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国，这是个颇有吸引力的王朝。通过戏曲小说，流传下来许多至今仍为里巷熟谙的故事与人物，诸如《玉堂春》中为爱情受尽苦难而终又结局欢喜的苏三，《牡丹亭》中爱得死去活来的杜丽娘，《西游记》中蔑视神权、大闹天宫的孙行者，《金瓶梅》中为权势、金钱、肉欲而丢了性命的破落户西门庆。无论是在繁华的大城市中的梨园，抑或乡村的小茶馆，人们对这些故事、人物，总还是那么津津乐道，兴味盎然。

《大明风华：明朝人的城市生活》 陈宝良著 岳麓书社

国门之外的世界没有忘记朱元璋创立的大明帝国。那些历尽艰险、乘大帆船来到大明的西方传教士，带回去了中国文化，他们记录的大明帝国的事情和风俗，确实让西方优雅的绅士们吃惊非小。华夏儿女没有忘却大明帝国。《海瑞罢官》让老百姓懂得了在黑脸包公之外，还有一个海青天；《李自成》让老百姓知道了在侠客名册上，不单单只有水泊梁山义士，还有像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草莽英雄。一部《金瓶梅》让人艳羡不已，有了洁本，不妨再去求全本，贪婪的劲头如食鸦片一般。文人雅士，世俗百姓，概不能例外。这似乎就是现代人对明代城市生活的感性认识。其实这反映的不过是明代城市世俗生活的侧影。若想了解帝国的城市风景，以及雅致的烟粉生活，不妨再去读一读《帝京景物略》和《板桥杂记》。两相比较，方成合璧。

大致从正德时期（1506—1521）开始，明代城市生活从结构的深层发生了巨变。至万历中期，由于西方耶稣会士东来，也即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新的思想迅速萌生，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直至步入晚明，势必给人一种风气突变的感觉，像杜丽娘那种不顾一切的爱情，在这样的时代才可能出现。这种风气突变的现象，简单地说，就是城市商业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所导致的拜金主义与纵欲主义，以及追求个性自由，也即城市生活的俗化现象。反映在城市风尚上，就是厌故喜新，出现了日新一日的流行时尚。这一旷古巨变，透过社会思潮以及各种生活风俗，在晚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正德至万历年间，明代城市处于鼎盛时期。当时物价甚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银子。权贵富豪乃至大贾，当然可以过着花天酒地的豪奢生活。即使那些小户人家，肩挑步担之流，每日赚得二三十文，也可过得一日了。到了晚上，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些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天乘凉，百般玩耍，活脱脱一幅升平安乐图。好景不长，到了天启年间，物价骤贵。

至崇祯年间，李自成已经起兵，烽烟四起，可绍兴城中的民众还在醉生梦死。张岱《张子诗秕》中有一首《寓山士女游春曲》，如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他们只当还在“太平盛世”中穷欢极乐。天不亮，游人就乘船从郊外赶到寓山（山阴祁氏名园），青年男女尤其兴高采烈。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油头粉面，至有脂水涨腻之感，轻薄少年穿梭于姑娘中间，趁机向她们挑逗，弄得她们腮红颊涩，头也不敢抬。一直玩到太阳偏西，船上传来催人回家的阵阵鼓声，游人还在码头上流连忘返。

当李自成的军队攻打北京城的炮声一响，北京人惊醒了，他们的升平梦破碎了，顿感颠沛流离的日子离他们不远了。北京陷落以后，消息传到江南，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随之而来的是清兵大举入关，八旗兵的铁蹄践踏在南北城市的大街小巷。甲申、乙酉之际的两朝鼎革，打破了士大夫富足、宁静的生活，使他们陷入困顿、动荡的境地。南京秦淮河与杭州的盛衰，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感伤题材。

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士大夫，大多怀有一种感伤情绪。当昔日繁华的秦淮河畔已化为瓦砾场的时候，有一人在破板桥边吹曲洞箫，矮屋中一老妪开门出来道：“这是张魁官的箫声！”旧日之事，依稀犹在；人已作古，声却依然。清初时，明朝遗民的感伤主义作品大量涌现。余怀《板桥杂记》的基调是怀恋过去的生活，以感伤的情绪写出秦淮河的兴衰史。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借对自己小妾董小宛的相思之情，表达了对过去风流雅致生活的留恋，其基调同样是感伤的。《如梦录》一书，记明代开封鼎盛之时的繁华景象，因李自成决河灌汴，使锦绣中原一旦付诸东流，汴梁无边光景徒为一场梦境，无非也表现了对过去繁华生活的依恋。

士大夫百般留恋的明代城市胜景、繁华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当然，它不同于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的“被发左衽”。随着大明帝国的建立，“胡风”旧习洗刷殆尽，汉唐衣冠文物制度得以恢复确立。它也不同于满族入关以后建立的清帝国的“剃发”“顶戴花翎”以及旗袍。明代的城市生活有其独特性，它既是汉唐以来民族传统的，却又新颖独特，对传统是一种叛逆，即明人所谓的“反道乱德”，从而与世界性的近代化历程桴鼓相应。

（原标题：明代城市生活：沿袭中的叛逆）

文/陈宝良（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