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奕东购买的公路车

在拥有公路车的半年时间里，周奕东一共骑行九次。其中，被井盖绊倒一次；与拐弯的机动车剐蹭一次；在躲避一辆逆行电动车时，他上了“脚刹”，脚崴了；摔得最严重的那次，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他骑得“正嗨”，车子突然失控，人摔了出去，还“往前搓了一二米”。摔倒的原因至今未解……

这辆赶潮流买的公路车终于在周奕东最后一次摔倒后，被挂到了闲鱼上。其实，车子的颜色他不喜欢，也不是最适合他的型号。但在2022年夏天，那是仅有的现货。

2023年，周奕东不再骑行。几位在2022年入坑的骑行新手和周奕东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感受：会骑自行车和参与骑行运动是两码事。

常常被忽视的问题是：当一辆自行车的速度可以轻易达到20公里/小时、25公里/小时，甚至上到40、50公里/小时，无论是在狭窄的、频繁出现断头路的自行车道上行进，还是主动或被动地进入机动车道，骑行者怎样保证自己的安全？当这样一项城市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时，它与同样享有路权的行人、电动车、机动车如何有序共行？

2022年兴起的一波骑行潮涌动至今，骑行受伤再频繁不过。4月9日，甚至出现死亡事故。一个21岁的女孩，在一直被视为适合骑行的成都天府绿道上骑车时，与对向驶来的骑行者迎面相撞，不幸身亡。

骑行摔倒、受伤、甚至死亡，有偶然因素的影响，但更需要探究的是，潜藏在偶然背后的结构性问题。这不仅关乎骑行安全，也与每一个道路交通的参与者息息相关。

周奕东摔车后留下的伤口

“摔了”

在北京西二环骑行到差不多第三十分钟，起步阶段的累劲儿、紧张感过去了，手也不疼了，周奕东的状态开始“嗨起来”。绿灯亮起，他轻轻一蹬，立刻窜了出去，享受着一种“特帅”的感觉——把骑电动车的、骑共享单车的，还有起步慢的公交车，都甩到了后面。“你知道吗？哗，一骑绝尘，好像身后一片人都在发出那种赞叹”。

驶过十字路口不到30米，车把突然毫无缘由地打晃，根本没有机会调整，周奕东摔倒了。接近25公里/小时的速度惯性带着他“往前搓了一二米”。他懵了，怎么会摔呢？没觉得车子硌到什么东西，两只手也一直握着把。摔倒的原因至今未解。

无比庆幸的是，倒下时，身体朝着自行车道，周奕东说，“最怕倒在机动车道，可能就让汽车直接给压了”。而这并不仰仗于他有什么应对摔倒的技巧，纯粹因为运气好。

12天前，2022年7月24日，买车第一天，他就目睹过一场公路车和机动车的剐蹭事故。当时他感慨，“这是今儿最好的一课”。他没想到自己的首摔来得这么快，但失控那一刻，“有一种靴子落地的释然。”“摔了也好，出小事儿总比出大事好。”——玉竹摔倒时也这样安慰自己。她和周奕东一样，2022年夏天决定买车，她选择了山地车。

第三次骑行就摔得很惨，手肘、肚子、腿、膝盖都有不同程度的擦伤。车链子断了，苹果手表也被擦花了。现在，距离摔车已经过去了九个月，肚子上的疤痕依然没有消褪，她也再没骑过这辆车。

玉竹反复回想，寻找摔倒的原因：“一个下坡，又碰到了下水道井盖，还是一个转弯，一起骑行的朋友在前面，想追上跟她说个什么话……”她没得出具体的结论，最终解释为“几个因素叠加”。

如果还要找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可能是刹车。对于刹车，她唯一掌握的常识是，不能单独捏前闸，要捏后闸。摔了之后，她才知道，下坡时，应该交替捏前后闸“点刹”（捏-松-捏-松），而不是像她那样，紧捏着后闸不放。

