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小说家。代表作品有《大老郑的女人》《化妆》《一个人的微湖闸》等。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四届冯牧文学奖及各类文学刊物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意、俄、波兰、希腊、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多国文字。现居广州。

大概是2001年的冬天，或者是秋天，记不得了，我在北大东门见到了魏微。北大东门有一片酒吧，比如“雕刻时光”，比如“我们”，估计是沾了北大的光，有点学术气和文人气，更重要的是便宜，是学生和穷酸文人的一个好去处。当时，魏微身上套着一个“美女作家”的光环，说美女作家是一个光环，或许也不对，70后美女作家，是几年前《小说界》推出的一个作家群，但是，美女作家一出世，就是一个暧昧不清的词语，她们的成员有卫慧、棉棉、魏微、戴来、朱文颖等等，不久，就出现了“身体写作”的口号，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引爆了文坛，再不久，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就扯在了一起。其实，美女作家群里除了卫慧和棉棉，别的跟身体写作并无关系，她们是被拉进美女作家群凑数的，她们的写作是有女性特征，但跟她们的前辈，比如张爱玲，比如萧红，并无差别，就是写作。

传说中，和美女作家见面，也是相当火爆的，比如谁见了卫慧，卫慧咋样咋样，是可以说上半天的。但是，我见到的魏微，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她长着一张和善可亲的脸，上一分钟陌生，下一分钟就熟了，说话也得体，总之就是一个端庄的淑女形象，我肯定是调侃过她的“美女作家”身份的，问过怎样使用身体写作之类的瘟话，她也见怪不怪，哈哈哈一阵笑，就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她说的话，我一句也记不住，可她的笑我记住了，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这样的笑，不断地在我耳边响起，她的笑，是响亮的，爽朗的，透明的，裸体的，毫无心机的，也只有毫无心机的人，才能这样透明地裸体地笑。笑应该是魏微最显着的标识了，我怎么形容她的笑呢？有一次，我走在圆明园里，乍暧还寒，将春未春，满眼萧索之际，突然就见一树白玉兰开了，赤裸裸的一树白花，不带一片叶子，我就想起了魏微，凡有她的场合，遇上好玩的不好玩的有趣的或无聊的，她就是这样笑的。

不久，魏微就租了房子，住了下来，与我一样，过起了北漂的生活。她是从南京来的，在南京，她好像也没有什么正经的职业，北京，南京，对她来说，是一样的。那阵子，全国各地，精神上无着落，处于游离状态的男男女女，都喜欢往北京跑，在北京待着，似乎有什么目的，其实又不知所以地待着，好像北京会给他的人生带来什么。我就是在看了新千年的曙光之后，跑到北京去的，据说，这样的人，在北京有数十万之多，魏微，只是其中新来的一员。在北京，魏微干了什么呢？她什么也没干，她一个人关在屋里的时候，大概是在写作，但写得并不多，她倒是有了几个朋友，比如我，戴来，孟繁华，戴来最小，活泼生动，还好酒，喝着喝着，人就不见了，再找，是躺在桌子底下，然后，我们把她搬上出租车，送回家。孟繁华是我们的前辈，但他对当前辈一点兴趣也没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管魏微叫“姐”……我们在北京的生活，就是这样，每天聚在一起，从这张餐桌到那张餐桌，从这个酒吧到那个酒吧，高谈阔论，三句不离文学，好像在为文学准备着什么。

后来，戴来走了，就剩了我和魏微，我们住得很近，仅隔一条街，出去我们是一起的，回来也是一起的，在别人看来，十有八九就是住在一起的，他们俩，肯定不是一般朋友，是有那啥啥关系的。很多年后，比如程永新，比如洪治纲，逮着我还要审问，老实说，你和魏微到底有没有关系？我就老实说，我和魏微，真没有关系，你们这群俗人，不信世上的男女，是可以没有那啥啥关系的，我和魏微，没有身体，只有灵魂，你们不懂的。

有一个深夜，很深的夜，天都快亮了，我和魏微、孟繁华，在一处露天的夜摊喝着啤酒，这个时间，估计全世界的男女都睡去了，我们忽然就谈到了男女之事，忽然，我就发表了我这辈子最为严肃的理论，不搞论。我朝老孟说，身体，男人的身体和女人的身体，是一件很麻烦的东西，是不能靠得太近的，比如你和魏微，我和魏微，没有身体关系，天长地久，若有身体关系，终将成为陌人。老孟醉眼朦胧，突然老僧顿悟了似的，点头说，高，高，吴玄，你是二千年才出一个的圣人，你的不搞论堪比道德经。

好像是在开玩笑了，其实，北漂的生活不是这么轻松的，北漂的文学生活更不轻松，当时的稿费标准，每千字只有五十元，最高一百元，单靠写作是很难生存的，何况还写得不多。对一个像魏微这样的文青来说，哪怕生存不是问题，还有另一个问题，存在的问题，文青吃饱了撑的，是要思考存在的意义的，问题是他妈的存在，可能根本就没有意义。因此，在北京的那几年，魏微是很焦虑的，这种焦虑感逼迫着她，必须有所行动，写作或者跳楼，跳楼，她不敢，她终于写出了《化妆》。

