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书2011年首次出版以来，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朝不保夕者(precariat) 的行列。这些年来，全球化的推力，零工经济的兴起，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推行的紧缩政策，一并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全感和不平等状况，削弱了全球应对冲击时的韧性，就在这种环境下，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了。疫情，再加上各国政府大幅度倒退的经济应对措施，让情况雪上加霜。

本书希望对此提出警示，除非朝不保夕者的不安全感、需求和愿望得到理解和解决，否则，一种“地狱的政治”(politics of inferno)和政治怪物就会现身。果然，威权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尤其是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的美国，以及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

同时崛起的还有新法西斯主义，虽然这股思潮早有苗头，但它的出现仍然出乎全世界的预料。本书也描绘了一幅可能的乐观愿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各种选择和出路。但是，主流的“进步”政客们还没能明确提出一种“天堂的政治”(politics of paradise)，毕竟这是一项具有变革性的策略。他们转而退守防御性政策，似乎有意恢复过去的做法。眼下，世界更加迫切地需要一种“天堂的政治”。为了摆脱疫情造成的衰退而选择走一条错误的道路，可能会开启一个新的黑暗时代。

朝不保夕者的演化

朝不保夕者遍布全球。数百万人在不稳定、不安全的(有偿)劳动和(无偿)工作中挣扎，他们缺乏职业认同，丧失公民权利，靠着微薄且忽多忽少的货币工资过活。无论在工作场所内外，无论上班与否，他们都受到同样的剥削。

朝不保夕群体在全球各个角落壮大。据粗略估计，2011年，在很多国家，大约1/4成年人的生存境况岌岌可危。2020年，新冠疫情前夕，这个比例可能已经接近1/2，朝不保夕者特别集中在年轻人当中。

如何定义一个群体很重要。我们可以通过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即通过一系列共同特征来划定一个群体。本书和它的姐妹篇《朝不保夕者宣言》(A Precariat Charter) 都提出，朝不保夕者是一个“正在形成的阶级”(class-in-the-making)，但还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class-for-itself)。那些处于朝不保夕境况的人往往具有共同的特征，但对于应该做点什么却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

为回应有人批评朝不保夕者没有明显的阶级特征，《朝不保夕者宣言》给出了一个比较规范的阶级定义，包含三个维度：独特的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劳动和工作模式)、独特的分配关系(relations of distribution，收入来源和遭到“剥削”的手段)，以及与国家之间的独特关系(relations to the state，权利模式)。

批评家们通常只关注到第一个维度的一个方面，便提到了“不稳定的工作”(precarious work)，说它古已有之。他们的意思应该是指“不安全的劳动”(insecure labour)，这从某人的雇佣合同就能看出。但仅凭这一点，并无法定义朝不保夕者。

毫无疑问，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间接劳动激增，这反映在几个相关趋势中。“礼宾经济”(concierge economy)异军突起，和这个镀金时代很是相称。在线个人服务应用程序就是自动化的劳务中介，从人们的收入中抽取相当数额的佣金。“任务处理”的另一种形式“云劳动”(cloud labour)也在大幅增加，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 率先推出这项服务，起先是发包一些微任务，比如为视频做标注，现已扩展到项目制的远程工作了。另外，“随时待命”的用工方式也多了起来，比如，很多劳动者和雇主签订的是“随叫随到”(on-call)或“零工时合同”(zero-hour contract) ，这就耗尽了那些等待就业者的时间和希望。

在线劳动力的增长和全球化以及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的另一独特特征相伴而生，这个特征就是不需要跨境流动的劳动力输出。这一趋势将在疫情大萧条时期加速发展。毕竟，如果人们的劳动力需求可以得到“远程满足”，那么“劳动者”或“任务执行者”在国内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就几乎不重要了，只要他们能够高效完成任务。这样一来，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必然和发达国家构成竞争，给发达国家国内“在线”朝不保夕者的工资水平带来下行压力。实际上，一个发达国家真实的国内劳动力供给，往往要比统计出来的规模大得多。

