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往常一样，露西起得很晚。拉着窗帘的窗户边缘闪动着一缕阳光，穿透到昏暗的室内。房间低矮、狭窄，苍白暗淡。墙上贴着海报和明信片，女式衬衫和裙子挂满了衣架，显得不堪重负。地板上的日式蒲团床垫上躺着两个人：一个金发，一个褐发。她们有时穿着T恤入睡，有时干脆光着身子盖一条单人被单，因为即使是在晚上，盖任何其他东西都会觉得太湿热，只能在身上搭一层最薄的东西。室外，建筑物之间缠绕着许多条电线，乌鸦在上面呱噪蹦跳。她们凌晨4点才睡觉，此时塑料闹钟显示已经将近中午。露西穿上家居服去卫生间，另一个褐色的脑袋仍然躺在枕头上。
她把自己在东京的家称为“茅房”——卫生间就是原因之一。六个人共享这个家，还得加上过夜的客人，房间里到处都是他们的皮屑和垃圾。用完的牙膏管蜷缩在水池边，卫生间的地板上散落着一块块香皂，排水孔上罩着一顶由打结的头发、皮肤和剪掉的脚指甲纠缠而成的黏糊糊的帽子。露西自己的梳妆用品数量众多，价格昂贵，每次进出卫生间，她都会把梳子、各种刷子和化妆品等一起带进带出。她洗漱打扮时间很长，也很讲究，涂洗发水，清洗，抹护肤素，用香皂洗，包毛巾，拍打，平缓肌肤，洁面，保湿，吸收乳液，修眉，涂粉，用牙线洁牙，吹干头发。露西的整套流程完美体现了早晨简单冲个澡和梳妆打扮之间的区别。如果你快迟到了，不会希望自己排在她后面上厕所。
露西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圆润白皙的脸，一头天然的金发披散在肩头。线条清晰的下巴，洁白整齐的牙齿，双颊微微凸起，笑起来会露出一对酒窝。她有一个圆鼻头，眉毛粗细不匀，深蓝色的双眼长得有点偏。露西抱怨自己的“斜眼睛”，会在镜子前花很长时间，希望它们不再偏斜。对于这样一个肤色白皙、眼睛碧蓝、四肢修长的女人来说，这双眼睛出乎意料地增添了某种微妙的异国情调。
露西身高约1.75米，前凸后翘，身材曼妙。她对体重的变化异常敏感。5月，她来到日本、搬入“茅房”、找工作的那段时间，比现在苗条，但在俱乐部熬了几夜之后，她“又把体重喝回来了”。在最糟糕的日子里，她十分鄙视自己的外貌。她感到自己的皮肤松弛下垂，大腿上的胎记和眉毛间的黑痣折磨着她的意志。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可能会用“丰满”和“标致”这样老派、模糊的词来形容她。睡在另一张床垫上的褐发女孩是露西最好的朋友路易丝·菲利普斯，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苗条、娇小、直率。大多数时候，至少对其他人而言，露西看起来自信满满，容易相处。她笑起来的样子，说话时的手势，摆动的头发，不自觉触摸说话对象的习惯——所有这些都为她增添了魅力，既吸引女人，也吸引男人。
露西走出卫生间。她接下来要做什么？我知道她没写在日记里，她已经有将近两个星期没写日记了。她没有给男朋友斯科特打电话，斯科特在港口城市横须贺的美国航空母舰上服役。后来，在她的私人物品中，她的家人会发现一张未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写着远在家乡的好友萨曼莎·伯曼的地址。也许她现在就在写这张明信片。
亲爱的萨米，从东京给你寄封短信，就想告诉你那天晚上跟你聊天感觉非常棒。我很高兴你找到了一个可爱的朋友/家伙/伴侣（管他是什么）。我知道我在这里生活更容易，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星期日是如此不同，但我想让你知道，没有你的生活是不完整的，虽然我不确定什么时候，但我们很快就能在一起，无论我在其他地方，或是回了家。我真的爱你，非常想念你，并且会一直想你。给你我全部的爱，露露。
下午1:30楼下响起电话铃声。一个室友接起电话，在楼下叫道：找露西。路易丝有手机，是她的一个客户给她的，而露西只能用“茅房”里的公用付费电话。电话装在厨房里，就是一个笨重的粉色塑料盒子，投10日元硬币就可以用。用它打电话时，楼下的人都能听见对话声。但露西很快就不用再忍受这种令人不快的情况，再过几个小时，她就将拥有属于自己的手机。
路易丝此时已经起床，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她已经在公共客厅坐下。挂上粉色的听筒后，露西告诉她来电话的是他：见面推迟1个小时，改到3点。他会再来电话，到时候她会去火车站接他。然后他们会一起吃顿迟到的午餐，但她会及时回来，赶晚上8点的约会——跟路易丝和俱乐部的另一个女孩跳一晚上舞。露西脱下家居服，开始挑选当天要穿的衣服：黑色裙子，带心形水晶吊坠的银项链，以及阿玛尼手表。她的太阳镜就在黑色手袋里。时间一晃就过了3点。3:20的时候粉色电话再次为露西响起。他已经在来的路上，还有10分钟就到车站。
