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书名中的“女人不是生而顺从，而是变得顺从”显然是化用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那句最有名的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而事实上，出生于1985年、毕业于巴黎高师哲学系的玛侬·加西亚的确一路在追随她的精神导师波伏瓦的脚步，她的这本处女作也明显沿袭了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开创的女性主义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从女性的角度对她们的处境和体验做尽可能忠实的再现，进而深入挖掘女性顺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根源。这本书既是对波伏瓦哲学思想的回顾和致敬，也是对其女性主义研究的拓展和细化。

传统的权力观往往关注权力“自上而下”的作用方式，故此，大多数女权主义运动也因袭性地将矛头指向男性统治对女性的规训、盘剥和压迫。而玛侬·加西亚研究的独到之处是做了一个研究视角的转换，从顺从者角度而非征服者角度来考察女性顺从现象。这一视角转换有助于揭露两性关系中最隐秘也最微妙的部分，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展示并分析一种主观经验。她提出并思考的问题是，男性统治对女性个体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女性如何体验她的顺从？面对男性统治，自觉不自觉中，女性的态度常常是矛盾而暧昧的，就像作者在本书开篇写的：

即使是那些最有独立意识、最具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也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她们享受男性对她们投来的具有征服意味的目光，她们渴望成为伴侣怀中一只温顺的宠物，相比那些看上去更能让她们绽放自我的工作，她们更愿意去干干家务活儿，从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为家人精心准备的早餐中获得小小的乐趣。这些欲望和乐趣同女性的独立是否矛盾？是否是对几个世纪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的背叛？

哪怕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也经常会听到社会上两种此起彼伏的声音：一种呼吁女性独立自主，追求自己的事业，争取两性平等；另一种鼓励女性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侍奉公婆。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它归纳为现代和传统两种观念的冲突，然而，若要对这种司空见惯的女性顺从现象进行理论建构却非易事。尽管女性顺从经验的普遍性、多样性和矛盾性无可否认，但西方古典哲学一直以来都把它视作女性对天赋自由的放弃、一种道德上的缺失，这种性别偏见让古典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采取了习惯性无视的态度。因此，正如本书作者玛侬·加西亚敏锐指出的，“女性顺从既是社会现实，又是哲学禁忌”。她希望借助哲学，尤其是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哲学思想，聚焦女性顺从这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却又不断被遮蔽的哲学命题，试图揭开它的真实内涵，分析造成这种顺从的个人和社会结构的深层原因，探讨可能的解放之道。

二

自古以来，不论中西，顺从都被认为是女性重要的美德之一。《仪礼》教导女子要有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圣经中的《提摩太前书》一再强调“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地顺服”。即使是启蒙时代提出“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卢梭，在《爱弥儿》这本论教育的书中也不乏对性别差异的偏见：“如果说女人生来是为了取悦于和从属于男人的话，她就应当使自己在男人看来觉得可爱，而不能使他感到不快。”被历史重重塑造的“永恒的女性”成了现代女性隐形的束身衣，时刻提醒她要安分守己、宜室宜家。

因此，在思考女性顺从的本质时，我们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困境：要么把它视作一种女性与生俱来的气质，落入性别歧视的陷阱；要么遵循性别平等原则，把它等同于男性顺从，也就是说，将其视作违背人类自由天性的道德缺失。不过，这样的本质主义或古典哲学的观点正是玛侬·加西亚想要批判的靶子。她拒绝将自己局限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而是跳出传统视角，强调用一种女性主义的方法来解构这些男权神话，从实际经验出发，展现女性顺从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玛侬·加西亚在书中多处援引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提出的“处境”概念：我们所处的世界有一套特定的社会规范，它规定了个体行动准则并制约着个体的选择，任何人都无法跳脱出自身的处境或独立于这个周身世界而存在，而性别差异正是构建这种社会规范的一个重要元素。处境的概念很好地解释了女性顺从的历史机制：男性统治是一个漫长的异化过程——男性自视为主体，将女性构建为客体和绝对他者，并用顺从来定义女性气质。因此，女性顺从不是天性使然，而是处境的产物，是先于女性个体而存在的社会规范，是一种被强加的既定命运。

