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编剧赵冬苓。

北青报：这几天，《女士的品格》正在播出，聚焦女性职场和生活，还探讨了生育话题。为什么要聚焦女性生育这样的题材？

赵冬苓：现在职场女性的生育焦虑由来已久。你不可能看不到这个问题，每天在网络上都能看到职场女性在说，进入职场以后生孩子给她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包括生不生、生了以后怎么办等，压力很大，我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创作了这个剧本。

北青报：关于女性生育，究竟有哪些难题？

赵冬苓：女性在进入职场前就会面临一个现实，就是被用人单位问到“生不生孩子”这一话题。进入职场后，女性一旦怀孕，还要面临工作怎么办的问题，比如你要暂时离开职场，你的位子会不会被别人抢走。生了孩子后，还要面临育儿支出怎么办等问题。

另外，女性生孩子也给企业带来了压力。一些广告公司、商务公司等大部分员工都是女性，如果大家齐步走都要生孩子，这个企业确实负担很重。这也是企业和生育女性“斗智斗勇”的原因，一些企业在招员工的时候会千方百计把要生孩子的女性排除在外，女性就千方百计要进来，有的采取隐婚隐育的方式。

总之，关于女性生育的话题，要探讨的太多了。这也是创作这个剧本的原因。

北青报：说到女性题材，还有一部电视剧《幸福到万家》，您也是编剧。很多人都评价，这部电视剧真实又接地气。您怎么看待现在很多观众说的国产剧都有“悬浮感”这个现象？

赵冬苓：我是一个比较关注现实问题的人，你关注到了一些问题，你又是一个有心人，把它记下来了，写作品的时候自然就出来了。

当电视剧变成工业化产品的时候，国产剧的“悬浮感”就不可避免。悬浮的作品有一些是编剧团队创作出来的。另外，在工业化体系的生产中， 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类作品也满足了一部分观众的需求。

北青报：现在是不是有一种趋向，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越来越多？

赵冬苓：我觉得这两年各大平台都在降本增效。你可以注意到，开机量大幅度降低了，过去一年都拍一万多集，现在可能几千集甚至还要更低。在这种前提下，大家就必须拼命拼质量。

现在很多平台说，要拍就拍S级的电视剧，过去A级的、B级的可能也就拍了，现在一些平台就选择不拍了。在这种选择中，现实主义题材有强大的生命力。

北青报：《幸福到万家》中，何幸福结婚的时候出现了婚闹，您对恶俗婚闹怎么看？

赵冬苓：我都觉得应该禁止的。这个事情太恶劣的、太恶劣了，而且越闹越过分，我写的时候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把它作为开场的第一个事件。我觉得这个事情太恶劣了，一些地区闹得非常过分。

其实我对彩礼在一定程度上抱着容忍的态度。因为彩礼是和一个现实情况结合在一起的，那就是一个女孩出嫁后，对娘家来说是辛辛苦苦养大一个女孩后，到了婆家之后是为婆家出力去了，娘家要一部分补偿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但是，婚闹实在是太恶劣了，应该通过乡规民约等进行禁止。

北青报：去年有一部电视剧非常热，就是您担任编剧的《警察荣誉》。您认为，《警察荣誉》这部电视剧，和传统拍摄警察的电视剧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赵冬苓：过去大部分写警察，都是锄大奸、惩大恶，都是高大、伟岸的英雄形象，我们把警察还原成了普通人，《警察荣誉》中没什么坏人，但是也几乎没有一个伟光正的英雄形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小心思，《警察荣誉》第一次做到了全员都说人话、办人事。

北青报：您是接触了大量民警吗？会拍第二部吗？

赵冬苓：是的。我们在济南走了五个派出所一个刑警队。我在写第二部的时候接触了大量的警察。应该会拍第二部，初稿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但什么时候拍还待定。

北青报：我还看了您的相关采访，您说在知乎和B站上看到网友吐槽，当时正在筹备写《警察荣誉2》，结果看到up主的批评以后，觉得当头一棒，一下被敲醒了。

赵冬苓：我当时说错了，不是在知乎上，是在豆瓣上看到了up主在B站上做了一个约20分钟的剪辑片，题目叫“年轻人的老去”。

我在《警察荣誉》中写了四个年轻的警察，他们走上了社会，在社会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了解了社会，学会了一些东西，在我这个年龄来看是写了他们的成长和成熟。而在这个up主来看，这四个年轻人在老去，比如说李大为原来不认他爹后来认了，再比如赵继伟原来不愿意干片警后来也愿意干了等。

我觉得这件事对我非常有启发，我不是觉得我没有道理，而是说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up主说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给了我一个提示，就是当我写第二部的时候，我可能从年轻人到职场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包括潜规则的角度去写，包括他们要不要接受，在多大程度上认可、多大程度上反抗，从这个角度上去写年轻人的成长。

北青报：《警察荣誉》杨树的扮演者徐开骋在前段时间因为个人私德方面的事情上了热搜，很多人特别担心会影响到《警察荣誉》。另外，《狂飙》中扮演毒贩钟阿四的演员被网友扒出吸毒史，他的相关片段也被删掉了。有人说，明星因私德“翻车”后，他参演过的电视剧必须删掉相关片段，这个事情对电视剧创作者来说非常不公平，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赵冬苓：我认为，徐开骋的事情，和一些有家暴史的艺人、酒后开车的艺人、吸毒艺人性质都不一样。但是，这些艺人如果一旦被舆论盯上了，结局都是一样的，事业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这就涉及到我前几年一直在呼吁的一个事情——对污点艺人分级分类管理，应该有一个专门的道德惩戒委员会，根据污点艺人所犯错误性质的不同来管理，给出不同的处理，比如酒驾应该多长时间不能出来，有的可能就要离开这一行。

我之所以一再谈这个问题，不是为了污点艺人，因为有那么多年轻人想从事这一行，我们并不缺艺人。但是，对污点艺人一概而论的话，对整个行业伤害很大。

北青报：如何理解？

赵冬苓：比如《狂飙》这么好的电视剧中，出现了这样一个艺人，就要剪掉与他有关的片段。不过《狂飙》的情况稍微好一点，因为涉事艺人本身是一个比较小的配角。

但是，万一一个男一号、女一号出现了类似问题，那对整个剧就是毁灭性的，这对制片方、资本非常的不公平，我认为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因为制片方也没有这个权力调查每个艺人。

现在听到谁有出过什么事情，大家都不大敢用他。但即使这样，也很难说永远都不会撞上。并且说实话，一些私德有问题的艺人，在他暴露之前，谁能知道啊？他一旦在戏播出以前出事了，那对这个戏的打击就是毁灭性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解决。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编辑/马晓晴
校对/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