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的机会，克里斯蒂安·布朗卡特进入奢侈品行业，来到爱马仕这一富饶豪华的王国。在任总裁期间，他记录下了自己对世界顶端奢侈品业的观察，包括爱马仕品牌的理念、匠心与灵魂，暗流涌动的商界战争以及奢侈品行业的变迁。

当快时尚的“速成品”席卷全球，奢侈的工匠该何去何从？“与时间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危险，人们要求快速得到结果，马上得到回报，东西要卖得快，调查结果要令人振奋，盈利要居高不下……这与奢侈品背道而驰。这是表象法则。在我们身上，起决定作用的是瞬间性”。

下文几个小故事选摘自《奢侈：爱马仕总裁日记》，尽管一切都在加速，但奢侈品却依然在沉淀中保有其地位。归根结底，最好的奢侈，来自时间赋予的价值。

下文由出版社授权推送。

中国香港爱马仕门店

裂缝

二十年来奢侈品牌继承人一直在嬗变着。身为小心谨慎的守卫者，他们掌握着那小小的、知名的、受尊敬的品牌权柄。了解他们的客户，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世界是封闭的。

作为财产所有者和继承人，他们的名字与他们的生意联系在一起，他们以此为傲。

他们的生活都被安排得妥妥当当。蒙菲尔美的波斯盖城（Bosquets）可打扰不到他。

娇兰（Guerlain）、伯琼（Boucheron）、朗万（Lanvin）、宝曼（Balmain）、梦宝星（Mauboussin）、轩尼诗（Hennessy）、尚美（Chaumet）、纪梵希（Givenchy）、高田贤三（Kenzo）、里奇（Ricci）、汉诺（Henriot）、姬龙雪（Laroche）、思卡利（Scali）、莱俪（Lalique）、萨米埃尔（Samuel）、勒诺特（Lenotre）、库克（Krug）、泰亭哲（Taittinger）、吕萨吕斯（LurSaluces）、雅宝（Arpels）、布耶（Bouilhet），以及所有其他的奢侈品人，都曾掌握着他们的生意，而后来全都转让出去了。

而路易威登集团（LVMH）和巴黎春天集团（PPR），以及其他那些以大写字母缩写为名者，都是靠收购建立起来的。很多都被重组了。为了对抗糟糕的时代。为了在死亡之前抽身离场。为了明天不必靠贷款来面对那些短兵相接时终会惜败的强大企业。为了避免停滞不前，或是因为担心倒退，或是面对一个理解起来越来越复杂的市场，实在是疲惫了。

“奢侈品”这个词蒙蔽了那些分析，搞乱了地图与路径，令那些家族们茫然不知所措。因为要分享权力和蛋糕的继承人太多，因此尽管巴卡拉（Baccarat）惊人地复苏，克利翁酒店（l’hotelCrillon）亦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泰亭哲还是全部出售了。也许是家族不和造成的剑拔弩张，也许是无法面对开设商店、酒店或推广香水所需的巨额投资，他们最后唯有放手了。

奢侈品界被从蚕茧内抛入了暴风雨中，从平静的港湾到了广阔的外海。而那些还漂浮在水面上的，都是些无意识的、勇敢的或是鲁莽的家伙。

然而还有些规模较小、独立自主、自担风险与危难的，如德利尔（Delisle）、弗拉戈纳（Fragonard）、德伦（Delorme）、卡朗（Caron）、柏图（Bernardaud）、诺埃尔（Noel）以及很多其他品牌，他们在不断成功并成长壮大。

那些家族放弃他们的品牌常常是因为害怕失去全部，害怕彻底垮掉，害怕难以为继，永远消失。家族们分化了，放手了，在颠覆其客户及其习惯的深刻变化面前慌不择路。

他们不再一起生活、一起就餐，不再分享大事，只剩下彼此鹬蚌相争的野心。

奢侈品界是彻底改头换面了。

在巴黎，已经没有哪座豪华酒店是法国人的了。最后一座—克利翁酒店已经成了美国人的。布里斯托酒店（Bristol）则多年前就早已成了德国人的，广场酒店和乔治五世酒店（lePlazaetleGeorgeV）成了英国人的，丽兹酒店（Ritz）成了阿拉伯人的。

