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石与绛珠草的前世因缘与三生石的传说有何关系？点头顽石与石猴的开悟之旅又体现了叙事者的何种匠心？
《红楼梦》《西游记》与《水浒传》，这三部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经典小说，都与石头有着深刻的联系。
沿着中国文化中石头神话和石头传说来源，杜克大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中国文化教授王瑾博士推出了专著《石头的故事：中国古代传说与〈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对中国古代石头传说进行了重建，构建了“石头的神话字典”。该书甫一出版，即获得1992年列文森奖，被认为是当年关于中国文化的最优秀著作。汉学家、《西游记》英译者余国藩盛赞：“我所见过的中国文学批评中，该书堪称最新颖、最令人激动的之一。这三部公认的名著复杂而深广，而王瑾的分析研究是如此清晰、深入、令人信服，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它将展示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如何寻求新的、不同的模式。”
王瑾著｜傅圣迪译｜新行思X上海文艺出版社
互文性与阐释（节选）
众人把门推开，一齐都到殿内，[……]四边并无一物，只中央一个石碣，约高五六尺，下面石龟趺坐，大半陷在泥里。照那石碣上时，前面都是龙章凤篆，天书符箓，人皆不识。
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围圆。[……]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下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
那三个故事便是如此开场的：《水浒传》中一方神秘石碑的发现，《西游记》里那传奇石猴的出世以及《红楼梦》中一块被遗弃神石的来由。单独读来，每一段都独具想象力，散发着原创性的魅力。但若是对照着读，先前的想法就未免略显武断。比如女娲石，若将它与石猴的形象相对比，它那看似奇妙的特质就不再显得那般新颖。如果我们更细致地考察这两则故事，便会发现其中的两块石头具有某种相似性，这暗示着文本间存在着借鉴的可能。两位作者在描绘女娲石和石猴之时，都用了一个相同的词：顽（分别是顽石与顽猴），而它们都具备这个词所蕴含的两种特性——“顽皮”的天性和“未经雕琢/无知”的特质。任何一个读到女娲石的读者，都不难将它的特性和更早写就的顽猴的形象联系起来。人们甚至可以猜测，女娲石所在的假想世界中已然包含了先于其存在的石猴，而且它与众不同的行为在女娲石上也有所体现。这种阐释方式暗示着“没有文本完全独立于其他文本”，这一概念被称作“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西游记图册》，明无名氏绘，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本田庄太郎绘《西游记》，日本讲谈社1949年版
文学作品中石头的象征意义与涉及石头传说的互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同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前提，即在阐释过程中必须时刻关注语境。之所以须关注语境，是由于虽然这种做法会动摇诸如“出处”和“受影响程度”（此类出自以作者为中心的视角）等重要的概念，但是互文性的机制却运行在一个受约束的表意系统中，在其中表意过程大量地相互交叠，它们基本都涉及文化约束和文学传统。例如，石头传说中的指涉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将诸如“顽石”“三生石”等虚构意象转化为简单明了的概念，而我们对此功能的认识似乎又一次印证了语境和文本、结构和变体以及象征意义和字面意义之间界限的存在，尽管互文性在理论上可以具备跨界的形式，而我们则可以考察“类别与时代的差异”以达成跨界。
我们甚至可以说，对互文性的质疑经常会将我们引向自省式的文本自我意识，这会唤起我们对古代文学和文化的感知，而不是让我们远离它们。在作者或主体不再试图寻找他/她的身份认同的那一刻起，这样的文本自省性经常会出现。正如同南宋著名词人姜夔（约1155年—约1221年）所言：
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
姜夔对古今关系的理解看起来超越了当时的时代。他不但刻画出了互文性内在的两个特点，即共通和差异，最重要的是，他还挑战了作者意图这一概念（“而不能不”）。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其实暗示了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批评观念，此观念预先假设，所有的文本在其他某处都能找到其所指涉的对象，不论作者本身自不自知，不论它们是被一字不差地引用（合）还是已经彻底改观（异）。
▲戴敦邦绘《水浒传》“洪太尉误走妖魔”
正是对作者身份与意图的颠覆，让互文性研究有别于传统的来源批评（source criticism），这也将互文性划入批评范畴提供了可能性，且与更早出现的“典故”的概念相区分。因为只有作者“意识到其作品需要建立在过去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之上，并且在此意识下，有意尽自己所能将早先的文本融入自己的文本之中，用以解读其中新的内容和美学价值”，他/她才会使用“典故”，而“互文性”则更进一步地包含了某些特定的过去的踪迹，这些踪迹因其作者身份的争议性或完全不署名而缺少作者意识。故而，虽然我们可以看出，三生石这一隐喻就是曹雪芹（约1715年—1763年）有意借用的典故，然而“顽石”这一用语就没有这般明显。人们当然可以牵强地说，作者在书写顽石（对顽猴也成立）之时的意图便是将这两个词语和民间传说中的点头石这一典故相联系，然而回顾一下姜夔的说法便可知，这种论断缺乏依据，这是因为在文本创作的过程中，任何两个文本都可能相互趋同，有时会在作者完全不自知的情况下潜移默化地发生，这是文本创作的固有特性。
