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五月天“好好好想见到你”演唱会在鸟巢连开三天，加上本周末举行的“诺亚方舟10周年进化复刻限定版”，六场演唱会观看人数预计超过30万人。

比演唱会更先一步掀起风浪的，是五月天粉丝与黄牛围绕演唱会门票打响的争夺战。5月6日，六场演唱会门票同步在大麦、纷玩岛、猫眼等平台开售，秒空。但二手票务平台和各种社交媒体很快出现了公开或隐匿兜售演唱会门票的情况，这些非授权方的门票售价远高于票面价值。随后“五月天抢票”、“五月天团票”、“五月天任意门”、“宁在鸟巢门前站，也不能让黄牛赚”等词条频繁登上微博热搜——歌迷与黄牛的对决引爆了5月的舆论场。

各种疑问也随之而来：黄牛票哪来的？黄牛党为何屡禁不绝？强实名制能否堵住黄牛票？除了不断加高购票门槛，是否还有其他措施能够抵制黄牛党？日前，北京青年报记者针对演唱会“黄牛”进行了调查。

网上招“抢手”，报名后“考核”

由于目前演唱会多采取实名制购票，因此催生了大批代抢型黄牛。他们在社交平台持续招募“抢手”，在演唱会门票发售的第一时间组团冲入票务平台抢票。

在一家网络二手交易平台，关键词“代抢”已被屏蔽，但通过关键词“代拍”，北青报记者仍然找到了相关内容。一位网名为“小文”的卖家打出“招代拍，抢热门演唱会门票，抢过门票的优先”的宣传语。记者与其联系，小文给出微信号表示可加微信细聊。

演唱会海报，图文无关

想成为“抢手”是需要考核的。小文问记者之前是否抢过演唱会，还要求记者发去之前成功抢票的订单截图。记者发去截图后，算是通过“初步考核”。记者继续询问“如果抢到票怎么结算”？小文表示：他会在订单创建后的支付时间内垫付门票钱，不需要“抢手”出资；一单佣金在几十到五百元不等，要看情况而定是秒结还是隔几日再付。随后，小文将记者拉入一个名为“逢票必中”的微信群。

根据售票限制多少，选填自己或者客户信息

5月19日，记者在微信群中参与了蔡徐坤澳门场演唱会的代抢。小文作为群主发布群公告通知“在大麦抢什么价位的都可以，尽量抢连座，观演人信息填你们自己的”。之后他发布截图介绍群成员抢到票后，如何通过群收款接收自己垫付的门票钱。记者参与抢票后发现，放票开售即秒售罄——此时群成员有30人，仅有一人抢到了2580元的看台座次。小文与群友聊天也感叹“坤太强了，秒没”。9天后，在二手票务APP“摩天轮”上，蔡徐坤2580元的看台票被抬高到2911元。

5月20日是王源重庆场演唱会的放票日，开售时间中午12点。当天早上7点，小文就在群里陆续发布了客户的姓名及身份证号信息，以及座次要求，要求群中“抢手”在大麦APP上观演人处填写客户的信息。记者在大麦APP上看到，王源重庆场演唱会的商品详情页写到，该场次要求强实名制观演——指的是购买门票者和进入演唱会现场者的身份证信息必须一致，进场时必须人脸识别核验，且无法转赠、不支持退票。

演唱会海报，图文无关

小文还向群友强调“同一个身份证号在一个订单付款之后，别人就不能付款了。只要不是和别人重复下单，机会很大”。然而到了放票时间，再次秒罄。这次群中“抢手”们没有人成功抢到票，纷纷刷屏“gg”（游戏结束）。小文感叹“这两天怎么回事，太难抢”。

5月23日刘若英演唱会北京站门票开售，该场售票限制少。小文提示“@所有人，观演人填自己”。这次群中“抢手”依依晒出成功抢到1299元门票的截图，另一个抢到票的小张则晒出1599元门票的截图。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5天内经部分群友邀人进群，记者所在群的人数增加到了50人。5月29日，在摩天轮上，刘若英演唱会1299元门票标价为1675元，1599元门票为2048元。

抬高购票门槛，被逼到死角的黄牛伺机反扑

据了解，针对代抢型黄牛，一些主办方在官方授权销售的票务平台上设置了更高的购票门槛，比如强实名+不可转赠+不可退票。5月13日刘若英上海站的门票规定“实行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不得转赠转售”。但5月7日，主办方发公告称，很多观众都是“首次参与实名制购票，对实名制购票规则了解不深入”，所以特地在7日9点到21点，开放了12个小时的“退票时段”。

5月9日，梁静茹演唱会上海站也发布了相同的公告，同样是针对“不熟悉购票、观演规则的观众”，开启两个时段的退票通道：第一个，是演出（预售后）开票前24小时，可全款退；第二个，是正式开票日起至售票通道关闭前48小时，不过要收20%的手续费。

演唱会海报，图文无关

这套组合拳确实把黄牛们逼到了角落，断送了他们操作的空间。但另外的问题又随之产生。在某一演唱会的主办方发布退票公告前，已经有200多位观众，拉了一个微信群来维权。组织者还搜集了每个人的退票原因列成表格，大多数理由集中在生病、购票人信息填错、重复购票、工作或考试时间冲突上。