玉竹在地上趴了大概十秒钟，朋友把她扶起来以后，一个骑电动车的人也停下了。

这是位红十字会志愿者，随身带着创可贴、胶布、碘伏。在和他简短的交流中，玉竹才知道，最近骑行摔倒的人很多。这位志愿者骑电动车上下班，“几乎每天都会处理这种情况”。他遇到一些人摔到骨折，甚至完全站不起来。

在我们的采访中，骑行“摔了”太稀松平常。除了玉竹和周奕东这两次找不到具体原因的摔倒之外，更多事故总能归咎到速度太快，或者是骑行者和其他人的违章行为上。

在高速骑行中，没注意到路面的水泥缝，只有30毫米左右宽的轮胎卡在里面，把自己甩了出去；为了绕开停在自行车道上的三轮车，进入机动车道骑行，被汽车追尾、刮倒；或者是在自行车道变道时，身边骑电动车的人正在看手机，躲避不及发生刮蹭......

周奕东经历的四次骑行事故中，有一次差点与逆行的电动车相撞。在狭窄的自行车道上，他正在上坡路段“玩命蹬”，看到逆行驶来的电动车时，已经刹不住了，“它特快，我也特快，最后只能上脚刹”，然后脚崴了。

另一次与汽车的剐蹭事故，周奕东很明确“自己做错了”。在二环主辅路的交汇口，他正骑得特顺，离家很近了，想最后在机动车道上冲一下，把这次骑行的平均速度提升到25公里/小时。他知道与前面一辆汽车的行进路线会有交集，但他笃定自己的预判：能错开。没想到，一辆电动车突然出现，汽车避让急停，他直接从侧面撞了上去。

进入2023年，周奕东不再骑行。去年底最后一次摔倒之后，他把车子放到了闲鱼上，以接近原价的金额卖掉了。

玉竹的车子依然保留着去年夏天摔到时的样子，车链子还是坏的。小区没有车棚，车子只能放在家里。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她心里，这辆山地车如今都“挺碍眼的”。

玉竹摔车后，路人帮她处理伤口

赶一波风潮

重新审视去年买车的决定，玉竹觉得的确“盲目冲动了”。但在那样一个氛围里，好像又理所当然。

2022年6月，京东发布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自行车的成交额与往年同期相比，公路车增长120%，山地车增长70%。伴随着购车热潮出现，骑行穿戴装备也增长了100%。过去一年，我国自行车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超100亿元，比往年同期增长20%以上。

一家开在北京知名商圈的自行车门店老板说，2022年的客流量比往年多了50%以上。

北京石景山一家车店老板肖海的记忆中，这股买车热潮大概在去年4月底、5月初兴起。往年这个季节也是自行车销售旺季，去年的夸张之处在于人们都在“疯抢”。店里同时能有十多个人选车，他还有接不完的电话，最火爆的时候，每隔几分钟就有人打电话订车。

周奕东就是那个疯狂打电话的人之一。咨询了六七家店之后，他终于在石景山这家店订到了车。他从网上学习的选车方法几乎没有发挥余地，去年买车的现实是“有啥买啥”。

店里刚到货一款入门级公路车，7000多元，是周奕东不喜欢的暗红色，L号的尺码对于身高1米79的他来说，也不是最合适的。

为了更快开始骑行，他“被动地”选了这辆。决定买车之前，他不知道这叫“公路车”，也不知道“这就是阿姆斯特朗参加环法比赛骑的那种车”。他只是在路上看到别人骑，感觉速度很快，想试试。

生活在东莞的王斌也想不通，最初那股无法克制的购买热情从何而来，“可能是觉得好看，比较帅吧”。

他在小红书上“刷着刷着”，看到“蛮多人搞这个（公路车）”，就想买。更直接的刺激是，当他隔三差五骑单车时，骑着骑着就看到了更好的，“我那个破车，拼命拼命骑，都跟不上别人随便蹬两脚。”