不过，相比劳动身份更能辨识朝不保夕者的恰恰是他们缺乏一套职业认同或关于自身的叙事。对很多朝不保夕者来讲，他们在任何时候从事的工作都只是工具性的，不太可能成为他们渴望的身份认同或生活满足感的来源。民意调查公司盖洛普定期在150个国家进行“全球职场状况”调查。2019年，调查发现，在全球范围内，只有15%的在职员工感到真心热爱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国家的这一比例超过40%。英国的另一项调查发现，37%有固定工作的人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不过，以超然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好像也是一种健康的态度。

大多数朝不保夕者都缺乏职业安全。评论家们很少讨论雇佣安全和岗位安全的区别，经常将它们当成同义词混用。岗位安全其实是从一种信念中而来，即某人能够通过工作来发展自己。也许你拥有雇佣安全，但若手头的工作让你感到前路迷茫，那么这种雇佣安全也于事无补。

朝不保夕者的生产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接受了更高水平的正规教育，但要从事的工作却并不需要那么高水平的教育经历。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它引发了人们对自身地位的挫折感和异化感。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强烈，因为那些需要中高学历的岗位正在消失。很多朝不保夕者将来要被迫接受比较低阶的工作，任凭自己所受的教育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然而，大量必须要做的工作都是无偿的。比如为了找工作，要做很多前期工作(四处寻觅、撰写简历、通勤奔波、拓展人脉)，还要为国家工作(填写表格、排长队)，从事“为社会再生产而做的工作”(比如照料工作)，所有这些形式的工作，在统计数据和政治辞令中都被忽视。以前的无产阶级通过在工作场所劳动获得报酬，而如今的朝不保夕者必须在工作场所和有偿劳动时间之外做大量的工作。

与此同时，朝不保夕者的分配关系，或者说收入来源，高度依赖于货币工资。从19世纪初开始，无产阶级获得的报酬就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工资，另一部分是非工资福利。起初，雇主和国家设计了这些福利制度，目的是实现雇佣关系的稳定，消解工人的反抗——他们一直在抵抗自身的“无产阶级化”，希望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后来，社会民主主义 者和工会的介入将福利制度变成了一个“雇佣安全”议题。不过，本书认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试图让劳动力“去商品化”，这意味着薪酬体系中工人的货币工资缩水了，更多收入来自非工资形式。

朝不保夕者几乎没有任何非工资福利，比如带薪假期，带薪病休以及由雇主缴纳的、可以在将来领取的养老金。这个群体必须依赖货币工资，而货币工资的实际价值一直在下降，而且越发不稳定和难以预测。社会要求他们做的无偿工作比有偿劳动多得多，这就是在“剥削”他们。这个词是精确的。至少在工业时代，工厂应该根据劳动时间支付工资，这是规矩，工人打卡上下班，一旦离开工作场所，就不存在无偿劳动这回事。

这一变化与本书讨论的“社会收入”(social income)的概念有关。由于公地遭到掠夺，公共服务和便利设施支离破碎，朝不保夕者更加缺乏安全感，他们和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历史上，公地是“贫穷者的外衣”，为贫穷者提供维持生计的条件、非正式的社会保护和生活中的一些美好事物。紧缩政策加速了对公地的圈占、忽视、私有化和商品化，并损害了这件“外衣”。朝不保夕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公地，他们被剥夺了非工资福利，也拿不到本属于基本权利的国家福利。因此，恢复公地至关重要。

这就引出了朝不保夕者最鲜明的特征。“不稳定性”(precarity)这个词的拉丁词根是“通过祈祷获得”。这就揭示了朝不保夕者第三个维度的本质：与国家的关系。朝不保夕者都是乞求者，他们大概也有这种感觉。由于缺乏基本权利，他们只能依靠亲戚、朋友、官僚、房东、雇主和其他人随意施舍一点小恩小惠来维持生计。