然而，这样的结论并不足以消弭道德缺失的问题。女性为何不抵制并反抗这种由社会施加的带有明显歧视和不平等的规范呢？她们的顺从是否意味着对天赋自由的放弃？玛侬·加西亚着重探讨了女性顺从的身体维度，她认为，女性在男性统治下的异化主要体现在女性身体的异化上。波伏瓦曾继承现象学的哲学思想对“生理身体”和“经验身体”进行了区分。“生理身体”本不具备任何意义，但女性的生理身体却因其依附地位而变成了社会意义的载体，它在男性凝视下被客体化为性欲的对象和绝对的他者。女性体验“经验身体”的方式建立在已经社会化和客体化的生理身体之上；她的身体首先是一个为他人而存在的身体，而不是一个“为我的身体”。女性被剥夺了对自我身体的控制，她们被迫顺应外界的期待并服从这种无法逃脱的命运。因此，女性顺从无关选择的问题，在男性统治下，她们的选择权是缺失的。由此，加西亚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接受顺从并不是一种放弃自由的主动之举，而是无可奈何（常常也是别无选择）的被动之举。

三

那么顺从是否全然是消极的呢？玛侬·加西亚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顺从甚至有可能是快感的来源，她列举了美和爱情的例子来论证这种顺从的模糊性。女性试图通过美貌来使自己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通过在爱情中献身以换取男性的眷顾和回报。在这两种情况下，顺从甚至会让女性产生征服男性的错觉，以为自己用美食拴住了男人的胃，用美色迷住了男人的眼，用忠诚和牺牲俘获了男人的心。而事实上，“女性通过把自己变成被动的和诱人的客体来收获快乐，其结果是，女性-客体需要依赖男性和他们的凝视才能存在。然而，当女性成功地进行引诱之后，男性凝视将不再把她看作主体，而是看成一个即将被吞噬的客体和猎物”。女性舍弃自己的主体地位，把自己当作猎物并牺牲自己的独立性，把“嫁得好”作为存在的理由，满足于“妻以夫荣、母凭子贵”的附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顺从似乎成了女性的一种生存策略，是一种“得失分析”的结果——只要顺从，她们就有望得到男性的青睐并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甚至还有可能得到社会地位的提升，而追求自由独立则意味着失去这“现成的”一切。

插一句题外话，玛侬·加西亚关于女性美的分析让人不禁联想到近来频频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热搜榜上的“与素颜和解”的话题。与素颜和解，顾名思义就是要坦然接受“天然去雕饰”和“去美颜效果”后的自己，不再“自惭形秽”。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场颇具女性平权意味的运动，旨在鼓励女性拒绝容貌焦虑，尊重个性和多元化。然而，当这个话题的讨论由最初的对自己素颜的坦然接受和展示转变为竞争和攀比“素颜美”的跟风作秀时，一切就变了味，而素颜也不是真的“素”。事实上，“与素颜和解”的话题本身就具有欺骗性。这一话题的提出恰恰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即我们对美的追求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由某种外力驱动的结果，这种外力便是社会关于女性美的主导潮流和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审美霸权。“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流行素颜，于是人人化起了“裸妆”；流行欧美风，于是街头尽是深色眼影、性感红唇……从本质上说，素颜与浓妆之间不存在二元对立；素颜不是一种需要去“和解”的东西，而妆容也不应该成为被主流审美标准左右的产物。