去了几家店都没货，预定至少等半年起步，他不想等了，“那个热情过了就好像又不会再去（买了）”。身处风潮中的王斌把这看成是当下非做不可的事。

后来，他转向闲鱼，没有详细要求，唯一明确的是价格，再“看一下哪个比较新”。最终他以4000元买下了原价4200元的一辆公路车，车主已经骑了一年多。

“太傻了”“头脑发热”“确实有点神经”——接受采访时，已经从那股热情中冷静下来的王斌，不止一次这样形容自己。

Amaris是小红书上的一个骑行博主，生活在广州。她发现，去年这批想“入坑”的人，很明显的变化是对车辆外观的要求。十多年前，她买车的时候，更在乎性能，在乎适用的骑行环境。但现在，很多人咨询的是：哪一类车颜值高，比较出片。而且，有的新手骑得过于休闲，甚至连头盔这样的保护装备都没有。

肖海说，去年来店里买车的很多是“冲动消费”，他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小红书有一款…….”当肖海想进一步了解实际用途时，对方“其实说不清想干嘛”。

买这辆车，玉竹没考虑太多。2022年7月的一个傍晚，她和朋友聚会后闲逛，看到就买了。那个时间，正被新冠疫情笼罩，她被迫暂停原本的爱好。长时间居家办公之后，觉得必须得给自己找事做，跟自然、城市接触。骑车看起来是最好的选择——“不需要戴口罩，不需要核酸，还能锻炼身体”。现在想想，她觉得自己并没有真的想进入骑行文化，而是一种压抑情绪的转移。

过去的热闹与低潮

事实上，去年这股热潮并不是骑行运动第一次走近市民生活。在几位资深骑友的经历中，十多年前骑行运动开始时的热闹远甚于今天。

80后杨德昆从2013年开始骑行，从折叠车换到公路车，他记忆中，对骑行运动最有带动作用的是“环京赛”。2011年10月5日至9日首届环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举办。这是一项与环法自行车赛同级别的国际自盟（UCI）最高级别赛事，连续举办了四年。现在北京的网红骑行线路大多是以前“环京赛”的比赛项目。

在上海，2013年发布的《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就指出，要完善自行车出行路网，以构建系统、连续的骑行网络为目标。这意味着，把步行、自行车、公交车等慢速出行方式作为城市交通主体的“慢行系统”在城市规划领域受到重视。

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发生在2014年。中国职业骑手计成成为首个参加环法国、环意大利、环西班牙世界级三大自行车环赛的中国人。也是在这一年，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全程直播、延播了环法自行车赛。骑行运动的火热在官方与民间流动着。那时候，杨德昆组织骑行，常常是浩浩荡荡几十个、甚至上百人的队伍，骑什么车的都有，“不像现在，好像你骑个山地，就没有权利参加”。肖海也记得当年的火爆，“2014年、15年，就像这两年一样，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很多店面”。

“攀比”的风气也在这种热闹中滋生。杨德昆回忆，2016年左右，一批以社交为目的的“小老板”进入圈子，他们买特别贵的车子，带着补给后援车骑行，休息时也乐于炫耀装备。骑行队伍的氛围变了，很多骑友逐渐成为“小老板们的氛围组，捧哏的。”

杨德昆自建的骑行群在2017年左右散掉了，不止他的群，整个骑行圈也自此沉寂很久。导致低潮最直接的原因是落坡岭事故的出现，媒体报道称之为“京城骑行圈第一案”。

事情发生在2015年9月。一场二十多人参加的骑行活动结束后，有8人一同返程。途中，一名在队尾的骑行者发生单方交通事故身亡。他的家属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由起诉了七名同行骑友。2017年，二审法院最终认定，同行的七人中，活动组织者承担8000元的赔偿，其他六人每人承担5000元赔偿。

