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微声》是一本关于“书”的书，就是对书的评论，展示了历史学家王笛近四十年读史观察，也可以说是他的阅读史，就此可以窥见他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思考。王笛仿佛书海的“领航人”，书中所写的每一篇都像引领我们挺进一部名著、一位名家的一叶扁舟，在简洁趣味的文笔中去汲取智慧，谛听他和书及人的对话交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看来，《历史的微声》正是把书“写薄”、把书“读厚”的示范。
王笛先生的《历史的微声》，以自己的求学和丰富的阅读经历，简明扼要、趣味盎然，阐释西方历史学者的作品及作品中的观点和内在逻辑。多年前，有一本《纽约时报》评论文章的结集《西风吹书读哪页》，相当风靡。这些年又有《巴黎评论》连续出版，也深受欢迎。王笛先生这部《历史的微声》，可以与两书媲美，集众书为一书，是王笛作为著名历史学家“一个人的阅读史”。
王笛从在四川求学写起，后经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读历史学博士、到得克萨斯州AM大学作教授，再回澳门大学历史学作讲座教授，40年里遍览经典作品无数。仅在《历史的微声》中，作者提到的作品就过千，专门评析的名著超过百部。王笛仿佛书海的“领航人”，书中所写的每一篇都像引领我们挺进一部名著、一位名家的一叶扁舟，在简洁趣味的文笔中去汲取智慧，谛听他和书及人的对话交流。多年来常有提倡把书“写薄”、把书“读厚”，其意是以简易的方式阅读丰厚的智慧和精华，而《历史的微声》正是这种“写薄、读厚”的示范。
《历史的微声》并不满足“名著总目提要”式的介绍，而是结合王笛先生个人历史研究的演进，重点讲述这些阅读对他的滋养，讲述长期以来历史研究中的“宏歌”与“低唱”之别，申述他自己的历史研究观点。在他看来，以帝王将相为对象的历史研究法，以帝王将相来烛照历史进而主张抽绎历史规律、且笃信人类社会必将按照此规律发展的研究，既与历史的本然相距甚远，又似乎抱有别样的目的、甚至是故意为之的历史性叙述。帝王将相的历史“宏歌”，长期以来确乎是历史学界的主流选择，这一选择在学者那里恐怕是基于权力需要，日积月累，竟成为历史研究盛行的“铁幕”。在这“铁幕”之下，生如草芥的小人物基本被疏忽，其声音微弱乃至于虚无。
王笛先生主张，历史研究要走出帝王史观，给小人物更多的关注。在他看来，对小人物的研究更能“敞开”广阔丰富的历史内容，而小人物的柴米油盐、生活变迁、命运挣扎，才能让我们在历史驳杂、纤毫入微的细部，触摸到历史的粗砺和本然。王笛先生甚至认为，历史不可重复，也无规律无法预测，“历史之所以没有规律和不可预测，是因为任何历史都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大的还是小的影响，甚至一个非常偶然的小事情，就可能改变历史”。关注小人物、关注偶然和细节，王笛先生不仅是对历史研究的选择和方法给以呐喊，更是一位历史学家自身的悲悯情怀使然。
笔者并非历史学者，对王笛先生的历史观点不敢多言。从笨的方法来想，由小人物切入历史研究，恐怕是当今大多数学者非常愿意的选择。只是当年代久远，“小人物”的历史资料实在少的可怜，搜集资料又确实费神劳力；在高校职称评审严格的年代，这样的研究开展有其困难。当然，这一“理由”涉及到教育规则，是另一个话题。
笔者更愿意从文学入手。区别于历史研究，小人物成为文学表现的对象可谓亘古流传。《诗经》即是来自民间，无论是诗歌的体式还是歌咏内容，原生态一派天然，主人公也都无名，不是小人物又是何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也先起自民间，后经官场文人锻造而煌煌行世；及至再进一层，为王公贵族景从，此一文学体式则渐至“衰老”，或成宫庭之文、自说自话，貌似对天下说话，小人物又何曾听懂？或再由民间生变新声，新一代文体又萌芽成长。文体之变，起自民间“小人物”歌咏而至昌盛，入宫庭雕章琢句则致衰微，终成文学史之循环；在这其中，小人物之贡献昭然，小人物之声初始不可谓不壮，只是一旦进入到主流，则逐渐成为官家玩物，民间之声消淡。
此一“循环”进至近代以来，随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才有了被打破的可能。其原因，一是现代知识分子登场，作为民间和权力者的“中间物”，文体有了自身的职业维护者，作家和批评家共同维护其健康成长，而知识分子亦有了“民间”或“庙堂”之外的文章这一立足点，文成其职业成其命。二是由此而来，知识分子与文章互为依傍、相互辅助，“独立之人格，包容之思想”成为可能；书写小人物无罪，书写家国命运也由其自由选择。三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现代文体，在中国作家这里更加注重吸收古典之长，又以更大的开放性将广阔的世界、高低贵贱之人的命运情感融含而来；丰富的世界、尤其小人物的命运本身，即是文体稳定和不断优化自身的新鲜滋养。
小人物在20世纪的文学作品中从未缺场，这是事实。不过，以小人物的命运来切近、吻合主流历史学者的宏大叙述，以致于文学成为主流历史叙述的注脚，甚至成为作家们自觉和刻意的遵循，也是不争的事实。茅盾先生及其《子夜》，不仅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开创了起点，甚至奠定了一个多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结构、体式和主旨。尤其是自1980年代茅盾文学奖设立以来，突出家国命运、以小说演绎历史走向，成为作家跃进到自身创作巅峰的固定遵循，小说的丰富性、现实性和批判性在这概念化的追求中受到损伤。由此着眼，王笛先生对“微观史学”的强调、对主流历史研究的纠偏，何尝不是对文学创作的提醒？但事情的另一面也在于，当以刘震云《一地鸡毛》为代表的小人物悲欢成为1990年代的文学写作热潮时，文学的精神性探讨同样引起了各方参与。人们对文学的要求，既要有贴近个人的痛楚，也要有精神上的指引。两者融汇当然最好，但两者并存才基本是文学的整体样貌。
王笛先生在《历史的微声》中对“总体史”有所怀疑；与其说他是在怀疑“总体史”本身难以抵达，不如说他期望不断增强“微观史”的学术力量。在这方面，笔者认为，文学家可以作为他可靠的援军。陈述我们身边正在涌动的生活，是无数作家正在做的事情，典型如徐坤的《神圣婚姻》，状写当下五湖四海小人物的婚姻难题，一箭穿心。借助档案、家谱、习俗、文物展开合理的历史想象，如王跃文的《家山》，如葛亮的《燕食记》，小人物的故事反而将隐没的图景呈现得更加逼真。若对照王笛先生的《袍哥》《那间街角的茶铺》等作品，你会发现，文学与历史虽有路径之别，但两者都是在僵硬、概念化的宏大叙事之外，以细节、小人物和烟火、微尘，镂刻出新鲜而陌生的图景，历史在这里响起的声音未必是空谷足音，但足以打动人心。
文/李红强（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