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记得中学教科书上的仰韶小口尖底瓶？用它做打水实验是一代学生的记忆。小口尖底瓶一直被认为是汲水器，学者实验时却发现瓶体重心靠上，汲水功能存疑。2021年第四次仰韶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并化验出陶器底存留谷物类的酒发酵原料，对比世界范围古罗马、古希腊、古巴比伦等文明出土的尖底瓶主要用于酿造或盛放酒类，加之对甲骨文“酉”字至楷书“酒”字的演变研究，最终推断仰韶小口尖底瓶其实与酿酒关系紧密。

今天考古学与多学科交叉研究得出的结论虽然更加严谨，每当回看小口尖底瓶课题的突破，仍要感慨与他者文明参照比对的重要性。考古学研究范式离大众有距离，人们在观看文物时虽只是接受多次阐释后的知识，文物展却总能启示我们透过历史的眼光在“同”与“异”的对立下，“自我”与“他者”的互换中，运用“小口尖底瓶式”的方法去接纳新知。

无佛像时代的象征物崇拜

故宫博物院“譬若香山——犍陀罗文明艺术展”对我们来说，正是对早期佛教艺术极好的知识纳新实践。有观众看展后感慨，难以想象公元2-5世纪的造像已经美得如此摄人心魄，竟然在故宫红墙里遇见了“最熟悉的陌生‘佛’”。

犍陀罗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古代这里是丝绸之路连接南亚次大陆的重要枢纽，地中海文明、伊朗文明、中亚草原文明和印度文明在此交汇。佛教诞生初期离开印度后，正是在此完成“飞升”：从佛像出现、菩萨理念的兴起、救世主理念加入、佛传、佛本生故事的增加和再造，经历犍陀罗多文化熔炉锻造，逐步成为更加兼容并包乃至影响整个东亚和世界的信仰系统。中国自汉魏时期接受的佛教当源自犍陀罗。

在不少观众认知中，梵文是佛教自产生以来的通用语，否则西行求法的僧人玄奘和历代学者为何必精通梵语？不全然如此，早期佛教经典便是用犍陀罗佉卢文写成，而并非梵文。

自释迦牟尼于公元前6世纪涅槃，佛典以口耳形式相传。在贵霜帝国统治下的犍陀罗，统治者鼓励佛教写经和文本文学，慢慢将口语传播的经典书面化。其实梵文作为知识精英“用于撰写文章的雅语”，也许在之后的传播中才逐步替代了犍陀罗语。《犍陀罗文明史》作此类比：“佉卢文的俗语和欧洲中世纪的拉丁语一样，是宗教传播中担当语言中介的角色。”

今天的学界倾向以民众用的口语和犍陀罗语及其文字佉卢文本作为重要研究资料，因而更看重佛教以传入中国后（约2世纪至6世纪）源自犍陀罗语的汉译佛典，现存的11至17世纪梵文本不再绝对。本次展出的一件来自巴基斯坦西北部斯瓦特地区的佛足石，带有佛陀初次讲法的“初转法轮”图样，下缘用犍陀罗的佉卢文题刻“佛陀·释迦牟尼之足印”，足见佛教在早期对佉卢文的倚重。

这件佛足石在唐朝僧人玄奘《大唐西域记》有记载，曾经在犍陀罗地区当地被当作圣物朝拜。大家难以想象有形无像的佛教参拜，这与今日的常识相悖——最初的佛教信仰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1世纪前后恰是“无佛像时代”，佛教艺术只是通过圣树、圣坛、法轮及佛足印一类的象征手法来暗示佛陀的存在。这在当今看来有些不可知论意味的信仰方式，或许发源于当时的佛教信徒认为业已涅槃的佛陀，“既不可视也不可再现”吧。至大乘佛教兴起之时，才逐渐产生了以人的样貌为原本的佛造像。很可能第一尊佛像就是在犍陀罗出现。

展出的佛足印的年代其实比较晚，而即便有了佛像，人们对其他象征物的崇拜依然不衰。7世纪时玄奘西行途经犍陀罗地区，艺术中心早因局势动荡从此地转移，上述这样的佛足石刻、舍利塔等无佛像时代的题材仍多见在美术遗存中。可以肯定，他一路所见的佛教艺术早已登峰造极，如贵霜王朝迦腻色伽大塔般恢宏。可无从猜测当他与造像对视时，有没有体验到信仰之外来自审美层面的震撼。