实际上，这种有组织的退票不是偶然的行为，在多起演唱会上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据业内人士介绍，尽管确实有部分观众出于客观原因申请退票，但并不排除相当一部分人是黄牛组织的。由于主办方采取了“强实名”等措施，打得“黄牛”们措手不及。这些黄牛手中的票既无法转售，也不能砸在手里，只能倒逼主办方退票。

渠道票，另一种黄牛票

代抢黄牛抢的是在主办方授权的票务平台上公开销售的票，然而市面上还有另一种黄牛票。

根据相关规定，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剩下的那30%，即非公开销售的票，则是黄牛票的主要来源，也叫渠道票。

北青报记者在调查中，联系上了一位私人票务代理A女士。A女士花了588元代理费成为一家传媒工作室的票务代理。这家文化公司的介绍中提到，公司卖的是演唱会门票、综艺录制名额、发布会、剧组探班、粉丝见面会等活动名额以及明星周边。

代理就是工作室的下线。工作室发布演出门票信息后，代理把信息以每单加价100到300元不等的价格在社交平台进行分享，收集粉丝的购买信息，然后再上报给工作室。“加价的逻辑是票价越低，钱加得越少；票价越高，钱加得就越多。”

演唱会海报，图文无关

A女士透露，自己的上家主要走的是渠道，大部分是直接从主办方那边拿票。“底层模式其实就是主办方自己会扣一部分的票。这些票有些是给赞助商、宣传商等合作方做资源置换的，可能会以邀请函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有些则是直接留给自己的‘票务’（即黄牛）去卖。‘票务’拿到的渠道票已经是加过价的了。之后，‘票务’会加更高的价去卖。”

渠道票背后的博弈

渠道票的多少取决于演出主办方。A女士以“时代峰峻”举例，“今年，‘时代峰峻’的三代团演唱会所有的渠道都没用票去置换，演出票尽可能多地放给粉丝了，导致渠道票特别少，黄牛拿到的票价格非常高”。

反例则是国内某男团的演唱会。由于政策原因，这场演唱会的票价不能定太高，但是演唱会的成本又很高，背后的公司为了盈利扣下了很多渠道票。但当时正好赶上演出地管理方严查黄牛，公司不敢把票交给黄牛卖，结果全砸在了自己手里——当天的演唱会场子都没坐满。

有时歌手与演出方的博弈也会决定渠道票的数量。A女士介绍，某歌手一巡演唱会时，直接给主办方贴了钱，所以主办方同意不放渠道票。今年“三巡”时，这位歌手的工作室直接成为演唱会的主办方，从源头上杜绝了渠道票。

也有歌手通过临时加场与主办方博弈。背后的逻辑是，场次加上去，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门票的粉丝多了，渠道票也就卖不上价了。不过，这种博弈的结果常常不尽如人愿。“演出的场次多了，渠道票也相应增多了，关键还要看歌手与主办方的沟通。双方要好好谈，互利互惠而不是相互拆台。”A女士说。

票卖不出去，“黄牛”未必吃亏

采访中，A女士也解释了一个流传多年的误会。黄牛抢票风波中，常常有粉丝诅咒黄牛，比如此次五月天粉丝大战黄牛中流传甚广的金句“宁可鸟巢门口站，也不能让黄牛赚”。但实际上票卖不出去，吃亏的不一定是黄牛。A女士解释说，一些做海外演唱会的黄牛会直接与主办方谈好价格，包一部分渠道票出来，然后自己定价卖。这种情况下，票卖得不好，亏本的确实是黄牛。

但是国内的演唱会，大家都在互相转嫁风险。黄牛手中一般只有少量现票，大部分票都是在有观众购买的时候，临时从同行或者上家手里配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票卖得太好，确实存在黄牛刚刚在二手票务网站标出一个价格，下一秒配票时，发现上家标出的配票价格比自己还高。这样一来，为了不让自己亏本，黄牛通常会选择给观众退款。可是，一旦卖得不好，票可能直接砸在主办方手里，根本没黄牛接盘。如此，亏本的还是主办方。

治理黄牛的问题上，演出公司方面也确有为难之处。今年演出公司压力很大，需要赶紧开工赚钱，这也是今年演唱会火爆的一个原因。与此同时，歌手出场费、场地价格、人工价格在飞涨。这些导致了今年演唱会的票价整体有所上涨——不少业内人士估计涨幅在10%到20%左右。但实际上，考虑到消费者的承受力等问题，很多头部歌手的演唱会票价与三年前差不多。以周杰伦为例，今年的最高价2000元看着似乎比较贵，但实际上他2019年巡演的最高票价也是2000元。

当演出票价勉强或者不足以覆盖演唱会成本时，黄牛票就成了个别主办方的杠杆。他们更有动力扣下更多的渠道票，卖给黄牛，再通过黄牛炒票达到更高的价格，从而保证自己的利润最大化。

演唱会黄牛调查（二）对话票务代理：做了以后，发现这里的水很深

文/实习生虎巾杰 戴一航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祖薇薇
编辑/贺梦禹 满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