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中平等和公正的原则遭到损害，公民公地残破不堪，沉重打击了朝不保夕者。有一个和英国的通用福利金制度 有关的恶名昭彰的例子。所有主流政客都声称尊重《大宪章》所遵奉的普通法原则，即没有经过适当的审判，任何人都不该被判有罪，被指控人有权知晓对自己的指控，并在独立法官面前拥有自己的法律代理人。然而，自从英国分阶段引入通用福利金制度，已有超过500万人被“惩罚”，只因一个不负责任的官僚的简单命令，朝不保夕者就失去了享受福利的权利。

遭到惩罚继而失去福利的人，比在治安法庭被判有罪的人还要多，而且平均而言，经济处罚的罚款要比这些法庭开出的平均罚款还要高。当然，向法庭上诉的成功率很高，但过程艰巨、旷日持久、代价高昂，很多人在此期间维持生存都很困难，不确定性的压力悬在头上，“绝望而死”的现象非常普遍。支持这种制度的政客和评论家都是可鄙的。但是，不尊重正当程序在许多国家的社会政策中已成为一种趋势。

金融化和债务

朝不保夕者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债务累累，与极端金融化相关的机制系统性地利用了这一点，这并非偶然。在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地，金融机构持有的资产价值已上升到国民收入的500%以上，在英国，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1000%。新冠疫情之前，在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有数百万人在不可持续的债务边缘挣扎。

用“食利者 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这个词来描述当前阶段的全球资本主义，真是恰如其分。它将朝不保夕者变成产生租金收入的债务人，通过鼓励学生贷款、信用卡消费、发行商店专用赊购卡和短期放款来收取租金和利息。在一些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私人债务已经占到国民收入的150%以上。高水平的私人债务并不是现代市场社会的偶然特征之一，而是金融化的结构性特征之一。

此外，很高比例的私人债务没有担保，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上升。这就意味着，如果一场大的危机来临，这些债务将没有任何可变现的资产来支撑。比如，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英国的无担保债务就超过了2250亿英镑。

最令人不齿的还要数“发薪日贷款” ，它的利率像天文数字一样高。不太引人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耐用消费品如今也可以租赁了，包括桌子、椅子和厨房用具，以前，人们无法负担这些物品的时候，就干脆不买或者不用，直到负担得起时再买。这种债务驱动的生活方式已经让经济变得更加脆弱，即便是轻微的经济震荡也承受不起了。它在全社会、人类和环境恰恰需要减少对经济增长的依赖之时，造成了全社会对经济增长的依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融业正在抽干维持经济运行的血液，损害朝不保夕者的利益。2008年之后，因为低收入、没有储蓄，很多家庭靠借贷的方式来维持生活水平。这就让金融业嗅到了新的商机，迫使朝不保夕者债台高筑。经济增长是以债务增长为基础的。而且，债务收入比上升幅度最大的群体是中低收入群体，而不是根本无处借贷的最低收入群体。

在美国，那些目前处于朝不保夕状态的人，其收入通常低于全民收入的中位数，这就是明显例证。1970—2016年，这一收入群体的货币收入增长了20%，而他们的债务则增长了250%。这意味着中低收入个人和家庭几乎得拿出全部家当举债，为自己、经济和社会制造了更普遍的脆弱性。美国人的做法，在欧洲和其他地方也都很常见。

更糟糕的是，在“食利者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富豪阶级、精英阶级和白领领薪阶级。因此，为提高朝不保夕者的收入，或者仅仅是减缓他们生活水平的下降速度，经济增速就必须更快。各国中央银行也不能贸然提高利率，因为数百万人可能会因此而无法还债。

低利率助长了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冒进行为，它们知道，中央银行和政府会在经济衰退时期出手相救。食利者在经济下行的风险中幸免于难并因此兴旺发达，而朝不保夕者却首当其冲。

面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持续下降的实际工资水平，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允许向朝不保夕者放贷，帮助他们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这是史上最大的浮士德式交易，注定难以为继。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