这个判例让大家不敢组织骑行，杨德昆说，直到2020年《民法典》颁布，确立了文体活动自愿参加、“自甘风险”的原则之后，“骑行群才慢慢儿回来了”。最近几年，随着疫情等因素的影响，骑行运动的风潮再次兴起。与热度一起回来的，还有“攀比”的风气。当公路车折叠车的售价动辄突破数万甚至十万元后，Amaris发现，骑友们开始流行称呼彼此“尊贵的**（某种高端自行车牌子）车主”。也总有人吐槽，“你怎么还没用新的轮组，还在骑这种变速？”杨德昆也发现，骑行圈内部的分化仍然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着。

2021年，他参加了一次原计划不到100公里的骑行活动，只有一个上坡，总爬升300米左右。半途，几个竞速的骑手私自改了线路，把难度提级，不仅多了20多公里，还增加了两个大坡和不少起伏坡，总爬升达到698米。

这已经达到中级骑行活动的门槛，远超出大部分参与者的能力。回程时，12个人已经分成了3个小队。最前面的4个偏向竞速的骑手不大愿意多停留等待，中途吃饭时还喝了酒。后来，很多人只要看见有这帮人在，就不参加活动了，“两拨人越走越远”。

一些骑行者会组织进山活动 | 杨德昆

谁还不会骑车

新人们争相买车“入坑”，热情却被现实一点点浇灭。他们逐渐意识到当初的盲目，原来骑普通自行车通勤和参与骑行运动是两码事。

很多细节常常被忽略。肖海记得，去年有一个买车的人，在他嘱咐公路车的变速方式时，没注意听。结果，刚骑出去200多米就回来了，说车链子一蹬就断。肖海简单询问，验证了自己的判断，他是在等红绿灯、静止时调了档位。可公路车必须要在运动过程中变速，“就跟你买手动挡汽车一样，得踩着离合才能挂档。”

小时候可以“撒把”骑车的经历，让周奕东一度对驾驭公路车非常有信心，但从提车那天开始，他就意识到“情况不太一样。”

第一次上车，他骑得并不快，想拿手机拍视频给哥们儿显摆，一只手放开把的瞬间，明显感觉车子重心不稳，左右晃动。他开始搜索骑行的专业知识，原来公路车控车要靠核心（胸腔以下到臀部）发力，而他的核心力量很弱。

玉竹也自认为经验丰富，小学、初中骑车上学，大学还出去骑行过，从没出过事故。买车后，她对专业知识的了解一直很被动，“限于小红书、微信推什么，就看什么”，她学习了调节座位高度之类的基础内容，但没想到刹车也是一门学问。“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觉得骑行很简单，谁还不会骑车？”

“他们还停留在上学骑自行车，每天三五公里、十公里，路程短又骑不快，而且只是代步。这跟出去骑行、上山是两个概念。”肖海印象里，去年有人周三来问有没有车，三天后就要和朋友进山骑行。

王斌甚至在提车那天下午，就规划了一趟往返70公里的骑行。返程时力气耗尽，他打了一辆货拉拉，花了100元。后来有几次骑行，又是货拉拉拯救了他的后半程，王斌自嘲，“我也去做货拉拉得了”。到家当天晚上他就想把车退了。“体验感太差”，王斌个子不高，车子大小并不适合，每次骑下来都腰酸背痛的。

Amaris认为，像王斌这样在进行长距离骑行前，没有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车子的设定，其实对身体损害很大，“有些人会膝盖痛、半月板磨损，甚至出现积液，需要很长时间去恢复。”

杨德昆觉得，一个新手想要完成百公里骑行，最好先试试能不能将平均时速维持在25公里/小时左右，且轻松地连续不停骑行1小时。“除去天赋异禀的人，没有任何锻炼基础的年轻人想要实现这样的速度，保守估计，通常需要累积2500公里的练习，自然老化掉一车份的外胎。”

