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一群真诚的先生，那是像家一样温暖的校园，那是一段朝气蓬勃的岁月。
北京西单商业区最繁华的路口，一座古建筑群落迎来开放日。有几家百货商场隔着天桥，与其相对而望。这里是蒙藏学校旧址，是中国第一所民族学校，20世纪20年代，乌兰夫、荣耀先、多松年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求学，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十多位共产党员在蒙藏学校组织青年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这座古老院落承担教育功能的日期截止到1987年，先是蒙藏学校，后来是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从革命时期的进步学校，到后来的民大附中，本身就是一部现代中国的教育史与民族团结史。漫长时光里，有太多青年从古老建筑里走出，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近日，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在蒙藏学校旧址学习、生活过的师生，回忆当年在这里的一点一滴。一位在蒙藏学校旧址学习过的老校友动情回忆，“那的确是一段朝气蓬勃的岁月，身上总充满了一种向上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的民大附中校园，刀维洁（左二）和同学合影 受访者供图
张龙翔（1963级学生）：
那是一群真诚的先生
张龙翔 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在老一代北京人口中，倾斜的西北城墙与西直门内大街、新街口北大街之间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梯形街区，被称为“西北套”。1963年9月，来自“西北套”的孩子，14岁的张龙翔上初中了。
张龙翔的初中位于西单北大街东侧，转进小石虎胡同，两扇敞开的朱红色大门和一位年过半百的长者在等着他，长者微微欠了一下腰，张龙翔赶紧向长者鞠躬回礼。抬脚跨过高高的门槛，里面是复合式四合院。正中央的大殿，是学校大礼堂。学校校长、教导主任等校干部主持了新生开学仪式。
60年过去了，张龙翔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校领导介绍到每位老师时，老师们在讲话前，都会向学生真诚地欠下腰。张龙翔至今还记得，那欠腰的幅度很微妙，“他们弯腰的幅度不是很深，不会让人觉得很客套；但也不是很浅，不会让人觉得敷衍。每一位老师的礼仪，都如此恰到好处，让人感觉真诚而不做作。”
回忆当年初中求学时的景象，张龙翔首先会想到一位衣着朴素、拿一根粉笔上课的数学老师。她是胡玉芬，北京大学数学系首批教授胡浚济的女儿。1931年，胡玉芬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与“两弹”元勋钱三强同班，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名列前茅。
“上课铃响了，胡玉芬老师会拿着一根粉笔开讲。等到下课铃响起，胡老师手中的粉笔总是刚好用尽，她便微微鞠躬，离开教室。”今年74岁的张龙翔仍记得胡玉芬当年说过的一些话，她给学生们说，有些数学定律不必反复证明，让学生知道就行了，倒是应该多读书，多思考。
张龙翔告诉记者，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老师，还有语文教师袁钟姒。“袁钟姒老师朗读课文很有感情，粉笔字也很漂亮。教导主任沈桂娟的眼镜片厚厚的，很亲和，她在20世纪40年代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到蒙藏学校任教，直到退休。”
在张龙翔的回忆中，学校的西路院子历史上曾是贝子府，房屋比较高大，是学校的教学区域，而东路院子是学校的办公区域。在两块区域的中间位置，有一排青砖瓦房，是学校的图书室，据说当时里面藏书两万多册，由金葵声老师打理。张龙翔上初中时是图书馆的每日常客。
图书馆里摆放着十来张特别大的木桌子，每张桌子的一侧有三把木椅子，桌子上面的屋檐下，吊着管状白炽灯，当时的北京人将这种灯统称为“管灯”。张龙翔和同学们在“管灯”下除了做作业，也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说，那会儿课外书比较金贵，外面会包一层牛皮纸，在牛皮纸上写书的名字；当年也没有胶棒和便利贴，图书架上的书签都是用浆糊粘上的，“金葵声老师是写‘颜体’的高手，在牛皮纸和书签上写的字很漂亮。”
