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历史考证推理的观众最近迷上了网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短短14集里，剧中各路知县和师爷围绕着丝绢的考证和说理，剥茧抽丝一般让观众看到了大明王朝下的民生百态。

明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汉学家史景迁曾说：“纵观人类过去一千年的历史，我希望活在1540年前后（明嘉靖年间）。”学者卜正民也说，“明朝时代的世界中心是中国而不是欧洲。”明代有《永乐大典》，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而商业出海一度赚走了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

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更能说明一个时代真正的底色。借助《大明风华》这本书，可以打开一个民间视角观看明代生活的窗口，全书用历史+故事的形式，讲述明朝百姓的语言、衣着、饮食、住所、出行、文化、娱乐、节日、职场、官场等生活细节。今天夜读，用显微镜方式打开一幅画卷，以及背后的明代市井生活。

《大明风华：明朝人的城市生活》｜陈宝良著｜岳麓书社

明帝国，这是个颇有吸引力的王朝。通过戏曲小说，流传下来许多至今仍为里巷熟谙的故事与人物，诸如《玉堂春》中为爱情受尽苦难而终又结局欢喜的苏三，《牡丹亭》中爱得死去活来的杜丽娘，《西游记》中蔑视神权、大闹天宫的孙行者，《金瓶梅》中为权势、金钱、肉欲而丢了性命的破落户西门庆。无论是在繁华的大城市中的梨园，抑或乡村的小茶馆，人们对这些故事、人物，总还是那么津津乐道，兴味盎然。

国门之外的世界没有忘记朱洪武创立的大明帝国。那些历尽艰险、乘大帆船来到大明的西方传教士，带回去了中国文化，他们记录的大明帝国的事情和风俗，确实让西方优雅的绅士们吃惊非小。

大致从正德时期（1506—1521）开始，明代城市生活从结构的深层发生了剧变。至万历中期，由于西方耶稣会士东来，也即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新的思想迅速萌生，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这样就在原有城市生活变革的基础上更加深了一步。在晚明文化的变革期里，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活跃。个体的、特殊的、纯自己的东西的扩展势必不能为旧的社会观念所容，必然会同旧的社会观念发生激烈的冲突，并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像晚明这样的时代，势必给人一种风气突变的感觉，像杜丽娘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情，在这样的时代才可能出现。

这种风气突变的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城市商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所导致的拜金主义与纵欲主义，以及追求个性自由，也即城市生活的俗化现象。套用明朝人的流行说法，就是“一了此心，则市金可攫，处子可搂”，完全是人性的直露、赤裸。具体表现为对人格独立的孜孜追求，争取思想的自由，憧憬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不屑以圣贤为冠冕的教条，憎恶灭没个人真性情而安于欺世盗名的假道学。反映在城市风尚上，就是厌故喜新，出现了日新一日的流行时尚。这一旷古巨变，透过社会思潮以及各种生活风俗，在晚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里的南货店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闲暇时间渐多、旅游风尚日盛的今天，这句话已是妇孺皆知。殊不知，在明代，苏州的闻名并不仅仅因人造的园林之胜，杭州的名扬天下也不只在于西湖那天然的湖光山色，而是这两座城市中的人。据说，当时的苏州人聪慧好古，善于模仿古法制物，造假古董，所临摹的书画、冶淬的鼎彝，能令人真赝难辨。苏州人又操持全国各地城市的流行风尚，举凡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苏州人都喜选用紫檀木、花梨木为质料，式样古朴，不尚雕镂，即使需要雕镂，也多采用商、周、秦、汉的古式，为海内所效仿。当时流行两个新名词，就是“苏样”和“苏意”。凡服装式样新鲜、离奇，概称为“苏样”；人们见到别的稀奇鲜见的事物，也径称为“苏意”。薛冈《天爵堂文集笔余》记载，有人刚到杭州上任做官，笞打一个身穿窄袜浅鞋的犯人，枷号示众，一时想不出如何书封才好，灵机一动，写上“苏意犯人”四个大字，人以为笑柄。

杭州俗尚浮诞，轻誉而苟毁，道听途说，无复裁量。譬如某地有异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丑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当面质疑，信誓旦旦，犹如目睹，其实如风一般，起无头，过无影，寻无踪迹。外地人抓住这一点，毫不客气，嗤之为“杭州风”。谚云：“杭州风，会撮空。好和歹，立一宗。”杭州人又喜欢掺假，如酒掺灰，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织作刷油粉，所以谚又云：“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苏州样，广州匠。”广州工匠的产品在明代很闻名，不过，若说起知名度，还应推广州濠畔朱楼。据说在盛平年间，濠畔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倘若不信，请看孙典籍的《广州歌》：“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朱帘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粉腻生活，亦可想见。