《化妆》可谓魏微的泣血之作，还没发表，我就把我能想到的溢美之词，说了好几遍，此后，凡有人问我，你认为这几年最好的小说是哪篇？我说，《化妆》。你认为70后最好的作家是谁？我说，魏微。

不久，魏微就被当作人才，被广东省作协引进，做了专业作家。2006年，我也被当作人才，回到了杭州。

当专业作家显然比北漂安逸，就像家狗和流浪狗。文，穷而后工，或许是有道理的，在广州的魏微反而不写作了，一个专业作家，不写作，在干什么呢？我不知道。反正我在杭州也一样，好在我是编辑，不是专业作家，好像我们的文学热情，在北京早巳耗尽。我们时不时地通个电话，电话一般是这样开始的，在干吗呢？没干吗。写东西了没，没。然后，魏微哈哈哈笑，是在嘲笑我，也是嘲笑自己，大声说，我也没有。

除了不写作，别的该做的事，魏微也没做，比如吧，大部分人都要做的一件事，结婚，她没结，另外一件大部分人也要做的事，生孩子，她也没生。她就像一抹拥有人的形状的空气，无声无息地活在广州。好像是2013年，魏微六神无主地跑到了杭州，这回她是遇上事了，也不是她的事，是她娘的事，她娘比她好强多了，临老还想参与当地的工业化进程，借高利贷盖工业厂房，企图当个房婆谋利，结果是厂房空置，负了一大笔债，她得帮娘还债。这样的事，魏微怎么行呢，我又怎么行呢。在杭州，魏微还认识一个女雕塑家顾晶晶，顾大小姐不是常人，又学佛又学道，识阴阳，通鬼神，一次，在西湖边的一个山顶上，顾晶晶指着山下的杭城，给我描绘了一幅杭城的鬼地图，哪儿鬼多哪儿妖多哪儿精多，他们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活动，我们常说的妖精，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妖和精是不一样的。虽然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我知道了杭州还有这许多我看不见的妖精鬼怪，也算长见识了。顾大小姐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会蒙难中的魏微，叹气说，你最近运气是不好。魏微说，你会算命，快，快，赶紧给我算一算。顾晶晶说，我刚入门，怕算不准，我叫我的师兄帮你算。

顾大小姐的师兄在葛岭的抱朴道院，我本来是当着玩儿去的，但抱扑道院可是道家圣地，葛洪的炼丹之处，进了道院也不能不信。顾晶晶叫师兄的其实是位女性，我说，是道姑。顾晶晶纠正说，道家没有女性，都叫兄叫士。师兄年龄与魏微差不多，清瘦，有道骨，一言不发，领魏微进了一小屋，许久，魏微面色仓惶地出来，我问，怎么样？魏微说，准，真准，第一句就把我镇住了，她说，你被你娘害惨了。我说，啊。魏微说，还测了婚姻，她说，我47岁有一次结婚的机会，如果不成，那就得等74岁了。说着，我们都笑了，魏微也不得不笑。我说，你赶上姜太公了，姜太公74岁才娶了一个64岁的黄花闺女，你74岁可以嫁一个64岁的童男。魏微被逗得又笑了一下，随即又丧着气，对顾晶晶说，我给她400块钱，她不收，她说，我的命太差了，她不收钱。最后，她收了我20块钱。我说，啊，你的命就值20块啊。魏微说，哼，你也去算算，没准，你还不值20块呢。

顾大小姐的师兄，虽然算得很准，但她的价值观？唉，为什么人一定要结婚呢？为什么不婚就是命不好呢？你说，没钱就是穷光蛋，我赞同，说不婚就是命不好，我实在不敢苟同，结婚又有什么好的呢？关于魏微的婚姻，戴来和我仔细讨论过，魏微看似随和，实则挑剔，非常的挑剔，她倒不是那种视男人为敌的极端女权主义者，她的婚恋观恰恰是古典的，白马王子那款，她看中的男人，第一要帅，像白马一样帅，第二要有才华，像魏微一样才华横溢，第三，第三可以商量。这样的男人世上有不，或许有，在某个时间，好似有一个白马王子过来了，近了才发现不过是一头驴。

算过命不久，我们去了一趟苏州，戴来说，魏微最近有变化，好像有点想结婚了。我说，跟谁结呢。戴来说，不知道。我说，结什么婚呢，四十岁以前，懵里懵懂结了也就结了，过了四十岁，谁不想从婚姻里逃跑。戴来说，魏微不适合结婚。我说，对。我和戴来其实也不甚明白，她为什么不适合结婚，反正我俩都这么认为，就是对的。戴来说，我们好不容易一个人来到世界，为什么还要跟另一个人捆在一起呢，我们要对魏微负责，阻止她结婚。

谢天谢地，魏微果然至今未婚，我和戴来算是负责到底的。

我已经整三年没见过魏微了，原因大家都知道的。去年底，也就是国人都在咳嗽、发烧的那几天，我忽然收到了她的巨着《烟霞里》，足足有平常的两本书厚，我吃了一惊，原来这疫情三年，她倒是没闲着，新冠病毒也算做了一件好事，挽救了一个作家。