我想要强调的是，互文性这一概念非但不会抹去我们的历史感，反而会加强它。它重构了当前文本和前文本之间旧有的历史连续性，将“史实性”的整体性这一抽象概念分解成了两个局部表征:一是在解读互文时，读者自己所在时代的经验;二是在重构，更准确地说是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前文本时，文本自身史实性的经验。
▲清 孙温绘《红楼梦》
假想我们在文本中遇到一个不熟悉的符号，它有着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知的语义、文化和思想认知的关联系统，此情形会唤醒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例如，在阅读《红楼梦》时，我们被引导着进入了一个石和玉构成的谜团中，这两者的意义和我们所用的语言中预设的指称（比如，石头象征着呆板、固定的物体，而玉是一种吉祥的象征）不尽相同。于是我们开始明白此文本的历史性，因为我们意识到了当代石/玉的符号系统和18世纪的这部叙事小说中的系统之间的差异。读者是否能意识到并找到它的互文本（在此例中是石和玉的传说）都不重要。正如姜夔有力地指出的那样，是我们对互文同源项（intertextual homologue）的预想而不是认同（用他的话说是“求合”）才让阅读和写作成为可能。我们对诸如顽石和宝玉口衔的“通灵宝玉”等形象的陌生感立刻点燃了我们解读它们的欲望，也同时让我们进入了互文阅读的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阅读行为和这种欲望早已假定了每个形象一定有它自己的历史，并且它的引用从来不是直接的，而总是以某种方式被转化和改造过，用以更好地服务于（不论是意识的还是历史的）新语境。
正是对文本的改编行为使我们可以确定其历史性。一段从原语境中取出的碎片，一句对前文本的引述或引文，任何诸如此类的互文指涉都能在复位至其他语言的语境的过程中找到意义。甚至“三生石”这种看似直接的引用，也没能完全忠实地再现佛学中“三生”这一转世轮回的概念。一旦语境化之后，“三生”概念中原本暗含的循环往复的动力，在《红楼梦》中被直接转化成了简单的对前世（即源头）的追溯行为。《红楼梦》虽看似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此隐喻，然而它已经被改造，在新形态下它是一种作用于意识的工具，被用来服务于另一个语境。故而“三生石”这一隐喻的历史性并非完全基于对“轮回”这一佛教概念的重塑与再语境化，它没有固定的源头。“互文性”这一概念决定了，文本只有在对前文本再语境化的过程中，才能主张并经历其自身的历史性，而非在回溯文本源头的过程中。于是我们对历史的认同被重塑为一种在互文的历程中发生的转化，而非一个等待被回溯的原点。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当认识到石和玉之间双重话语（dual discourses）的功能依赖性，即玉的“道德”话语有时会巩固、有时却会瓦解石头的“哲学”与“神话”话语。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曹雪芹将石头的意义提升至独一无二的中心位置，具体而言，石头即是“通灵宝玉”（也即宝玉）本初的身份。在宝玉精神之旅的结尾，“通灵宝玉”再次化作女娲石，此处清晰地展现了曹雪芹受到抑制的思想话语。《红楼梦》并没有颠覆第一回中如叙述者所述的“开端”的概念，相反地，它预言并支配了主角身份认同危机（石和玉的决裂）的解决方式，也即回归其石质的本源，以此，《红楼梦》事实上推翻了其本身最基本的哲学思想。如果说，石和玉之间对话的分歧揭露了作者意欲突破意识上的藩篱（而后者则源自被文化所神圣化的“同源性”和“一致性”的概念），那么宝玉最终化作石头则再次巩固了“开端”这一预设主题，且文化和意识上的约束也得以暗含在“开端”这一概念中。由此看来，曹雪芹这种打破传统的姿态也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同样，在《水浒传》中对从天而降的石碑的互文解读则展现出一个道德困境，叙述者在描绘梁山泊好汉从残忍的暴徒到朝廷忠良的转变过程中，极力地隐匿了这一困境。这一百单八位在道德上模棱两可的反叛者，最后却又接受了朝廷的招安，而这恰是早先他们立誓要颠覆的朝廷，上述的困境就内嵌于这一态度的转变之中。正如我将在最后一章的论述中指出的那样，假设将封禅大典理解为从天而降的石碑的互文文本，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这种转变并不是一种随机应变的权宜之计，而是受道德和政治所驱使。大典中与刻于石碑之上的天书对联中的政治符号（即天意的神秘感与皇帝即上天之子）含有强效的心理暗示，它让这批反叛者不断否定自身的道义，同时也让他们不再质疑，他们自愿接受奉天意行事的皇帝的招安这一行为的正确性。
对石头传说的重构最终将引领我们发现文本中这些刻意被隐匿的片刻。只有通过考察各种不同的（不论是思想上的还是结构上的）约束形式，我们才能全面地释放“互文性”这一概念中所蕴藏的解释能力，而需注意的是，只要是文本必定会涉及这些约束。我认为，一旦对特定符号系统（如石头传说）的符号特征的分析与涉及其在文本中思想话语的地位的讨论相融合，互文性研究的真正确的对象便会显现。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