在Amaris和杨德昆的经验中，骑行、尤其驾驭公路车，需要一定时间的学习和磨合。换公路车后，杨德昆买了书，还用两个月时间，在空旷、平坦的路段熟悉骑行姿势、发力方式，练习转弯以及控制刹车。他说，因为公路车减少阻力的设计，骑行时要猫着头、猫着腰，视野变窄，需要特别注意预判路况。

更需要谨慎的是速度。相比普通自行车至多十几公里的时速，山地车、公路车，轻易就可以达到20公里/小时。杨德昆说，一些在路上“刷”街的，速度在30~35公里/小时都是比较慢的，厉害点儿的，至少40公里/小时。如果团队骑行，轮流破风的话，甚至能达到50公里/小时。

“对速度的追求总会让人做出一点过界的事儿。”周奕东说，过去，骑普通自行车速度慢，远远看见逆行的电动车，就会下意识躲开，骑公路车以后，“速度在那儿了，不好让，也不想让。”

杨德昆总看到有骑友抱怨，被逆行的车挡道，于是拍视频投诉。“就视频内容看，非机动车道不是没地儿骑，骑行者也没有遵守规则，进入了机动车道。”他解释，有的骑行者会刻意紧跟着汽车，减少风阻，提高速度。

“但这不是某个人的路，过快的速度不仅没有考虑别人的安全，甚至也没有考虑自己。”杨德昆认为，“政府应该在主城区出台专门针对自行车的限速规定。”目前，城市里对于非机动车的限速只针对电动车，不能超过25公里/小时，但一些自行车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速度。

追求速度，享受很纯粹的冲刺感，无限趋近一种竞技体验，是很多人开始骑行运动的初心。被问到有关于骑行快乐的瞬间时，周奕东也对自己的答案感到意外，“你这么一问，我突然想一想，真的全来自于速度。”即使在摔车以后，他也一度期望将自己的骑行速度提高到30公里/小时。

杨德昆最初几年骑行时，也抗拒不了速度的诱惑，“就是为了骑车而骑车，路边儿风景根本没功夫看，不重要，看它还耽误时间。”但骑行十年，他身边有太多因为速度过快受伤的人。而且速度始终有上限。

在不那么追求速度以后，杨德昆才更多留意路上的风景。他发现，记忆里最珍贵的，不是曾经骑到过多快的速度，而是家附近那条小河轮转的四季；是路上遇到的一位素不相识，却毫不犹豫地帮忙给链条上油的大哥；是在那条树影婆娑的小路上，迎面而来的一对骑行父女......

骑行多年后杨德昆发现，最宝贵的其实是路上的风景

真的准备好了么？

当下，人们还是要在复杂、多变的道路上出行。这条路承载着不同的骑行需求，有人骑车通勤上班，有人想挑战速度，享受竞技带来的愉悦。但当2022年成为过去，极其特殊的、人烟稀少的城市交通环境再也没有了。

在北京骑车通勤的一个女孩觉得市区里适合骑车的还得是长安街，“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长安街上，大家好像更懂避让”。这里的自行车道是北京最宽的，最宽处有十米，和机动车道完全分隔，平坦、干净，也不会有电动车和摩托车出现。总之，在那里，她有安全感。

而在她生活、工作的周围，本就狭窄的自行车道又被划去一部分做停车场。行人，逆行、顺行的电动车都要来抢占这条路。

一位在深圳的骑行者也常常困扰于“断头”的自行车道，有时，得推上一个人行天桥，才能重回自行车道。后来几年，政府开始在机动车道上架铁围栏，划出自行车道，但只有不到60公分宽，“走路都觉得好窄”。于是，骑行依然要借用人行道，遇上人行道变窄，又得进入汽车道，骑行者不得不来回借道。“其实是自己不对的，但没办法，没有路。”

在更大的语境中，这被称为路权的争夺。事实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1世纪的前十年，骑行者的路权一直在被压制。

