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人物》以阅读和书单分享为主题的栏目Read me，每一期将会有一位「读书人」在这里讨论书籍、阅读以及生活。
这一期，我们邀请到的「读书人」是作家张天翼。名字听起来很硬朗，但其实她是一位性格有些敏感、有些脆弱的女性。长大的过程里，她常常为这种性格所苦——就像很多女性那样，她也遇见过一些不那么舒适的情境，比如大学时曾在火车上被邻座摸过大腿，在泳池里遭遇过明显是刻意的触碰，对一些人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很快就过去了。但对张天翼来说，它们会留下一些不那么舒适的东西，会有愤怒，有羞耻感，还有长久的反思和自责。
但稍稍幸运的是，她有一支笔，可以记录这一切，写作是一种对抗，是弱者的武器。
2022年，张天翼出版了小说集《如雪如山》，这也是一本女性之书。书里七个故事，七位女主角，都叫lili。她们是在火车上遭受性骚扰的大学生，是稀里糊涂进入婚姻、经历产后抑郁的女性，是丧子之后带着巨大创痛生活的中年妇人……每个lili，都是女性生命经验中的一环，是女性生之图景的一小块拼图。
这本书或许也超越了张天翼最初的想象——刚入行时，她想写的是幻想小说，觉得文学就是美梦。之后十年，她走进人生的密林，渐渐产生自觉，开始书写女性生活中的隐痛和脆弱。书名《如雪如山》是她取的，两个「女」，两个「口」，意思是「女人们想要开口说话」。
2022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在北京见到了张天翼，她戴一顶帽子，头发齐腰，瘦瘦的，有一双大眼睛，有天津人的幽默，和她聊天，会感觉她肯定不会让话掉在地上。我们一起喝了咖啡，吃了黑森林蛋糕和云南米线，在商场里观察植物。
我们谈到了自由职业的日常，文学能提供和不能提供的东西，作家的脆弱和想象力，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中，那些幽微的真相。还有就是，她真的很想要的一张单人沙发。
以下是张天翼的讲述——
我是十年前开始全职写作的，先做了一段时间记者，后来在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发现稿费收入还可以，跟上班差不多，就辞职了。
当时我在北京跟人合租一个单元，就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开始写。
当时想写的是幻想文学。那种感受有点像《阿凡达》，把旧的身体放下，让意识在一个更美、更有趣的星球上复活过来，看到很多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山川河流树木动物都不一样，甚至身体也跟原来不同，写的过程会有一种狂喜。一切自己说了算，说什么都成立、都合理。现实的故事更难写，因为画鬼容易画人难。
大概到了2014年，我才慢慢开始写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这种变化跟生活有很大关系。
当我还没有那么深地沉到生活里的时候，对生活和小说的认识非常单纯，觉得小说是一个美梦，我的人生就是去追求这个梦境。后来发现，小说和人生的关系有很多可能。人一生经历这么多关系和情感，很多是混沌的、难以言说的，但可以用小说表达出来。这是小说在建造梦境之外的另一个功用，这个功用对个体的人来说，可能更有意义。
《如雪如山》的第一篇《我只想坐下》，讲的是一个女大学生坐春运火车返乡，被列车员性骚扰的故事。这其实是我自己的经历，很多年前，坐火车的时候被人摸了大腿。
大概十年前，我写过这个故事的一个版本——这个女孩子被旁边的男人摸了大腿，那男人也很年轻，那种很懵懂的、刚出来打工的小伙子。她没有声张。火车到站了，过来一个小偷，突然把女孩的行李从架上拽下来就要跑掉。我造了一个什么结尾呢，这个小伙子突然站起来保护女孩的行李，被捅了一刀，倒在血泊里。
当时我还挺喜欢这个结局，但没有拿出去投稿。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结尾，我是在美化那个骚扰犯，在想象里让他对我进行补偿，成了一个英雄，我把他洗白了。
多年后再写这个题材，我就不再幻想这个人只是偶然、一时冲动摸了这个女孩，然后愧疚了，女孩子遇到危险，他还去保护她。这种处理非常可笑，因为那时候我对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关系还有幻想。这种故事一旦跟自己的遭遇有关，很难分清楚，到底是自己想要这样，还是按逻辑事情真会发展成这样。现在的这个版本，我觉得比十年前要好一些，那就是放弃幻想。