只有少数几位年轻骑士还敢上场一搏，自己都惊讶自己居然还能站在那里，幸存下来，而他们中的有些人已经呼吸困难，或严重缺氧。

的确，奢侈品界的地毯上铺满了名人们的遗骸，格蕾夫人（MadameGres）、巴黎世家、扬森（Jansen）、罗谢·法雷（RogerFare）、夏帕瑞丽……他们提醒着那些发抖的人，死亡是十分正常的。

奢侈品业有大量伤员，像拉克鲁瓦、朗万、宝曼、姬龙雪、昆庭（Christofle），还有纪梵希、思琳（Celine）、兰姿（Lancel）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只能将自己托付于那些能为他们带来新鲜空气、能把他们置于自己羽翼之下的强大保护者，那些能提供大笔资助将他们的损失欣然计入自家账下的慷慨捐赠人。

就这样，那些“当家人”大部分便从此消失，彻底湮没了。

暴风雨在奢侈品业的村庄肆虐。

羽翼纷纷坠落。

栅栏一再抬高。

平静的大海动荡飘摇。新一代奢侈品业已然物是人非，奢侈品业的品行也已是另一番光景。

它咄咄逼人，受到评判，得到报偿，或遭到驱逐。

表现本已良好，但总要做得更好，且永远还要更好。

日渐平庸，奉行着奢侈品业游戏的财务规则，面对的是在全球化竞争的转折点等着它的审查官们。

蔻驰（Coach）这一新兴的美国奢侈品品牌，对过去毫不在意，以今天的奢侈品人自诩。蔻驰自有权力在这个圈里插上一脚，安营扎寨。

就在东京的奢侈品宝地银座，爱马仕商店的脚跟底下，蔻驰断定奢侈品市场对它是开放的。谁能说不是呢？

作为一家年营业额达二十亿欧元的奢侈品公司，蔻驰的分量胜过了爱马仕。但能持续多久呢？

事实上，蔻驰成功了，从一种新兴奢侈品的角度，它发出的喊声是“我怎么就不行？”

而且很奇怪，有些说法现在四处流行，人们都只提“牌子”，而不再提“商店”，只提设计师，而从不提工匠，还有技艺、博物馆、寿命等等。

在某些人那里，这些听起来很虚假；而在另一些人那里，这些则说得很对，因为仍是严格的真理。但当到处充斥的都是同样的词语、同样的音符、同样的图案，人们又怎样去分别呢？

答案就在于词汇与其使用者使用该词汇的合法性之间的微妙关系。

有人觉得客户自会区分开来，谁实话实说，谁是模仿者，然而有那么确定吗？

在大的和小的、真的和仿的、老的和新的之间，严酷的战斗展开了。

如果梅吉·罗夫（MaggyRouff）和她的朋友克劳德·圣西尔（ClaudeSaint-Cyr）、莲娜·丽姿或是让娜·朗万醒过来，她们肯定认不出今天的奢侈品界了吧。

的确，奢侈品界的边界是变动不居的，只有那些一直随其轮廓调整变化的人，方能在这个世界里自在沉浮。

人们不得不发出疑问，是否奢侈品行业永远属于那些仍然相信自己就是奢侈本身的天生所有者们。

如今“法国制造”或“意大利制造”意味着什么？

奢侈品行业不属于任何人。中国大陆、台湾以及别的许多地区终将纷至沓来，他们有的是才华横溢与雄心万丈的学“设计”的学生们。

然而，大可不必为了“法国制造”被替代，或者“古驰制造”带来的利益使得“意大利制造”销声匿迹而大惊小怪……

况且，法国如意大利一样，对于优秀的品质、至高的奢侈乃至不计代价的考究而言，都是一块不可替代的土地……这里还需要更好地耕耘！而且还需要赋予“法国制造”新的力量与意义！

在法国与奢侈之间，有着一条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天然纽带。这就是以我们的葡萄酒、我们的博物馆以及我们独特的土地形成的法国生活艺术，仍在令整个世界梦寐以求。巴黎对于情人们来说是个神话，对于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来说是个梦想。

如果说法国人并不总是热爱法国的话，外国人倒是喜欢来我们这里，尽管有罢工，还有CNN的那些报道。

法国仍然承载着自由、创造，以及某种幸福的形象。这种怀旧与生命喜悦的混合赋予了法式奢侈一种质感、一种芳香，在别处是找不到的。

法式奢侈是对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地理特征、一种哲学传统以及一种历史渊源的表达，这给我们的产品加上了一种极其特殊的文化维度，以及最终的一种超前寿命。