露西出门的时候，一群乌鸦喳喳叫着飞起来。她感受到了重返东京后每天都会有的小小震撼，每个身处东京的外国人都对此深有体会。这是一种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突如其来的令人脉搏加速的意识：我在这里——在日本。每天早晨，她都会惊讶片刻——突然意识到生活变得如此不同。是对光线的角度不熟悉，还是对夏季空气中的声音不熟悉？或者是街上、汽车和火车上人们的行为举止不太一样——虽不引人注目，但却目的明确，虽然大家都衣着整洁，彬彬有礼，沉默寡言，但却意志坚定，好像在执行什么秘密指令？
即使过去几年、几十年，作为一个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你仍然无法忘记那种兴奋感以及每天独一无二的激动之情。
“茅房”的正式名字是佐佐木公寓，它是一栋灰扑扑的灰泥房子，位于一条小巷的尽头。露西左拐走出公寓，经过一些看上去更破旧的公寓楼，一个有木制攀爬架的儿童游乐场，以及一家提供咖喱蛋包饭的老式餐馆。然后眼前豁然一亮——一座传统能剧剧院出现在眼前，剧院由光滑的现代混凝土建造，周围环绕着精心雕琢的树篱和一个铺着碎石的花园。
露西右转，突然之间周围景物有所改变。在此之前，周围都是一副寒酸郊区模样，而现在，就在离家不到5分钟的时间里，露西已经走在了大城市主干道旁。高架支柱支撑着铁路和高速公路在头顶上方运行。再往前走不到50米就是千驮谷站，公交、地铁和通勤线在这里交汇。星期六下午这里异常繁忙，车声鼎沸，身着短袖和夏季裙装的人群在车站和远处的奥林匹克体育馆之间穿梭不停。他就站在警察局门口等露西，他的车就停在附近。
就在露西准备出门前，路易丝先一步离开公寓去完成她自己的任务：去东京西南方的著名购物区涩谷换一双鞋。她坐地铁来到涩谷站，那里每天有9条不同的线路运送250万乘客，路易丝很快就在车站迷了路。她茫然地游走在星期六的人群中，沿途经过许多商店和餐馆，虽然商品丰富得令人眼花缭乱，但不知为什么，它们看起来却又没什么区别。浪费了很多时间后，她找到了要找的商店，然后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车站。
5点刚过，她的手机响起来。屏幕显示：未知用户。她接起电话，电话那头传来露西的声音，她本来应该很快回家，为晚上的约会做准备。但她却从一辆行驶的车里打来电话。她说她正在去“海边”的路上，准备和他在那吃午饭（虽然现在说吃午饭已经太晚）。但她告诉路易丝，不需要改变晚上的计划，她会及时回家，而且过一两个小时她还会打电话告知确切回家时间。她听起来很开心，兴致勃勃，但又有点难为情，好像她们的对话会被人听见一样。她告诉路易丝，她是用他的手机打的电话，所以不能聊太久。
后来，路易丝说她对事情的发展感到很惊讶，坐男人的车并且跟他一起离开东京不符合露西的性格。但打这通电话还是很像她会干的事。露西和路易丝从小相识，她们之间的友谊就是如此亲密。她们彼此之间会打这样的电话，以此肯定彼此间的亲密无间和相互信任，哪怕其实并没什么要说的。
那是一个闷热潮湿的夏日午后。路易丝去了她和露西最喜欢的商店——原宿百货公司，她买了亮晶晶的贴纸和闪粉来装饰面部，为她们的热舞之夜做准备。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为黯淡破旧的住宅楼披上了一件斗篷，霓虹灯照亮了餐馆、酒吧和俱乐部——所有这些充满希望和欢乐的地方。
两个小时过去。
晚上7:06，路易丝回到家，她的手机再次响起。电话那头的露西情绪激动，兴奋不已。她说他非常好。他如约送给她一个新手机，以及一瓶唐培里侬香槟王，她和路易丝稍后可以一起喝。她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哪里，路易丝也没想要问清楚。反正她一个小时内就会回来。
晚上7:17，露西给男朋友斯科特·弗雷泽打电话，但收到电话答录机的自动回复。她留下一条简单但快乐的口讯，答应明天见面。
然后，露西就消失了。
东京星期六的夜生活刚刚开始，但不会再有什么女生之夜，也不会有和斯科特的约会。事实上，什么也不会有了。露西的那条留言被储存在电话公司的数字数据库中，几天后就将被自动清除，而它是露西在世时留下的最后痕迹。
当露西未能按时回家时，路易丝脑中立即拉响警报。后来，这引起人们的怀疑：路易丝为什么这么快就开始恐慌？她的室友们当时都在客厅里吸大麻，大家都不理解她为何如此焦躁不安。在露西未能按时露面一个小时后，路易丝给远在英国的她的妈妈莫琳·菲利普斯打了电话。“露西出事了，”她告诉她。然后她就去了卡萨布兰卡，这是一家位于六本木娱乐区的陪酒俱乐部，她们俩就在那里工作。