明代的大商巨贾，绝不仅仅是鲜衣怒马，金钱如丘，绨锦如苇，一掷千金，只知一味贪图享乐，而是很有头脑，在巩固自己经济地位的同时，通过各种手段提高社会声誉，光耀门楣。汪道昆《太函集》记载了徽商汪某教育其子时所说的一段话：“吾先世夷编户久矣，非儒术无以亢吾宗，孺子勉之，毋效贾竖子为也。”商人已不满足于掌握“贾道”，拥有大笔财富，还要通“儒术”，博取科第，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许多商人附庸风雅，结交文人墨客，正如陈继儒在《晚香堂小品》中所说：“新安故多大贾，贾啖名，喜从贤豪长者游。”他们在醉饱之余，对精神享受也不乏追求，喜看戏听曲，通俗小说时常放在案头、夹在行囊，还盖造园林、把玩古董、收藏书画、研习诗文，其中不乏行家里手，有些甚至具有较高的文艺修养。

至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商人的地位更是发生了显著变化。据说，被公认为文坛盟主的王世贞曾对一位徽州的朋友詹景凤说：“徽州商人见着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逐羊膻一般。”朋友却答道：“苏州文人见着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逐羊膻一般。”王世贞无言以对，只好付之一笑。这则小故事说明，王世贞虽然自命清高，却看到了徽州商人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开始了文化上的追求；他的朋友眼界更高，一言道破过去以圣贤之徒自居而羞于言利的文人正在朝着拜金主义者演变。

曾经与士子演出了一幕幕“才子佳人”剧的妓女，在从良上也开始转向拜金主义。文名颇盛的状元钱福，息归田里后，听人说江都某妓动人，就整装去江都，但此妓已嫁盐商。后因贾人重状元才名，才得以与此妓一见。为此，钱福只好撰一绝句嘲讽这位妓女：“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诗句固然在嘲弄中透露出惋惜之情，但更多的还是自我解嘲。

正德至万历年间，明代城市处于鼎盛时期。当时物价甚贱，不妨开列一张正德初年南京市面上的物价单子：

猪肉每斤好钱七文或八文；牛肉每斤四文或五文；水鸡一斤为一束，只须四五文；莲肉用抬盒盛卖，每斤四五文；干燥而大的河柴，银一两，可买三十担；鱼、虾每斤四五文。

很显然，当时的柴米油盐、鸡鸭鱼肉，诸般食用之类，无一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银子。权贵富豪乃至大贾，当然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豪奢生活。即使那些小户人家，肩挑步担之流，每日赚得二三十文，也可过得一日了。到了晚上，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些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天乘凉，百般玩耍，活脱脱一幅升平安乐图。

好景不长。到了天启年间，物价骤贵。再开一张当时南京城内的物价单子：

鹅一只，钱五百余文；鸭一只，钱二百余文；鸡一只，钱二百余文；猪肉一斤，钱四十余文；羊肉一斤，钱四十余文；牛肉一斤，钱二十余文；驴肉一斤，钱二十余文；红布一尺，钱十五文；绿布一尺，钱十五文。

至崇祯年间，李自成已经起兵，烽烟四起，可绍兴城中的民众还在醉生梦死。张岱《张子诗秕》中有一首《寓山士女游春曲》，如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他们只当还在“太平盛世”中穷欢极乐。天不亮，游人就乘船从郊外赶到寓山（山阴祁氏名园），青年男女尤其兴高采烈。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油头粉面，至有脂水涨腻之感，轻薄少年穿梭于姑娘中间，乘机向她们挑逗，弄得她们腮红颊涩，头也不敢抬。一直玩到太阳偏西，船上传来催人回家的阵阵鼓声，游人还在码头上流连忘返。

清初时明朝遗民的感伤主义作品大量涌现。余怀《板桥杂记》的基调是怀恋过去的生活，以感伤的情绪写出秦淮河的兴衰史。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借对自己小妾董小宛的相思之情，表达了对过去风流雅致生活的留恋，其基调同样是感伤的。《如梦录》一书，记明代开封鼎盛之时的繁华景象，因李自成决河灌汴，使锦绣中原一旦付诸东流，汴梁无边光景徒为一场梦境，无非也表现了对过去繁华生活的依恋。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以散文式的笔调写历史的实事，诸如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绍兴的梨园、勾栏与节日生活。

士大夫百般留恋的明代城市胜景、繁华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当然，它不同于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的“被发左衽”。随着大明帝国的建立，“胡风”旧习洗刷殆尽，汉唐衣冠文物制度得以恢复确立。它也不同于满族入关以后建立的清帝国的“剃发”“顶戴花翎”以及旗袍。明代的城市生活有其独具的特点，它既是汉唐以来民族传统的，却又新颖独特，对传统是一种叛逆，即明人所谓的“反道乱德”，从而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