这本书出版之后，有一次线上聊天，一位男主播提到《我只想坐下》，说觉得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列车员前后差别如此大，看前面觉得他很有责任心，对乘客也很好，为什么突然变成一个性骚扰犯，转折是不是有点突然？
我说不会，对女性来说，有的男性就是会突然变成一个怪物，比如一个相处得很好的同事或朋友，他突然说了一句「嫖娼就是你情我愿」，他在你眼里可能一下就裂开了。他们会把非常好的一面留给父母、哥们、同事、领导，对待女性的时候，会暴露出最糟糕的那一面。所以男性读到这个小说也许会奇怪，但女性读到会觉得，对，就是这样。
《泳客》那篇也是源自亲身经历，在泳池里被人摸了，当时我想的是，如果要跟他掰扯，他会说什么话，比如「哎呀你又不漂亮」「你以为你谁啊」，光是假想一下那种侮辱，已经觉得很受不了了，所以宁愿忍气吞声。我猜，可能很多同样遭遇的女孩也是因为想到这些，所以都选择忍了。
我给这个故事安排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主人公站出来了，还有其他受害者出来作证，这样显得更雄辩一点，在场的工作人员也配合，一切都是最理想的，但最后得到的也只是一句不痛不痒的道歉，就只能是这样了。
《如雪如山》里的很多故事，都没有那种能让人爽到的结局。我也理解一些读者希望看到那种奋起反抗、痛快淋漓的角色，没看到，就会有些失望。其实文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关怀弱者、看到弱者。而一个好的世界、一个好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让弱者也能生活得好的地方。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强悍是一种偶然，软弱才是最普遍的，是必然。
我的性格就有些软弱，而且比较敏感。生活里很多别人觉得很普通的事情，都会让我痛苦，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负担。我妈妈也是这样。我痛恨这种性格，又很难改变它。
火车上、泳池里的事情，会让我在之后一直在反思，觉得自己在那一刻做得不够好。不是说我做了什么、让别人挑中我，而是我当时为什么没发怒？为什么没喊出来、没反抗？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做法避免这种事发生？我会一遍遍回到那个地方，假设再来一次，我要怎么做。
这种假设是没有穷尽的。往下去想，当时在火车上，如果我指责对方，这个座位我还坐不坐？怎么坐？后面车程还那么长时间，怎么办？如果去喊列车长，我又没有证据。去年看到新闻报道，有位姑娘跟我一样，在火车上被骚扰了，她取得证据的方式是忍着，等人家再摸过来，她偷偷用手机拍照。要用这么难受的方式证明自己是受害者，太难了。
我看到有人说，从小接受了很多爱、很幸福的人，长大以后会用艺术的方式，把幸福的感受表达出来、散播出去。我想，应该是相反的吧，幸福的人多半是沉默的，只有不幸福的人，心里有很多情绪无法抒发，才想要写东西。
对我来说，写小说的重要性也在于这里。它像肿瘤手术一样，能让我把一些东西从身体里摘除出去，就会轻松很多。
“被吃掉”的女性
这本书里，《地上的血》可能让我在写作过程中产生最多自我怀疑的一篇。（注：这个故事大概讲的是，女孩到了母亲再婚后的新家，突然来了例假，但母亲让继父去买了卫生巾。女孩觉得痛苦，因为她觉得月经是她和母亲之间的一种连接，这个举动让这种连接断掉了。）
写的时候我一直在纠结，这件事值不值得写？它好像确实是件琐碎小事，可这也确实是我清晰体会过的感受。我想写的是至亲的人如母女也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疏远、离散。
我说服自己，如果这件事曾让我痛苦，它也可能让很多人痛苦，那就值得写下来。我也要说服自己，女性的独特感受是重要的。
有一位男读者看完这篇说，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这个妈妈已经做得很好了，都是合理的，让继父买一下卫生巾又怎么了呢？有一部分读者认为这是「矫情」。其实小说写的就是一个无奈的时刻，所有人都没做错，这一刻也没有别的选择，可它真的会让这个女孩心如刀绞，会让她对妈妈产生愤怒，为什么你容许别人破坏了我们母女的秘密同盟。
这本书我给我妈妈看了，把书寄给她的时候，我有点怕。因为有一些回忆、一些难关已经过去了，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记忆，也是我妈妈的记忆。我现在写出来，也觉得对妈妈有点抱歉。但没办法，这就是我的职业。
最开始我妈妈说，她看了一点就哭了，不敢再看下去。过一段时间她又告诉我，还是看完了。
以前家里发生过一些事，她本以为我当时年纪小，感受不到里面的张力，但其实我是有感觉的。她说没想到那些你都记得。我说，没事儿，都过去了，现在不是挺好的嘛。
