着《罗曼蒂克消亡史》，就快到最精彩的那段，我被浅野忠信迷住的时候，抹布还在滴水。他赤脚走在地板上，好像踩在我正在擦的地板上，他每走一步，脚趾就从地面轻微弹起，地板洁净，脚心也洁净，脚心和地面有合乎情理的黏合，我几乎能体会那种恰到好处的湿度，太性感了。

胡安工作不忙时，和我一起拼了两个一千块儿的拼图，玩了几样乐高，买了两三百斤青柿子，拿回来榨汁做柿漆。两人撅着屁股扎在阳台上，浸泡布料、再拧干、晾晒，让它更多地获得阳光。若是不及时清理，地板上的每一滴柿漆都会留下印记，所以每晚临睡前，胡安负责拿刷子蘸着苏打、柠檬和消毒液使劲刷掉它。

布每染完一遍就拿到阳台上晒干，再拿回去继续染，直到颜色差不多看得上了，再固色，在阳台上持续地晒下去。草木染越洗越浅，柿染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的颜色是慢慢变深的，太阳多晒一分，它就多一分回报。白布慢慢也沾了太阳的光，硬硬的，用剪刀剪，能发出脆脆的声音。这些琐事，让人的感官也敏锐起来。

我跟胡安说，我小时候给娃娃做衣服，把大人的衣服剪了，草帽也剪了，偷偷地也剪过别的东西，实现过一些创意。因为喜欢面料，遇见质感好的布料，总想摸一摸。我和陌生人搭讪，有时实在忍不住，想上去摸摸人家外套的料子。胡安觉得在一个充满功利的环境，这样什么也不图、什么也不为的兴趣爱好值得鼓励。

他说：“为什么现在不继续做呢？”

我说：“好像从中学起，就没人再觉得这些事儿是‘正事’。利用这些时间学习不好吗？看书不好吗？工作之后就更别提了，人人都觉得，拿这些时间赚钱不好吗？人们喜欢这样换算，我一个小时值多少钱。”

胡安说：“对待生活只有那一套标准，岂不是太枯燥了？”于是他给我买了一台缝纫机。

我开始跟着视频、书和网上的文章熟悉使用它。从早到晚，如果没人打断我，我能坐一天。这样的沉溺让我感觉有点儿“危险”，回过神来就觉得心里发慌。胡安却觉得，这样的沉溺是最美好的事儿了。

他说：“你记得小时候听故事，看电影，特别容易把自己代入进去吗？你觉得你也是那样的英雄，那些神奇的故事全都变成了你的故事，一场电影之后，你可能有三天都活在那里面。一场游戏里，你投入得拔不出来，不愿回家，想永远玩儿下去。不是吗？那个沉溺也是很美好的事儿。”

我脑袋里晃过小时候看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场景，我的同代人一定有共鸣：我们用手指点点太阳穴觉得就要发功了。盛夏，我们在草地里晒着后背、脖子，捉一堆蚂蚱，再一只只放掉。去邻居的院子偷指甲花，塞进裤兜里，等跑回来时才发现，花瓣已经在裤兜里磨碎了，裤子也染成了斑驳的玫红色。

但我嘴上却说：“可是中国人生活压力多大，不务实地生活，生存资料都没有。”即便我心里无比赞同他，但往往嘴上还是要把他往这种极端务实的文化上拽一拽。

胡安在中国生活几年，觉得是今天的中国人想要的东西太多了，多过了自己所需。他读过一些陶渊明的作品，知道古代文人有一种与物质生活关系不大的审美趣味。他常问我：“那套风气哪儿去了？”

他给我发了一个图表，是对于不同国家的人的观念调查，71%的中国人衡量他们人生成就的尺度是他所拥有的物质的多少，这个比例世界排名第一。排第二的是印度，58%。然后是土耳其、巴西和韩国，分别是57%、48%、45%。排最后的是英国、西班牙和瑞典，分别是16%、15%、7%。

我说：“人们会认为，大家都是这样啊，你不这样怎么能行？”

“为什么要大家一样呢？”他问。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不这样，就会落后于社会时钟，追不上同代人的步伐。”我说。

为什么要相互追赶呢？赶着工作，赶着结婚，赶着买房子，赶着生孩子……赶着去死。

大家都是挨一挨，忍一忍，使着劲赚钱。我们的教育里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人上人是说，能在别人之上，在攀比中给别人带来一些碾压感，就算是扬眉吐气、赚足面子了。其中真正能够享受生活的人有多少呢？大多人是出于无奈吧！待赚够了钱，再用唯一的消费主义的办法享受一下人生，就算不枉此生了。

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人可以松弛到去庆祝什么也不干的一天。它与许多中国人今天竭尽全力、榨干时间去赚钱的思维截然相反，因而更像是一个快乐而荒诞的讽刺了。我一开始是揣着巨大的压力做手工的，被那种“碌碌无为”的低效劳动占满了时间，心里快乐又事后焦虑，我在做正确的事吗？什么是正确的事呢？内心慢慢给了我答案。

内容选自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