1968年，张龙翔初中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三十四团，1977年调回北京，在北京橡胶机械厂及其他企业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因为巧合，结识了昆曲名宿周荃庵，受其影响开始收集满族及北京民俗资料，并于2011年和秦泉明共同出版了《最后的皇族：大清十二家“铁帽子王”逸事》。
2023年3月23日，记者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里见到张龙翔。他告诉记者，现在他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口述历史中心工作。他的桌头上摆放着一本厚厚的《和美岁月——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百年校史》，他负责撰写民大附中在1913年到1968年的学校大事记。现在，他仍在联系民大附中的老校友，书写母校的过往峥嵘岁月。
通过采写、整理、搜集老校友们的口述史，他知道了更多关于胡玉芬等前辈的故事。胡玉芬老师有一次在公共场合说，她最热爱的就是教育事业，如果有下辈子，她还会继续当老师。“人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是幸运的。”直到中年后才从事口述史工作的张龙翔，转述着老师的话，情不自禁就微笑起来，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
祁春英（学校旧址最后一任历史教师）：
那是像家一样温暖的校园
祁春英 受访者供图
1985年秋天，21岁的青海姑娘祁春英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去民大附中担任历史教师。她骑着自行车拐进了小石虎胡同，见到朱红大门和规整院墙。祁春英说，第一印象是觉得这座建筑很“贵气”，有高阔的府门、门厅，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院内一棵老枣树撑开巨大的树冠，学生三三两两在下方聊天。
学校为外地老师提供了住宿，祁春英和一位河北籍的英语老师成了舍友。住校的老师们每天早起，早晨六点带着住宿学生们在操场上跑步，随后和学生们一起打扫校园，给教室里的暖水壶灌满热水。到了冬天，雪落在四合院里的树杈和地面上，老师们便和住宿学生们一块扫雪、清路。
回忆起在四合院里教书、生活的时光，祁春英觉得师生间相处得像家人一样。全校一共三四百人，彼此都很熟悉，人们会很热情地相互打招呼。“也可能和四合院的结构有关系，因为大家都住在平房里，而且房子之间是连着的或者对着的，你只要一出门，就能看见满院子的人，院子里的人也能看见你。”
祁春英还记得学校里有一个操场，能打篮球；学生们倘若在操场中间再架起一张网，就能打排球了。周末，祁春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北海公园附近的北京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后来这座图书馆迁到紫竹院，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原先的图书馆用作典藏，被人们称为“老国图”。祁春英说，她喜欢“老国图”周边的环境，看累了书，就骑车去北海公园转转，尤其在夏天，湖水两旁树上的知了不住地叫，她推着车子在树荫下走走停停，累了，便骑车回到校园。
“像我这样的年轻老师，其实比高中部学生大不了几岁。师生之间，更像是兄弟姐妹。”回忆当年当老师时的情景，祁春英表示，“在小石虎胡同的院子里，师生关系很平等。”祁春英告诉记者，她每次见到以前学生们的时候，总觉得心里涌起一股亲情。虽然许多年没见面，大家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曾经的学生早已经毕业，大多返回原籍，为人父母。
当年教师一个月的工资不算多，但祁春英觉着也够花，她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发现班里一位云南丽江的学生，脚上穿了一只磨掉鞋尖的鞋，拿扫帚在院子里认真扫雪。她看了很心疼，等到工资发下来后，立即给这位学生买了双新鞋。38年过去了，有一次，祁春英去云南出差，这位学生听说后立刻跑来热情接待，“老师，您给我买的那双新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有一位青海的学生，因为癫痫病频繁发作，校方建议让祁春英送他回青海老家休养，祁春英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当时祁春英21岁，学生18岁。从北京到青海的绿皮火车，要走两天两夜，学生在火车上发作了几次癫痫。师生二人一路上提心吊胆，还好有好心的列车长和乘客多次帮忙，祁春英终于将学生安全送回了家。