我妈妈是很符合父权社会审美的、温驯的妇人，一辈子任劳任怨，她的劳力和牺牲很丝滑地「被吃掉了」。当我偶尔抱怨我爸，她总说，你爸他人不坏。
我也在生活里看到过一些这样的夫妻：当丈夫的在生活没遭遇艰难的时候，他好像能表达出一些爱意，但一旦触及自己的利益，他就立刻跳开了，像割席一样，一定优先把自己的利益保护好。他似乎对妻子有爱，但又非常有限。
《拜年》里的曹啸东和他女儿，也有一部分来自我小时的经历。我爸希望我把生活中所有时刻，都变成学习的时刻、提高的时刻，觉得人绝对不能虚度光阴。
他希望我成为作家，期待我写出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样的作品，写时代变迁，改革开放。可惜我写的东西让他失望，没写什么宏大的东西。所以我的小说他是没有看的。
他会把报纸上他觉得重要的国际新闻，剪下来，等我回家了拿给我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你要关心这些东西。我想我的写作在他眼里，还不够格。
我也意识到，我好像把我爸内化成了另一个自己，时时刻刻用批评的眼光自我审视，给自己制订很多计划。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会监控工作进度，用小便条记录每一天的情况——比如我定的目标是一天三千字，今天达标了，就用绿色的纸条；如果今天写得不太好，只写了一千字，就用黄色的纸条；如果写得很糟糕，就用红色的纸条。这样一个月下来，能很直观地看到自己的成绩。如果没有按计划进行，我会觉得失败，恼怒，看不起自己，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做很多事情。
我也一直还没学会好好爱自己。很多年来，我看自己总是先看到缺点。别人批评我，我第一反应是人家说得对，我肯定有问题。这样一种持续的自我怀疑会消耗信心，我正在努力，想去推开那些目光。
一张单人沙发，微小的「无处安放」
我小时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做女人一定要贤惠。二十多岁我刚谈恋爱的时候，立志要做一个贤妻，我跟男朋友说，以后家务我全包了，让你过上国王一样的生活。现在男朋友成了丈夫，不过我不再把「贤妻」当成志向了。由此可见，对自己不断进行再教育，实在是很必要的。
发脾气也是要习得的。我以前不太会，后来才学会。当我学会发脾气之后，发现它真的有用，非常惊讶，在一段时期又有点滥用，就像小孩刚拿到武器，要学会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收，有一个练习运用的过程。
在亲密关系里，再教育也是有用的。我先生没有专门去留意性别观方面的修正，但我觉得他的性别观念比很多男性都优秀，他有个朴素的观念是，尊重人，不管对方什么性别。可能有个原因是他在内蒙长大，牧区的女性地位是蛮高的。
摘自张天翼豆瓣：
早餐时给小薛（注：张天翼丈夫）看了杨笠脱口秀。他全程笑得好大声。
看完，问他：你会觉得被冒犯吗？
他很轻松地说：当然不会。好多男的就是这样，她说得挺对啊。
临走他皱眉盯我两眼，意为「夫妻多年还拿这种题考我」。
有时候我也会害怕，害怕发一条新闻给他，会得到一个让我失望的答案。但还是要做，要讲，像《看不见的女性》这样的书，一些文章，一些报道女性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新闻，我会发给我先生，问问他有什么感想。他有做得好的地方，比如主动把《看不见的女性》的内容发到朋友圈里，我也会很真诚地夸他。
之前讲过，我一直想买单人沙发。因为单人沙发是一个最小的个人空间，虽然房子是自己的，但在这个房子里，还是希望有个只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去年才搬进自己的房子，之前好多年是租房住。我一直给自己一个借口，如果住自家的房子，就买一个单人沙发。现在终于搬进去了，还是没买，原因是没地方放。我家面积不宽裕，已经有一个双人沙发，没什么多余的空地了。而我的书占了很多公共空间，我本来就有点愧疚，不好意思再坚持要。
我先生试图找一条折中的路，他给阳台储物柜加上一个垫子，可以倚着靠枕，放平双腿，效果跟沙发差不多。我很感激他这个努力，也尝试把它当沙发来用，可惜后来觉得代餐毕竟是代餐，很难替代真正的沙发。
其实我已经把沙发加到购物车了（她展示了她购物车里的沙发，是一个黄色的小沙发）。如果我坚持要买，也不是不可以，但房子和生活是跟伴侣一起共享，那还是要尊重共同的决定。我幻想过一个场景：我挣到了一笔巨款，把钱往桌上砰地一放，说，看我给家里做了多大贡献！是不是可以享受一张单人沙发了？」
我想再找一个更小的沙发椅，能折叠的，把它当作2023年要完成的一个目标，也许下一笔稿费就买。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