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算筹，一方天地；一册税簿，一桩奇谈。2014年底，在微博上看到朋友用一两百字简要介绍明朝地方上发生的一起税案，马伯庸的第一反应就觉得这背后一定有更多故事。等跟对方聊起此事，其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立马引起了马伯庸的极大兴趣。意犹未尽的他，不仅找到了原始资料——明代徽州府遗留下来的《丝绢全书》，还自己动手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用一种不那么“学术”的方式转述给大众，于是有了《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

2023年2月，马伯庸亲自参与改编，张若昀、王阳、戚薇、吴刚、高亚麟等主演的剧版《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以下简称《丝绢案》)跟观众见面。这个被他从故纸堆里挖掘出的尘封已久的案件，让观众看到了发生在大明万历年间官场与民间的勾心斗角和人生百态。显微镜下，百姓、官员、乡绅等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一 一显现。该剧日前收官，逾4.2万豆瓣网友给这部剧打出7.9分的分数。

影视化的《丝绢案》也让马伯庸本人感到惊喜，直言“完成效果很好”！男主角帅家默(张若昀 饰)眼下有一道疤，马伯庸说是定妆时张若昀提出的，“既表示物理上的火灾之伤，也可体现内心阴影。一个好演员，会主动去揣摩和塑造角色。”吴刚饰演的范渊展现的明朝“包书皮”细节，也让马伯庸感慨：“这一处闲笔小设计，却能演绎出关键点，整个人物如铁炉焖烤，看似星点余烬，内里温度灼人。”

客串编剧创作了一个新故事

《丝绢案》讲述了算学天才帅家默因一次偶然，发现仁华县税赋账册一个长达百年的赋税错误，开启了纠错证实之路。尽管只有14集，但剧中涉及的田地丈量和税负计算，以及各种历史考证、专业词汇等应有尽有。

这种呈现在影视剧中的“注释”，其实是马伯庸刻意为之。他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直言：“《丝绢案》不是在历史间隙中寻找可能，而是根据真实历史故事写就。如果编剧要把这件事写明白，就需要对明代的政治时局、税收财政、经济形态、风土民情乃至公文写作等诸多方面做通盘了解。”

马伯庸强调，原著并非小说，而是非虚构历史散文，是纪实文学。“里面的都是真人真事，每一个人，每一句话，每一个经历都是史有明载的。但是它实际上是写了一个政策的演变过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情节。”为了能够用影视剧的方式去呈现，编剧不单要从无到有创作一个新故事，同时也要把丝绢案整个事件的精髓保留下来，他说：“故事的主角还是帅家默、程仁清(王阳 饰)这些人。那么围绕着这个事，他们自己的命运是怎么样，他们有什么样的动机。包括当地的这些县官，每一个县官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们都需要重新思考、进行梳理，抓住他们的典型特点组织成故事。这里面需要大量的考据功夫、大量的历史知识作为支撑。”

编剧过程中，马伯庸遇到了不少挑战，其中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戏剧性”，“原作里是大量的会议记录和辩论过程，没有我们熟知的起承转合这种戏剧性结构，怎么把这些内容转成一种可视化、可听的东西，这很难。不光是我，包括导演、演员，还有音乐、灯光等各个部门都是群策群力，尽量让这个过程变得生动有趣。”

当剧本写完之后，马伯庸对于编剧的尊重和敬畏更深了一层。“因为我发现这件事情非常难，从故事到剧本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真正的编剧，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故事本身，还要考虑演员的状态，考虑到拍摄时候的东西。要把所有事情都考虑清楚，能够让演员有足够好的平台去表现。所以我觉得编剧的责任比较重大，我现在只算是业余客串了一把。”

以显微镜视角放大明朝社会现象

“大时代就是由小人物、普通人聚合起来的，千千万万个他们产生了同一个诉求，这诉求就形成了历史的浪潮，英雄则是被潮流推上浪头的人。”《丝绢案》里，“小人物”帅家默，就是被潮流推上浪头的“英雄”，虽然短暂，却很耀眼。

在马伯庸看来，帅家默并不是典型的中国古代会出现的人。“他的追求特别简单，非常单纯，就是‘真’，或者说就是‘对’，无关利益也无关情怀。”如果只是“算呆子”，人物又不够丰满，“大家能理解一个对于数学、算学有追求的人，但未必可亲，同时他内心的动机也不够强烈。”

于是，马伯庸给帅家默增加了一些前史。“他对于父亲的记忆，父亲对他的教导，给他带来了对数字的深刻理解。”从丈量田地面积发现问题，到对人丁丝绢税产生质疑，再到曲折不易的提告之路，精于算学的帅家默以满腔赤诚与坚持，修正了长达百年的税赋错误，并与程仁清、丰宝玉联合，击败了以范渊和马文才为首的乡绅官吏。

虽没有高高在上的庙堂之事，也没有波谲云诡的皇权斗争，马伯庸却以“显微镜”视角，放大明朝的社会现象，让读者和观众看到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如何在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下发生变化。

马伯庸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来总结《丝绢案》大结局，这也是他最想呈现给读者和观众的——人在面临重重压力下，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抉择，“从古至今，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会去想，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我是帅家默我会怎么做？我是丰宝玉我会怎么做？这里面每一个角色，都在根据自己的立场作出或这样或那样的选择。”

接下来，《显微镜下的大明》系列其余五个案件——《龙脉保卫战》《杨干院律政风云》《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小吏舞弊案》《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也会陆续进行影视化改编，更多“小人物”将通过荧屏与观众见面。

对话：钟爱写明朝故事，因为那是非常微妙的时间节点

记者：你的作品特别受影视界青睐，《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风起陇西》《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的荔枝》《风起洛阳》等多部作品都成功改编成了影视剧，而且口碑热度都很高。能具备这样高的号召力和认可度，“秘笈”是什么？

马伯庸：对我而言，分享是一种本能，写小说就是把我想到的、我感兴趣的东西用一种有趣的方式分享给大家的过程。我就是个写小说的，完成作品是我的本分，至于其他，都属于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市场上历史作品始终就不是一个主流，因为读历史作品首先要有一定阅历，也要有一定的文史基础，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很累的事，尤其是这个时代有这么多吸引人的东西，愿意读书的人会比较少。但是我不可能去吸引所有的人，不可能说现在市场流行什么，我就写什么，我也写不了。我擅长写的还是在历史悬疑或者历史解构这方面的内容，那就只能通过自己比较有特色的表达方式，吸引一批跟我志趣相投的人，做好市场细分就够了。

记者：会刻意为了方便影视改编而进行创作吗？

马伯庸：很多人会问我是不是为了方便以后影视化改编，才把小说写得特别有画面感。我想说这是两码事，画面感归画面感，这是我从影视剧里学来的，但不代表它就是剧本。你写得再有画面感，到了剧本阶段还是会把这一切推翻重来。因此，作家既要能够从影视作品中汲取经验，也要能退得出来，不能完全被影视所束缚住。

记者：你很多作品的历史背景都是明朝，而且写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为什么这么钟爱这个朝代、钟爱这群人？

马伯庸：明朝的民间是中国民间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阶段。我们都知道市井文化，或者说小市民文化是从宋代开始，那么到了明代，实际上这种市井文化已经进入到一个发展非常繁荣的阶段。那时候西洋文化也进来了，它又具备了一些海外意识和国际意识。也就是说，明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时间节点，一方面它是中国古代体制的巅峰状态，同时它又是近代中国的先声。

文/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