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刘义军、张炬、丁武、赵年，1993年9月于新疆摄影/肖全

◎金兆钧（乐评人）

1993年6月，应当时很活跃的《音乐生活报》之约，我写了一篇很长的《中国摇滚乐随想》。

在其中我认为，当时崔健后来的新专辑开始让一些人跟不上，是因为崔健总在“不断革命”，这在崔健自己来说是符合他的性格逻辑的，但未必一定符合生活和时代进展的逻辑。因为“这世界变化快”。

我还认为：“北京摇滚过于强调了他们音乐的刺激性，而相对忽略了音乐的控制性。而任何没有控制的音乐都将是灾难性的音乐。”

对“唐朝”乐队的评价是：“以倒退一千年的方式寻找到了一种理想：菊花、古剑和酒。”然而我也认为，“唐朝乐队在可怕地超前，他们对大唐帝国阴魂的呼唤，太难为今天正折服于乾隆皇帝的风流潇洒中的听众理解。”

巧的是没过多久，我在和表哥相聚时，遇见了“萤火虫”乐队的曲非和他的朋友邵军。邵军颇为激动于我对“唐朝”的评价，再聊下去发现他原来是老音乐家黎国荃先生的外孙，而我和他姐姐很早就认识，由此结下一生之缘。

5月26日，采访了圈内尊称“老哥”的王昕波。

“老哥”是成立于1979年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万里马王”乐队的成员。他们应该说是北京第一支乐队，以翻唱披头士和保罗·西蒙的作品为主。我们见面时，他已经成为北京有名的“百花”录音棚的录音师和摇滚乐的重要制作人。

但“老哥”最初给我的印象却是很腼腆的一个人。我自觉很擅长引导别人回首往事，他却给我一个“断舍离”，甚至连他们乐队组队的前前后后都不怎么多谈。倒是把他正在参与的一批年轻人的作品录制情况给我捋得相当清楚。

后来我应北京电视台之约，想拍一个流行音乐在录音棚里制作过程的短片。约了去他棚里，叫他只管介绍一下设备和制作流程。他开始答应了，要录像了反而大为紧张，坚决不肯录了。幸好歌手王迪在，我只好问王迪能不能接手，王迪立马利利落落、头头是道地讲了一番。

我和王迪认识早些。他和丁武本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同学，却转身爱上了摇滚乐。他的音色有极高的识别度，却又很快自学编曲，成了音乐制作人。他在跟我闲聊时曾郑重其事地问我：“你说《我热恋的故乡》算流行歌曲吗？”我说：“应该算吧。”他说：“怎么算？我爸爸都喜欢。这流行音乐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

当然，至今什么算流行音乐或流行歌曲，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这句话让我更加注重了对流行音乐社会学属性的观察和思考。

6月，解承强来北京，我约他来我家采访，顺便让他听听我现学现练、用早期编曲软件CAKEWALK做的几首小样。他听了哈哈笑道：“量化还没做呢，怎么，你也打算下海了？”

我笑道：“没有。有了软件玩玩，也明白一下你们在折腾什么。”

后来也许是他说出去了，就有传闻说“金兆钧在家玩MIDI呢”。

7月的一天下午，宋小明来我家聊天。邮递员送来一个小包裹，打开一看，是广州中唱公司李广平寄来的一盒磁带。原来是《小芳》。

此前我已经听朋友说有这么一首《小芳》在大学生中挺火。

我对宋小明说：“李广平昨天打电话了，说是写知青题材的。”这李春波沈阳的，原来在北京弹贝斯，后来去了广州，自己花了三万块钱做的带子，哪家出版社都没要。陈小奇说：“金兆钧不是插过队吗？寄过去让他听听行不行。”

我把磁带放进录音机。第一首放出来：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我和小明对看一下：有点意思。

听到“谢谢你对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帮我度过那个年代”，我的眼泪出来了。在怀柔王化插队的日子一下子出现在脑子里，恍然如梦……

过两天，李广平又打来电话：“怎么样啊？“

我说：“没问题，一定会火。你告诉小奇恐怕会比他的《大哥你好吗》还火。“

李广平说：“这就好啊，要不然小奇心里也没底，毕竟这中唱还是国家买卖，赔了钱也不行啊！“

我说：“放心吧，全国两千万知青，女的不算，男生大概都有过和当地人之间这种特殊感情，倒不一定都是搞对象了。“

没多久，一天下楼，院里的民工晃晃悠悠地边走边唱：“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

我大悟：不仅仅是知青，这几年的大批民工也会认同这首歌——在乡下往往很早定了亲，进了城后，难免就辞了自小的娃娃亲。

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

2023.6.8

供图/金兆钧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