伏尔泰与孟德斯鸠，拉·封丹、司汤达以及巴尔扎克支持着我们，就在我们的品牌专卖店的那些后间里。

拥有国家图书馆、拉德芳斯、贝聿铭的“金字塔”以及布朗利河岸博物馆的那个法国正在老去，但却使我们得以达到一种更加自然的信念，没有这一点，我们即便是筋疲力尽也很难令人信服。

“神奇之水”“法布街24号”“橘绿之泉”“大地”“马车”“地中海花园”“尼罗河花园”都是爱马仕香水的名字，它们既不支持一种外国语言的翻译转换，也不允许在让人知道它们是法国的这一点上模棱两可！爱马仕就是鞍具制造商，就是巴黎的，还是法国的！

1989年，在纽约的库珀—休伊特国立设计博物馆（Cooper-HewittNationalDesignMuseum），大卫·麦克法登（DavidMacfadden）策划并实施了一场精彩的展览“法国生活艺术200年”。

在著名的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馆长伊冯娜·布伦哈默（YvonneBrunhammer）的帮助下，他展示了那些奢侈品大品牌是多么懂得与他们的时代紧密结合。在这个回顾展上令人深深铭记下来的那些家具、水晶、服装作为符号，充分诠释着人类的憧憬与烦恼、战争的残酷以及对和平的渴望。

“光荣革命时期”“拿破仑时期”“复辟时期”，一个个时代通过其象征物品，以其生活或是幸存的艺术，更迭相续。

通过展示绘画、家具、物件、面料、瓷器等，大卫·麦克法登证明了那些奢侈品历史上的伟大名字与这一历史本身之间存在的强大纽带。

在1989年离开库珀—休伊特设计博物馆时，人们可以为法国奢侈品的未来赌下一注；

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精神的状态已然是相同的。而奢侈品行业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领土不明，很多地方早已改头换面。

从今往后，奢侈品会有很多种。

奢侈品行业正在分裂。

它还存在吗？

玫瑰手袋

多少年了，它一直就在那层货架上。

两年，还是三年，已经没人知道了。而就像那些无心恋战的财务专家们说的，这东西该“折旧贬值”了。

也许早就可以把它收到壁橱里了，然而那可不行，那太狠心、太无法接受了。这手袋已经成了一名家庭成员，商店的一位朋友。它就待在那里，一动不动，像在那儿扎了根。

这是因为这只手袋有点特别。玫瑰色，用的是鳄鱼皮，钻石搭扣，在货架之上俨然是一笔小小的财产呢。

每隔一段时间，店员便给它换个位置。

为了彰显它的重要，他们把它放在商店的入口处，或是侧面、中间，或是最里面。

它蒙受了数不尽的灰尘，成百上千的顾客从它面前鱼贯而过，它徒劳地期待着能得到哪怕是回眸一瞥。

这只玫瑰色鳄鱼皮手袋令店员们绝望，但也没把它怎么样，它还保留在那里，指望着有一天它的命运能有转机。

手袋有点变旧了，糖果般的玫瑰色有些发暗。而那些钻石，虽说每天都在擦拭，也不那么闪闪发亮了。

“得把它弄走，”皮具部的负责人说。“不能再留着它了。”销售主管加了一句。简言之，这只玫瑰色手袋给人添堵，它死赖在那里不仅碍手碍脚，而且还成了一个可怕的参照。

这手袋真是抬不起头来，可造成它失败的是它的价格、它的外观，还是它的皮质？

既然无力把它从这请走，店员们便开始嘲笑它，把它归为“赔钱货”一类。这对一只手袋来说可谓奇耻大辱。

一个星期一的上午，一位女顾客偶然从这只已被束之高阁的玫瑰手袋前经过。手袋距离稍远，略显一丝屈尊俯就之态。

它俯瞰着芸芸顾客。

“能让我看看吗？”女士说道。

女店员兴奋异常地把手袋取下来，戴着白手套，生怕在鳄鱼皮上留下划痕。她报出了价格：11万法郎，还笨嘴拙舌地加上一句，好像辩解似的：“夫人，您看这钻石，多棒啊。”而顾客却反驳道：“不，漂亮的是这手袋本身。这颜色太独特了，我还从没见过这样一种玫瑰色……”吉尔伯特—那位女店员，听到那位夫人又说“我要了”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个眼神，胳膊的两个动作，小手抬三抬，吉尔伯特使出浑身解数发出信号。

“玫瑰手袋卖出去啦。”