现在，该来谈谈她的写作了。其实，除了写作，别的对魏微来说，都是浮云，她那么长时间不写，也是一件不可言说的严肃的事情。在写作方面，一开始，我就是她的粉丝，她是以“美女作家”的身份出道的，早在二十年前，我算是研究过一阵“身体写作”，身体写作是一个被玩坏了的词语，其实，从身体出发，走向世界，再回到身体，是一条特别有挑战性的写作路径，被遮蔽的身体，扭曲的身体，未经发现的身体，身体和身体的关系，身体和世界的关系，身体和灵魂的关系，身体和上帝的关系，写好了，没准还得给你颁个诺贝尔奖，以表彰你对人类身体的勘探和洞见。但是，魏微对身体是羞怯的，我跟她说，你这样写，可以获诺贝尔奖，她也不干。确实，她不适合身体写作，在她的写作中，身体是被小心翼翼地藏着掖着的，是不在场的，她有洁癖，对身体有少女的神圣感，在她面前，拿身体开个玩笑也是不行的。一次，我们一大群人在闲聊，说日本机场的安检很严，要脱鞋检查，我随口接了句，还要脱裤子检查不。她立即就发飚了，卸下了淑女的伪装，骂我下流，还把我放椅子上的外衣给扔了。即便过了二十年，她还是这样，如果她写这次闲聊，她一定会把“脱裤子检查”这句删掉的。《烟霞里》的女主人公田庄，或许就是魏微，周围欲望横流，她也随波逐流，也出轨，但她的出轨，连手也没拉一下，就结束了，无论如何，她都不允许身体乱说乱动，这是一个少女的要求，因此，《烟霞里》是一部依然有少女情怀的小说，我不论一部小说有少女情怀，是否就很重要，是否就很可爱，但我得率先说出来，《烟霞里》是一部有少女情怀的小说。

《烟霞里》大致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田庄个人的编年史，从1970年生至2011年死，另一部分是田庄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前面部分是田庄的家，后面部分是田庄的国，合起来就是田庄的家国，再概括一下，《烟霞里》就是一部有少女情怀的家国叙事。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从操作层面看，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魏微无疑给自己挖了个坑，一个大坑，很容易就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烟霞里》出现了两个魏微，一个是作家魏微，一个是历史学家魏微，出现了两种叙事，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个人叙事的魏微，我是熟悉的，宏大叙事的魏微，我是不熟悉的，作家魏微，从来都是靠感觉写作的，想写就写，不需要任何准备，作为历史学家的魏微，我不知道她怎么当历史学家，给时代立传，起码要做扎实的案头工作吧，在我的印象中，她对八卦的关注远甚于宏大叙事，她居然为了写一本小说，做起了案头工作，而且还着实做得不错。对一个作家来说，同时进行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是危险的，这两种叙事，经常会互相冲突，无法进行下去，让它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这需要技术。把个人叙事转换成宏大叙事，这个比较容易，我也会，比如我见到一个美女，我向她表白，遭拒绝，我就骂她，你这是反人民。但宏大叙事如何转换成个人叙事，我不会，宏大叙事的那些东西，不是国家大事就是国际大事，太宏大了，我连转换的勇气都不敢有，我得向魏微学，她似乎在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之间，来去自如，毫无障碍，我发现，她的方法其实也蛮简单，就是以一个女人家长里短的方式，把大事变成了小事，把外部变成了内部，把严肃的评论变成了轻松的闲聊，她好像是成功了。

因为《烟霞里》，我想起另一个人，从未谋面的一个人，董学仁。他写《自传与公传》，从1955年写到了80年代，自2008年开始，我在《西湖》杂志为他开了十年的专栏，然后暂停了，停到了现在，这可能是国内最早的非虚构了，可能也是最好的。这是2008年我为他写的推荐语：

在一个文本内，董学仁为一个人和整个世界同时立传。自传是细致的，公传是广博的，在此，个体变大了，世界则变小了，充满了生命感。董学仁消解了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的壁垒，很可能创造了中国散文写作的一个新范式。

我把这段话移过来评价《烟霞里》是不是很合适，一个是小说，一个是散文，异曲同工，好像我在2008年，就为《烟霞里》写好了评语，然后静等它的出世。

从文学史上看，十九世纪以前，是宏大叙事，二十世纪，是个人叙事，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曾经是对立的，就像传统与先锋，如今，传统与先锋是融合了，无论谁的写作，都可能既传统又先锋，在二十一世纪，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是否也可以这样融合，就像魏微和董学仁做的那样，或者未来谁做的那样，魏微和董学仁，是否代表了或者开创了二十一世纪叙事的新方向。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本文作者简介

吴玄，浙江温州人，主要作品有《陌生人》、《玄白》、《西地》、《发廊》、《谁的身体》等。长篇小说《陌生人》被认为是中国后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塑造了中国的一个新的文学形象。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