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福尔摩斯，浮现在大家脑海中的可能是一位头戴猎鹿帽、嘴叼烟斗、肩披斗篷的绅士侦探。他穿梭于伦敦雾气弥漫的大街小巷中，破获一起起神秘离奇的案件。福尔摩斯的名字成为侦探的代名词，闻名世界。

而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其实与中国早有渊源，1896年，这位风靡全球的神探就已经乘着西风东渐的大潮，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1916年，中华书局推出第一个中文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为福尔摩斯小说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大门。

最近，中华书局在线上举办了“首部中文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出版107周年暨插图珍藏版分享会”，邀请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插图珍藏版)》的译者李家真、民国侦探小说收藏家华斯比、侦探小说研究者刘臻以及中华书局编审徐卫东，分享了福尔摩斯系列在中国的译介和出版历程。

1916年，福尔摩斯小说首个中文版全集出版

1896年，单篇福尔摩斯小说被翻译成中文，连载于晚清维新派主办的《时务报》。接着又有更多侦探小说被引进，广为流行。为了适应当时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在最初的翻译中，译者把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改成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贴近中国本土“公案小说”的形式。后来，这种情况随着读者逐渐适应西方的文学表达方式而有所改变。虽然翻译上存在诸多问题，但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译介，确实起到了“开启民智，教化社会”的作用。

关于1916年福尔摩斯小说首个中文版全集，徐卫东介绍，在普遍认知中，中华书局专注于古籍出版，但1949年之前的中华书局其实是一家综合性的出版机构，书籍内容涵盖文史哲、军事、地理、医学、经济等领域。

在各大出版社纷纷刊发福尔摩斯短篇小说时，中华书局负责人意识到这部小说的价值，组织起十位优秀的翻译家，其中包括主编刘半农，还有被誉为“东方的柯南·道尔”的程小青，著名报人严独鹤，著名作家陈小蝶、周瘦鹤等人。他们用浅近的文言文翻译整理出十二册合集。这套全集大受欢迎，二十年间不断重印。据侦探小说研究者刘臻所知，当时中华书局版本的福尔摩斯全集传播到了日本，受到“推理小说之父”江户川乱步的好评。

民国时中华书局设有英文部，主要编译域外小说，首版福尔摩斯全集的很多译者都曾在此工作。比如新文化运动主将刘半农就曾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译员，翻译了很多通俗和侦探小说。他曾撰写柯南·道尔小传和全集的后记，对其评价很高，认为“读后能够开启读者的智慧”。他也创作过一些侦探小说，比如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假发》，以及从公案小说向侦探小说过渡的白话侦探小说系列，还有讲述福尔摩斯来华探案遭遇失败的滑稽小说《福尔摩斯大失败》等。

译者李家真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插图新注新译本”翻译

2012年，中华书局与福尔摩斯再续前缘，推出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插图新注新译本”。

这套书的译者李家真介绍自己翻译的工作时称，他查阅了诸多资料也核对了很多细节，比如他将第一章标题“血字的研究”改为“暗红习作”，既是基于对当时英国用词习惯和文学风格的考察；也回应了正文中福尔摩斯对于“艺术词藻”的一句调侃，有着充足的依据(详见《中华读书报》2015年7月1日16版李家真所撰《关于〈暗红习作〉的翻译》)；此外，他还根据英文底本中的拼音以及相关史料，将出现在小说《显赫的主顾》中的中国人“唐寅”的名字改成了“唐英”。在他的研究中，唐英是雍正乾隆年间的景德镇督陶官，他奉旨写作的陶瓷制作书籍《陶冶图》，早在1899年就被译介到英国，而英国的博物馆也收藏着带有唐英款识的瓷器，广为闻名。因此柯南·道尔的小说中引入此人，便不足为奇了。

另一个翻译难点，在于如何还原维多利亚时代的语言风格。李家真认为，福尔摩斯全集的写作历程长达四十年，所以在小说中不仅能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情，还能看到大英帝国在这段岁月中经历的社会变迁，比如伦敦人口的变化情况，电话、电灯等电讯设备如何普及，汽车等交通工具如何演进等现实历史。译者需要顺应这种变化，在用词方面也要符合时代特征，不能用太现代的词，以便更好地体现社会风貌。

对于翻译中涉及的本土化传播问题，李家真也作了说明。遇到英国传统中约定俗成的事物或者耳熟能详的典故时，李家真觉得需要向中国读者补充说明，以便清除阅读障碍。此外，一些外文注解的立场是针对西方读者而设立的，其价值取向和呈现效果并不能让中文读者满意，所以译本要采用中国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增加适合中国读者了解的内容。

2022年，中华书局在2012版的基础上推出“插图珍藏版”

在编译方面，译者李家真花费了一年的时间，调整了将近一半的句子，让文句更加流畅自然，有节奏感。同时修订诸多细节，如根据英文原意，将《暗红习作》中的“军人”(army)改为“陆军”，更能明确人物身份；根据英国中下层民众常常将“V”读成“W”的口头表达习惯，将“wiper”抹布改为“viper”蝰蛇，使之更符合语境。

新版本中，对于一些地名也进行了修改。比如过往一般将英国新闻业中心所在街道“fleet”翻译为“舰队街”，但李家真了解到，这条历史悠久的街道地名采用的是古英语，也就是“潮水”的意思，所以他将其改为“潮涨街”，令其更加符合原文语境。

李家真在此次修订中尽力做到细致全面，为读者扫清阅读障碍，增补近300条注释，总共约1500条。

活动中，嘉宾们分别讲述了自己阅读福尔摩斯故事过程中最难忘的体验。

华斯比对福尔摩斯系列创造的“日常之谜”这个推理小说类型深有感触，表面上平平无奇的日常事件之中，已经巧妙地隐藏了犯罪分子的轨迹。这种手法被后来的侦探小说乃至当下的国产悬疑剧广泛借鉴。李家真则对福尔摩斯小说风趣幽默的语言风格印象深刻，反复阅读仍趣味不减。另外，小说塑造了一个立体多面的福尔摩斯形象，在多种情境下展现其性格特征。比如被祝贺成功破案时的热泪盈眶，看到华生被打伤后的真切关心等细节，描绘出一个复杂而鲜活的福尔摩斯。

分享会最后，主持人与一位来自清华大学推理协会的福迷连线交流。这位“福迷”提出“中国是否可能出现福尔摩斯这样的世界级侦探IP”的问题，对此，华斯比认为来自《大唐狄公案》的“神探狄仁杰”，可以称得上是世界范围内知名的“东方福尔摩斯”。很多当代作家都写过狄仁杰探案的故事，网络大电影中各种狄仁杰形象层出不穷。中国如果想出现侦探形象的大IP，需要和本土文化深度结合，创造出有中国元素和本土特色的名侦探。比如小说《侦探福尔，字摩斯》虽然借鉴了福尔摩斯的形象，但却实现了在地化转换，与香港历史现实结合，呈现出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

李家真从现实条件变化的角度指出，创造神探IP需要从中古到近代的历史文化中寻找资源，因为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人本身的智慧变得稍显逊色，拥有智慧的人不再容易被“神化”。时下最新的侦探小说如迈克尔·康奈利的作品，都是表现一位有正义感和人情味的主人公，而不是一个“神探”。

来源/澎湃新闻

编辑/乔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