消息立即在店里不胫而走。

在收款台，手袋已然备好，小心包裹，擦得锃亮，包装精美，橙色盒子显得分外奢华。

女店员陪着顾客来到收款台。

“您是付现金还是用信用卡？”她问道。

“美国运通。”顾客自信地回答。

卡片沿着这条一般都很令人放心的小道滑过。

但是这一遭，卡片过了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停了下来。

沮丧的收款员只好低声承认：

“不行，夫人，卡刷不过去……”

“这卑鄙的家伙，”顾客大笑道，“我离了婚，肯定是我丈夫冻结了我的户头。我明天再来，手袋给我留着，到时我付现金。”

又一种头部动作，外加几个另外的手势，所有的人面面相觑，心知肚明。

出了些状况。

手袋留在盒子里，顾客气冲冲地一溜烟出了门。

吉尔伯特静静地回来，解开带子，打开橙色盒子，把手袋放回到搁板上。

到点儿了，商店打烊了。手袋一直还在那里。失望巨大无比。“一切罪魁祸首就是那糖果玫瑰色”“这包就是个卖不掉的货”……“明天，”主管咬着牙说，“就把它请走。”

玫瑰手袋的故事到这里本来就该结束了。

第二天上午将近11点钟的光景，一位先生来了，把手袋要过来，看了又看，爱不释手，然后要买下。

这回，美国运通卡顺利通过，手袋卖掉了。糖果玫瑰色总算是恢复了名誉。吉尔伯特，也算是缓过来了。悲观主义者们这回是没话可说了，切齿冷笑也可休矣。

玫瑰手袋的故事是该到此结束了。到底是卖掉了，最终，它遇到了自己的白马王子。

而就在那天下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前一天的那位女士，就是让店员把手袋给她留着的那位，她能让谁相信，即使在那只手袋被卖出时的哪怕任何一秒钟，说日后这位顾客还会回来寻它，用现金把它买下。

有谁会把这种离婚的事儿当真呢？

而那位女士真的来了，微笑着，幸福地喜笑颜开地把11万法郎的银行支票自豪地放到收款台上。

“我来找回我的梦。”她一字一句道。

惊愕，局促，什么都难以形容整个销售队伍那震惊的、痉挛着的面孔。

如何把整桩事情解释清楚呢？怎么说好呢？

吉尔伯特鼓起勇气，为这位顾客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并保证弥补对顾客的这一失礼。该手袋将会再做一个，最后一个，保证完全一模一样。

这条玫瑰色的鳄鱼真是懂得静候它的猎物。

神秘

1996年，我刚到爱马仕的时候，先是在一所工坊待了一星期，学习缝制。

我可受了罪了，腰酸背痛的。

鞍具、皮具制作的手艺学起来可不容易。

爱马仕是个世外桃源，在这里手的律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在此学到的：人手是神圣的。世上的任何机器、任何电子设备，永远都不可能在此处替代它一个针脚的动作、一个姿势的技能。

是手把爱马仕造就成一个奢侈品的品牌！但是否会是最后一家呢？

一切均靠口传心授，没有文字记载；一切均靠眼睛来学习，“伟大的传承”通过目光来代代相续。

位于福宝大道24号的爱马仕，1880年，图源 爱马仕官网

一代又一代，眼睛跟眼睛说话，手跟手交谈。面对着动物的皮革，欣赏、思索的缄默，要远优于匆忙、解说的语言。

没什么可说的。在“皮革储藏室”中，除了看着别人进行挑选，比较，掂量，相中了或是没相中，别无其他。

每个手袋都是一个人的作品，如果说缝纫也要时常借助机器的话，那是为了品质的完善。

每个皮包都由制作者签上名字。

每个马鞍，爱马仕每年制造约四百套，都由其鞍具制作师签上名字。

制作一套鞍具要三十到四十小时，一个“凯莉”（Kelly）包要十五小时，一个“柏金”（Birkin）包要十八小时。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真正理解爱马仕所谓的品质。

在这里，没有品质负责人，不存在这么一个岗位！

品质在所有阶段都存在。从工匠到销售员，每个人都承载着这样的理念：他所完成的就是品质的一部分。品质铭刻在时间之中，从而让物品能以一种超越我们自身的完美比其主人存在得更久。品质本身可以看到，可以摸到，却不自我辩解。爱马仕证明了，其品质既是“设计者”的，也是“制作者”的。