当异域的佛陀本土化

犍陀罗佛像与我们传统认知中的佛教造型差异很大——以唐代兴建的龙门石窟像为例，佛像面部圆润，已固定体现本土审美特点；而犍陀罗艺术特征中佛像面部椭圆，有典型的希腊艺术特征，故被称为“阿波罗式”。佛像的背光或也源自阿波罗。与背光有关的还有“眉间白毫相”，推测来自希腊文明。迦毕试地区的焰肩佛像，是过去描绘当地君主的手法，在我国新疆多处可见类似。

展厅伫立一尊重要的白沙瓦博物馆藏佛立像，如真人大小，鼻梁高挺面似欧罗巴人，一腿微曲重心凸显，具有典型古希腊、罗马雕塑特征。袈裟下仍见躯体之美，这样的表现手法或间接关联着中国美术中的“曹衣出水”。这件典型犍陀罗风格造像作于公元1-2世纪佛教飞升的早期。

如此让人熟悉又陌生的美源起何处？进度条拉回贵霜帝国统治犍陀罗前。公元前195年，希腊-巴克特里亚人征服犍陀罗。大量希腊的艺术家和工匠将希腊文化艺术传入犍陀罗地区。这些文化传统和佛教信仰结合，发展出独特的雕塑艺术，造就了佛像雏形。展览的第一部分“香遍国——多元文化下犍陀罗文明的诞生”以典型的希腊式化妆盘、河神像、酒神金碗呈现了该时期来自希腊-罗马的影响。这时期更促进了犍陀罗佛教艺术对不同文明符号的吸纳：来自希腊神话的赫拉克利斯变身保护佛陀的执金刚神，来自印度教的帝释天、梵天成为佛教中的重要角色……

除了观赏佛教“飞翔”时期的单体造像，在展览第二单元“犍陀罗艺术的辉煌”呈现的浮雕作品里，还可以看到佛教早期用于教化善恶的“佛本生”故事，以及大量融合外来神祇符号的“佛传故事”。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乘胎入象、夜半逾城、树下苦修等题材展品都有覆盖。其中燃灯佛授记对佛教艺术有重要意义，肯定了未来佛的神圣唯一性，因而在中国古代君权政治中也有过灵活借用。

公元6世纪因犍陀罗地区受战乱影响，艺术中心转向周边斯瓦特和克什米尔地区。与两地风格各自融合后，佛教艺术顺着喜马拉雅横纵地势中的河谷传入我国西藏阿里等地，再与本土苯教结合，创造了独特的西藏风格，成为藏传佛教艺术来源之一——这也正是展览第三部分“犍陀罗艺术的余辉”所展示。至此，看展中感受到的“异同性”是否帮我们缝合接纳了新知？

最熟悉的陌生佛

今天的巴基斯坦国作为犍陀罗文明盛放之地，在上世纪英国殖民时期出现过“犍陀罗在印度次大陆，犍陀罗学在国外”的尴尬情况，不利因素令印巴学者的工作难以实质推进。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印巴学界开始质疑西方观点，譬如过于以西方古典艺术标尺衡量犍陀罗艺术，并借助本地古典文献进行比对研究，力将犍陀罗主题置于一个更大的文明框架中。如今，浅显来讲，面对“国宝”，印巴学者的视角出现了根本性转换，架构出基于本土文化对犍陀罗文明的重读方式。

实际上考古学一直与美术史、民族学、人类学等关系紧密，学术共创是共识，因而研究成果也会捎带其他学科的底色。在媒体以传播为目的导向下，一些与国族理念相近的元素常被无意间替换、放大，导致误读。这现象值得思考。

今日我国研究犍陀罗艺术的主旨何在？佛教研究的最初阶段，西方认为存在一个产生于古印度“原本的”佛教，在传向东亚、东南亚过程中与不同文化因素杂糅而呈现不同面貌。对佛教史是“退化”历史这一立场，中国学者认为我国研究不应止于汉译佛典、西行求法，而应更提倡关注犍陀罗，尤其是具有原典性质的佉卢文的文献，才可以让研究跳出既往范式。策展人罗文华先生也表示：“本次展览是故宫对藏传佛教研究的新拓展、补充。”也许“最熟悉的陌生佛”不失为对诸多佛教研究课题的绝妙总结。

同时，与巴基斯坦开启文化共通课题是否意味更多？展览中文标题“譬若香山”取自《弥勒大乘经》，表现出对佛教理想国的浪漫投射，英文标题似乎补充了当今研究犍陀罗艺术的深意。故宫博物院本次“譬若香山”大展，让国内观众探秘早期佛教艺术，近距离观赏中古文明之美，也许以后会成为由犍陀罗艺术承载、阐释的杂糅议题在今时今日的注脚。

文/叁叁

编辑/史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