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全球知名保险人组织劳合社官网，“任何导致本人受到谴责、名誉受到损失、违反社会道义或伦理常识的犯罪行为或任何有违和冒犯公众认知的行为”都属于丑闻，由此造成的投资支出损失、影视重拍费用、恢复和重建品牌费用等均在索赔范围之内。

丑闻险的前身是美国的“Death，Disablement and Disgrace Insurance”，直译为“身故、伤残与丑闻险”。这个险种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是名人代言的伴生产品。最初，丑闻险并没有激起太大水花。直到2009年高尔夫名将泰格·伍兹爆出丑闻，直接导致他代言的埃森哲、通用汽车、吉列、耐克等公司股价暴跌，投资者损失近120亿美元，丑闻险在海外才开始火爆起来。

目前，国外很多大企业都会购买这类保险，以防旗下或有合作的艺人因丑闻给公司带来太大的损失。好莱坞投资人与制片方对其更是偏爱。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前几年好莱坞金牌制作人哈维·温斯坦的性侵丑闻。2019年，这一震惊全美的事件经过两年时间的发酵，最终以哈维·温斯坦向受害人赔偿2500万美元落幕。不过，由于其公司提前为他购买了丑闻险，当事人一分钱都没出就顺利脱身了。

丑闻险看似有效规避了风险，但很多国家并不接受。

抛开保险专业知识不谈，仅从道德层面来讲，丑闻险是有“原罪”的。比对两起丑闻可以看到，二者的性质并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在前一起事件中，泰格·伍兹所代言的企业完全是飞来横祸的受害者，其本身并未作恶，却无端遭受了损失。对于这类企业的保险赔偿，从社会心理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在后一起事件中，加害者和他的公司既是投保方，也是被保险方，这相当于公司在面对犯罪事件时，花钱给自己买了个“免死金牌”，这显然是有违公序良俗的。

除了道德层面，技术层面也是个难题，即如何“定损”。

首先，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每个名人的人设也不一样，公众的容忍度自然大相径庭。比如，在有些国家的伦理中，婚前频繁更换伴侣似乎不是问题，但在另一些国家就绝对不行。还有些名人的人设就是浪子，公众对其行为一直比较宽容，但若换一个清纯人设的艺人，几句流言蜚语的结果可能就是“塌方”。换句话说，丑闻该如何界定本身就是个问题。

其次，保险业是一个基于概率学的行业。一般来说，虽然我们很难预测在特定的人身上发生特定事件的概率，但只要基数够大，概率总是趋于稳定的。可人的行为恰恰是最难预测的。那保险公司该基于什么确定保费收取比例呢？

美国的做法是，找专门提供人设崩塌风险评估和索赔预测算的第三方科技服务公司。这些公司本质上就是数据分析公司，可以通过建模、抓取并分析海量数据解析名人的性格及行为方式，评估其人设崩塌风险。不过，美国自己的行业媒体也承认，效果“不好说”。

再次，造成的经济损失很难估算。比如，同样都是一部因劣迹艺人而叫停的影视剧，究竟是该彻底放弃，还是该用换脸技术重拍？保险公司是否有权参与决策？如果选择重拍，新版和没能播出的旧版相比，市场反馈究竟是更好还是更糟？差额如何量化？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越来越聪明的人工智能能够算出答案。在此之前，一切恐怕更像是玄学。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尽管最近几年丑闻险热度很高，但即便在国外，敢于承保的公司也屈指可数，且大多只承保董监高责任险项下的人员，演艺明星则一直处于“谨慎承保”范畴。

另有从事再保险业务的业内人士表示，大多数保险公司愿意承保的前提是要求制作公司或者剧组投保影视制作综合责任险。在大多数成熟影视市场，单独承保丑闻险的情况并不多见。“完整”的行规是，影视拍摄项目在制作前期会投保影视制作综合责任险，以保障拍摄过程中的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制作成本损失。至于丑闻险，更多时候只是综合责任险的其中一个选项。

道德层面有短板、操作层面有难度，也难怪丑闻险至今没能在国内落地。不仅如此，国内保险业普遍不看好其前景。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尽管丑闻险本身难言靠谱，但推动影视传媒行业牵手保险行业依旧有其合理性。毕竟，明星也好、素人也罢，只要是人，就有避险需求；至于与明星有业务关联的品牌方、投资人，也与其他企业一样，需要平抑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如何推动两个行业深度合作，还是值得思考的。（朱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