品质与美携手同行，乃是上天恩赐的旅途伙伴；而美，则是生命的死党，感受与愉悦的供给源泉。造型完美的服装或手袋对于那些自我怀疑的人来说，难道不正是一剂良药？

品质在爱马仕始终存在，好像高悬头顶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同时也是一种奖赏。客户、销售员以及工人的脸色代表着物品质量的等级。质量与尊严毗邻相近，是一种骄傲和自豪让人愿意把活儿做好、做漂亮。终究，与质量相关联的是慷慨。在质量上不能“吝啬”。对完美的寻求会增加成本、时间，以及由此带来的压力。质量是一道屏障，没人敢于去逾越它而不担着被抛弃的风险。这可能显得有点天真，但爱马仕的品质在整个公司的血管里流淌，没有人除外，也没有人需要为此负责。

四女士

圣诞节。

我已拿定主意去“方巾”部做销售，我时不时会这么干一下。

饰有烟花暗纹的斜纹方巾，由MichelDuchêne为庆祝爱马仕150周年设计，图源 爱马仕官网

她们是四个人一起来到店里的。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代表其他三人说：

“我们想买一条爱马仕方巾，送给一位要退休的同事。”四个人把胳膊肘支在柜台上。

我问她们：“你们想好颜色了吗？”

“是的，”第一位说，“她喜欢蓝色。”

“不是，”第二位说，“紫色，一条淡紫的她肯定更喜欢。”

第三位，年龄大一些，确认道：“是的，她会喜欢淡紫色的。”

第四位什么也不说，只是冷眼旁观。

我拿出来一摞蓝色的和一摞淡紫色的。

我把蓝色的打开，向她们一条一条展示。每次我都看看她们，所有四个人。

她们摇着头，小声发出“嗯，嗯，呵，呵，啵，啵……”眼看她们并不满意，我又拿出淡紫色的一摞。“

啊，就是它，就是它。”第二位说。

“太老气了，这种显老，她肯定不喜欢。”第三位说。

第一位从我手里抢过去一条方巾，展示给另三位看。

“这条，这条，是这条。”

“不是，”她们齐声说，“她讨厌非洲……”

真不走运，今年可是非洲年啊……

“可是，”四位中的一位说，“她还去过塞内加尔的地中海俱乐部呢。”

“可你明明知道她在那出过问题，而且她不愿再提起这件事。”

“啊！什么问题？”第二位在柜台边上说。

“一会儿出去再说，但你对弗朗伯瓦兹是很清楚的，你难道不知道？”

我听着，在四个人当中转来转去，举着我那摞方巾从这位到那位，十分迷茫。我不了解“问题”是什么，也不敢问。

我得夺回主动权。

“那么，大家是倾向于蓝色，还是淡紫色呢？”我用一种十分坚定的语气说。

“我不觉得，”最年轻的那个说，“我们试试绿色吧。”

既失望又只能顺从，我说：“明白，我们来试试绿色。”就像是给自己打气，我加了一句：“我们有很棒的绿色呢。”然后就听到：“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就看看绿色的。”

我把蓝色和淡紫色的两摞收起来，把每块方巾都按原来的折印叠好，再一起放到抽屉里……

这时，那四位窃窃私语着：“你觉得这销售员懂吗？”

如同挨了一记闷棍，我可不想被人揭穿。

我的不胜任就这么明显？

我振作起来：“来吧，看看绿色的。”

我把绿色的一摞拿来，一部分是非洲主题的，另一部分是经典款的。

这次，我要把握住机会，做下这单生意。

我急于结束这事—这都讨论了四十五分钟了！

我把她们淹没在绿色之中。好像赌气似的，我还顺手拿来了一摞红色的、一摞黄色的。

我要让她们同时面对所有颜色，好把她们带出来！

我向她们展示了几十条方巾，她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四个人互相指责，完全达不成一致。她们无法形成最终选择，谁也不听谁的。

在这令我头疼的不和谐音面前，我决定尝试一次突破。

“等一下，我有你们想要的。”

四个人看着我，如释重负。

我走开，从远处的一个抽屉里，取出块橘黄色的方巾。它出人意料，令人惊奇，又很时髦，是巴丽·巴亥（BaliBarret）设计的。

“好，就拿这条吧，如果她不喜欢的话，可以来换……”

这是我最后一口气了。

筋疲力尽的我望着她们。

她们惊住了，缓缓点头，说道：“行，就要它了。”

我陪她们先到收款台，再到店门口，满脸是笑。

这回我听到：“他到底还是不错哦，这销售员。”

这就是我的回报。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