建筑师王卓尔在《骑行上海：关于骑行规划的思考》中提到，1994年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的出台是中国自行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国家公开表示鼓励个人购买机动车。这意味着，以机动车为主导的路权分配倾向逐步显现。她举例，之后，1995年至2009年间，上海自行车出行比率下降了60%。2004年，上海开始的“非改机”工程使得骑行者的基本路权进一步受到压制。直到2013年，城市规划开始向慢行系统倾斜。

进入2020年，更多城市开始出台政策，改善骑行环境。深圳发布了“首部自行车交通发展规划”，根据规划，深圳市每年将建设不少于300公里的自行车道，到2025年，自行车道的道路占比将提升至30%以上。新一轮《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更是强调，要保障公交、慢行路权优先。

政策出台到真正惠及骑行需要很长时间。友好的骑行环境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道路，准确地说，道路建设只是第一步。围绕着道路交通网的规划，还有很多细节可以借鉴。

在丹麦哥本哈根，110公里的绿廊系统尽可能沿着市内有绿地河流及景观进行建设，以避开嘈杂的机动车线路，他们还在近郊建设了通往市中心的辐射状的28条自行车快速道，鼓励更多市民骑行进入市区，减少拥堵。

为了让骑行的体验更好，市政府在路口设置了脚踏及扶手，红灯时骑行者可以靠在上方休息。还有特地为自行车设置的交通灯，比机动车信号灯至少早5秒。2020年，巴黎在计划将自行车道长度增加至1400公里同时，还增设了10000个自行车停车场。

但一条友好的骑行道路的出现一定会解决很多问题吗？

成都天府绿道是世界规模最大的绿道系统，穿过多个公园、湿地，被视为是最适合骑行的道路之一。但在今年4月，21岁的女孩在绿道上骑行时，与对向的骑行者迎面相撞，不幸身亡。

一位骑友觉得“出事那段路特别危险”。下坡之后，马上就要穿桥洞，紧接着就是连续几个急转弯，好多地方视线盲区太大。在太阳暴晒、速度很快冲过桥时，眼下会瞬间一黑。

官方回应此次事故是因为女孩与逆行的车子相撞。但在实际骑行中，逆行与否在绿道上“很模棱两可”。常在这里骑行的陈建宏说，大部分人默认应该顺时针骑，也有人选择逆时针。矛盾在于，没法严厉区分哪一边算逆行，如果像在马路上立栏杆来区分，也就破坏了绿道用来休闲的初衷。

事故发生后，在绿道上行走的人，指责骑行人速度太快，增加了风险，骑行人也有自己的立场，他们认为，绿道上画着自行车标志就说明这是专业的自行车道。旁边有步行道，不守规矩的是行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接受自己同样享有这条路的使用权。

陈建宏说，绿道人流非常复杂，有走路的、骑共享单车的、开电动车的；还有一些俱乐部组织的竞速骑行队伍；带小孩的、遛狗的，甚至放风筝的也会出现。他跟朋友讨论过，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不能不让人家去散步，管不住对吧？要是不让人去骑行，那100公里修在那儿像话吗？不像话吧。”

很现实的问题是，即便有了骑行友好的绿道，对于它的使用，如果没有形成基本共识，它依然无法发挥本来的价值，甚至还会引发新的危险。

拥有公路车的三四个月里，王斌只骑了五六次，体验并不好。上个月他以3600元把车卖掉了。但几天后，他居然又从闲鱼买了一辆山地车。

为什么还要买？“不爽吧”，王斌不甘心完全放弃这个运动。临近30岁，朋友大多结婚生子，很难有共同的空闲聚在一起，他就想“拿点东西消遣一下”，度过贫乏、单调的日常。

意料之外、却又充满宿命感的结局是，这位卖给王斌山地车的大哥又买了一辆公路车，买车当晚，第一次骑行，就摔得住进了医院。他发给王斌的照片里，腿上裹着厚厚的绷带。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周奕东、王斌、肖海、陈建宏皆为化名）

记者/梁婷 实习记者/王小璐

编辑/刘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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