1987年，民大附中从蒙藏学校旧址迁出，一度以空军指挥学院北院为临时校舍。祁春英由此成为民大附中最后一任在蒙藏学校旧址教授历史的老师。她随后离开了民大附中教职岗位，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所做研究。在祁春英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给中学生做教师的日子不到两年，但她告诉记者，在蒙藏学校旧址教书的那两年，是她最难忘的时光，偌大的校园，像家一样温暖。
刀维洁（1985级学生）：
那是一段朝气蓬勃的岁月
刀维洁 受访者供图
先是一个女孩抽泣的声音从黑暗里传了出来，接着，四面八方都出现了啜泣声，终于宿舍里八个女孩一同放声哭了起来。1985年8月底的某个夜晚，高一新生云南傣族姑娘刀维洁，和她的南方舍友们在异乡北京，就这样度过了第一个晚上。
“北方的树都好高大，到了深秋，还会哗哗掉叶子，满地都是。”刀维洁走进小石虎胡同，觉得庄重的四合院很稀奇，路旁的杨树叶在风中飞舞，为秋天平添了几分诗意。15岁的她第一次离开父母去远方求学，母亲陪她坐火车到北京，替她归置好行李和床铺后，母亲又得连夜坐火车回云南。那是她第一次体会到想家的感觉，情不自禁地就哭了，结果没想到全宿舍的同学都想家。
新学期转眼结尾，时间来到冬天，班里南方同学大多生了冻疮，师生在宿舍和教室里用蜂窝煤炉生火。刀维洁记得，有一次晚上风很大，窗棂噼里啪啦地响，老师披着衣裳悄悄进屋检查煤炉通风情况，结果一看蜂窝煤要灭了，赶忙拿起铁钳再夹一块蜂窝煤添上去。“如果没有老师帮忙，我们非得煤气中毒不可。宿舍几乎都是南方孩子，谁会用北方的煤炉啊。”刀维洁说。
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冬天空气干燥，人们穿着厚衣裳相互打招呼，说话间能看到彼此的哈气，转进胡同小巷里，却突然有了烟火气。刀维洁清楚地记得，宿舍炉火盖上烤到金黄的馒头片，外面涂一层藏族同学从家里带来的酥油，香甜酥脆，“那个时候，这是最好吃的夜宵，我心目中的人间美味。”
几百个孩子共同居住学习的四合院，总是很热闹。刀维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经意间哼起《金梭和银梭》曲调，“太阳太阳像一把金梭，月亮月亮像一把银梭，交给你也交给我，看谁织出最美的生活。”这首当年劝勉年轻人珍惜时光的歌曲，曲调欢快上扬、歌词清新易懂。
在当时的蒙藏学校旧址，这首曲子还是学生们围圈跳舞的背景音乐。“我们经常跟各民族同学过他们的传统节日，举办周末篝火晚会，或跳民族舞，如藏族的锅庄、彝族的阿细跳月，或跳集体舞《金梭和银梭》。有一年的傣族泼水节，4月中旬的北京仍是寒意料峭，但我们泼水玩耍的兴趣很高，大家互相泼水祝福。”刀维洁的同年级同学罗丽蓉，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如是写道。
“那的确是一段朝气蓬勃的岁月。那时的许多人，身上都充满了一种向上的力量。”刀维洁回忆，当时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每天早晨六点起床跑步。他们跑到新华门，再原路返回，风雨无阻。晨跑就像是较劲，和自己的惰性较劲，和严寒与酷暑较劲。
每天晨跑的习惯，刀维洁一直坚持到结婚成家。她告诉记者，常年的晨跑，为她带来终生受益的身体素质，而且还帮助了家人，“结婚后，还曾经带着先生晨跑过几次。我们的女儿从小就喜欢运动，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女刘翔’，她现在正读高中，也是年级800米跑的佼佼者。”
1987年，民大附中从蒙藏学校旧址迁出，刀维洁记得那好像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春。她们把桌子椅子书本都收拾好，晚上，教室里亮起灯，同学们围在教室里聊天。她们一遍遍看着四合院里的灰瓦青砖、红柱枣树，终于意识到这座熟悉的院子不再属于她们了。第二天早上，学生带着行李都坐在大巴车上，车逐渐往城外开，车窗外开始出现一片片返青的麦田，同学们齐声感叹：“好远啊！”现在回头看，那位置其实也不算多远，不过是刚出如今北京的西三环。
1988年，刀维洁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工作，从事听障儿童康复教育工作。“我一直喜欢和孩子们打交道，看到他们，我就会想起我们的纯真岁月。在古朴的四合院里，度过了我们一生中的金色年华。”刀维洁告诉记者，蒙藏学校旧址在修缮过程中，周围道路封闭，她曾站在旁边天桥上俯瞰昔日的学校，回想那一段青春激情的岁月，也激励自己要始终对生活充满热爱。
新京报记者 赵利新 王颖
编辑/张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