四

如果说在顺从这件事上，女性有意无意会成为男性统治的“共谋”，那么，将女性受压迫的处境全怪罪到男性头上也不全然客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男性和女性都被禁锢在早已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中不能自拔，这或许就是玛侬·加西亚说“男性并非（都）有错”的理由。波伏瓦在《第二性》中也提倡男性和女性通过理解合作的方式共同走向自由与和谐，把男性和女性从封闭僵化的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解放出来，在自我与他者相互关照的维度下体悟两性关系，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早在20世纪初，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奥兰多》中就借小说主人公的奇幻经历向我们昭示了这一点。奥兰多原本是一名英俊的贵族少年，却在某一天醒来突然变成了女性。这种性别身份的转换使他得以从男女两种视角观察世界和体验生命，他终于发现女性真实的生活与他身为男性时的想象是多么大相径庭：

她记起：自己身为一名年轻男子的时候，就坚持认为，女人一定要三从四德，守身如玉，打扮得体。“现在我自己要为那些欲望付出代价了，”她想，“因为女人不是——根据我这段时间以来的切身体会——天生就顺从、贞洁和会打扮的。她们也只是通过后天乏味无比的训练，才学会这些的。”

我们固然无法像奥兰多一样获得两种性别的体验，但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只有跨越个体生命的疆界、打破自身视角的局限性，在矛盾和差异中体会两性关系，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他者所面临的困境，从而更好地认识自我，理解他者。女性解放从来不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也不是一个性别的战争，只有告别自私的利己主义和冷漠，打破沉默和有形无形的枷锁，才能为女性在公共话语中开辟更多空间，那些关乎女性切身利益的议题才能回归大众视野。

五

那么，这样一项对女性顺从追根溯源的理论研究对今天的女性解放运动有什么启示和现实意义呢？在玛侬·加西亚看来，既然女性顺从是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下的必然结果，那么要改变女性的处境，就必须打破产生女性压迫的机制，使顺从不再成为女性的既定命运。在方法论层面上，她提出女性要敢于承担自由的风险，通过工作和劳动为自己的独立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从而改变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然而，我们也知道，在实践层面上，尤其是对个体而言，摆脱既定秩序的影响并非易事。即便是对波伏瓦这样卓尔不群的女性主义者来说，在处理现实的情感关系时，面对萨特，她也难以真正超越女性在潜意识中对男性权威的崇拜和顺从。她的《女宾》《名士风流》和《独白》中都不乏在爱中迷失自我、完全顺从并依赖男性的女性角色。也正因为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传统由来已久，要打破这种根深蒂固、习以为常的压迫机制绝非一朝一夕所能达成，况且绝大多数现代女性除了工作上班之外，依然承受着生儿育女、洗衣做饭、照顾家人的生活压力，有多少女性在这些日复一日、琐碎繁复、“看不见且没有薪酬的”家务劳动中变成了“绝望的主妇”。

玛侬·加西亚认为，实现两性平等最重要的是改变观念，质疑和挑战所谓的“天经地义”和“理所应该”。对女性最大的禁锢是她们自身对顺从的接受和认同，使她们成为自身顺从的“共谋”。要改变女性顺从的地位，就必须要让女性个体觉醒，放弃顺从带来的安稳和特权，敢于承担自由的风险，主动掌握人生的选择权。诚如德国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乌特·艾尔哈特所言，“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好女孩接受社会的规训，而坏女孩敢于和传统决裂，敢于面对未知的风险，敢于发掘更多的可能性，敢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里的“坏”已无关传统道德体系下的价值判断，而是代表了一种新时代果敢自由的女性形象，她们不再是他人的附属品，不再为家庭牺牲自己的理想抱负，而是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并为之奋斗，追求更多的自主权。女性扭转顺从命运的拐点就是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处境，坚定地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

只有在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平等的社会，女性才能撕掉“顺从”这一古老的道德标签，自由地去追求向往的生活，不在爱情中迷失，爱我所爱，且用我的方式去爱，就像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所期盼的：

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那时，爱情对她和对他将一样，将变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险。

只有这样，女性（还有男性）才能走向真正的自由、平等和解放。

文/黄荭沈祯颖

来源：中信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