“我还清楚记得1号的事，就是7月1日，”当时在场的一个男人回忆道，“那是个星期六的晚上，露西和路易丝那个星期休息。她们俩不应该工作。但路易丝很早就过来说：‘露西不见了。她去见一个客人。她还没回来。’我说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现在才8、9点，‘这很正常，没什么奇怪的，路易丝。你为什么这么担心？’她回答说：‘露西说回来就会回来，如果发生什么事，她会给我打电话。’她们俩的确会这样。一个人总是知道另一个人在做什么。她们的关系真的很好。路易丝立即就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路易丝整晚都在给俱乐部打电话，问有没有人知道露西的消息，但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她在六本木四处打探，去了她和露西常去的酒吧和俱乐部：传道、深蓝、东京运动咖啡馆和杰罗尼莫酒吧。她向在六本木十字路口发传单的人打听，询问他们中有没有人见过露西。她还打车去了涩谷的芙拉俱乐部，她俩原本计划当晚去那里。她知道不会在那里找到她的朋友——露西为什么会单独先去那儿，而不是先回家，或是至少给她打通电话呢？但她想不出别的办法。
那天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东京夏季令人汗流浃背的燥热的雨。星期日清晨路易丝回到佐佐木公寓的时候已经天亮，她已经找遍了她能想到的每一家酒吧。露西不在家，也没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
路易丝打电话给卡萨布兰卡的服务生卡兹，商量该怎么办。卡兹给几家大医院打电话，但都没有露西的消息。他暗示，露西是不是决定跟那个“很好”的客人共度一晚，只是没有告诉路易丝？路易丝表示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没人比路易丝更了解露西。
下一步显然是报警。但这这么做会带来麻烦。露西和路易丝是以游客身份来到日本，90天的旅游签证明确禁止她们在日本工作。在俱乐部工作的所有女孩都是违法打工，事实上，大部分在六本木工作的外国人都是如此。
星期一早晨，卡兹带路易丝去了六本木的麻布警察局，报警说有人失踪。他们解释说露西是来东京度假的游客，那天是跟一个在这里遇到的日本男人一起出去玩。他们既没有提陪酒工作，也没有提到卡萨布兰卡或是那里的客人。
警察对这件事并没有太上心。
下午3：00，路易丝去了英国大使馆。她和来自苏格兰的副领事伊恩·弗格森谈了谈，告诉了他事情的全部经过。许多人都对那天下午露西外出的情况表示不解，而弗格森是第一个表达这一想法的人。他第二天在备忘录中写道：“我问她对那个客人了解多少，结果她表示什么都不知道。路易丝说俱乐部里的女孩通常会在征得俱乐部同意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名片给客人，因此客人通常会私下与女孩们约会。我表示难以置信，俱乐部竟然允许女孩们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客人见面。但路易丝对这一说法态度坚定。露西当然没有提过她的客人，包括他的名字、车子的情况，甚至是除了海滩之外他们还去了什么地方……”
弗格森要求路易丝回忆露西的性格特点。她是不是反复无常，难以捉摸，不太可靠？她是不是很天真或者容易受外界影响？他在备忘录中写道：“路易丝的回答勾勒出这样一个形象：自信、世故、聪明的女孩，社会经验丰富，具备一定判断力，不会愚蠢地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那她为什么会上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车呢？“路易丝无法……解释，只是重申这种行为不符合露西的性格。”
没有人比一名领事官员更了解英国人在国外的愚蠢行为。同时也没有人更了解，大多数时候，当一个年轻人“消失”时，原因可以是多么地平平无奇：朋友或恋人之间吵架，吸毒、酗酒或遇到与性相关的麻烦。但露西当天下午给路易丝打过两次电话，及时向她更新了行程。她最后还打电话说一个小时之内就会回家，即使她临时改变了计划，也应该会打电话通知路易丝。伊恩·弗格森给麻布警察局打电话，告诉他们大使馆非常关注露西的事，并且认为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人口失踪案，而很可能是一起诱拐案。
来源：汉唐阳光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