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破旧拥挤的模式口大街经过多年整改，不仅获得了“十大北京最美街巷”的美誉，也成为了市民喜爱的网红打卡地。而在这条历史悠久的文化街区上，积淀了多少沧桑岁月和故人故事，恐怕数也数不清。
与《骆驼祥子》有关的旧日磨石口
老舍先生在其名作《骆驼祥子》中写道：“在他（祥子）的知识里，他晓得京西一带，像八里庄黄村、北辛安、磨石口、五里屯、三家店，都有养骆驼的。磨石口是个好地方，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路。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这里是磨石口——老天爷，这必须是磨石口！——他往东北拐，过金顶山，礼王坟，就是八大处；从四平台往东奔杏子口，就到了南辛庄。为了有些遮隐，他顶好还顺着山走。”
老舍先生怎么会把磨石口写进他的《骆驼祥子》里去？我见到一则资料后，体会到了老舍与磨石口之间的缘分。
民国六年（1917）初秋，一个从西直门骑驴前往京西翠微山的大男孩途经石景山。他此行的目的，是与同学们汇合勘测野外训练的地形。待他行到永定河畔的时候，遇到了一支驼队，为首的年轻人给大男孩讲述了石景山一带的养驼故事：
石景山附近养骆驼的人家很多，有的一家四代都以养骆驼为生。衙门口村骆驼多时达千余只，北辛安村、古城村也有百十来只。骆驼能从周口店、门头沟往城里驮煤、驮山货，马车不能走的山路骆驼都能走。特别是城里的马路不宽敞，就靠骆驼把各种货物顺顺当当地运进城呢。
他们边走边聊，转眼来到一个村口。年轻人说这个村子名叫磨石口，他就住在这儿，请大男孩到家里坐坐，男孩急着跟同学汇合，便婉谢了。
到民国十年（1921），大男孩因为生病到八大处的大悲寺内疗养。他沿着弯曲的山路散步，常到磨石口，每次来，他都想着再会会那位年轻人。最终，那个牵骆驼的年轻人成为了“骆驼祥子”的原型。这个大男孩，便是青年时代的老舍先生。
法海寺旧影
从“磨石口”到“模式口”
一条“有故事有酒”的古老街巷
或许有人会问，模式口大街最初的名称“磨石口”因何而来？又为何更名为模式口呢？其实，此地历来盛产用以磨刀的优质石料，而且从宋朝起便进行开采加工了。当然，如今的村民早已不以此为生了。
除此之外，关于“磨石口”的由来，还曾另有一个说法。根据《光绪顺天府志》中的记载：“（蓟县）西四十里，山底村亦曰旁村、北辛安、已上村在永定河东，旧有宁台、元英、磨室宫后此。”磨室宫，乃是战国时期的燕国宫殿，遗迹已无法找到。根据当地一些文史学者的看法，磨室宫大体是在而今法海寺的位置。进而，这些学者认为磨石口之名就出自磨室宫。
由于磨石口处在永定河的河道一侧，所以来自大西山的煤炭、木石商队皆由此经过。以骆驼为脚力，养骆驼的人家才会有很多，磨石口也一跃成为京西的商贸往来重镇，与永定河畔的琉璃渠村、三家店村等古村齐名。
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磨石口，是怎么成为“磨石口”的？这还得聊聊与之相关的两家近代企业：一家是龙烟铁矿公司，另一家是京师华商电灯公司。
话说民国初年，有个来华工作的丹麦专家，在河北省宣化的龙关镇（而今属于赤城县）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当地民众皆以一种当地出产的红色赭石来染布。经过研究，这位专家认定，此种矿物质是品质极高的赤铁矿。到了民国七年（1918）一战结束时，由于全球的铁价暴涨，使得财政严重亏损的北洋政府觉察到商机。北洋当局的负责人徐世昌决定，以官商各半的方式兴办龙烟铁矿公司，由陆宗舆为督办。
有了铁矿资源，并不意味着钱能容易地赚到手。此时国内的大型冶炼工厂只有位于湖北省的汉阳铁厂，因距龙关镇太远、交通不便且不安全，当局开始寻找替代汉阳铁厂的新铁厂。找来找去，选定了位于京西的石景山，因为在石景山南侧有一大片可供建设厂房的用地，而建厂所需的水源，可以利用山前流淌的永定河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征得建厂的土地。然令投资方没有料到的是，征地出岔子了。首先，石景山上有座碧霞元君庙，民众担心建厂影响香火；其次，也是最关键的，石景山土地的拥有者——磨石口村的大地主薛厚田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他开出了条件：征地必须首先解决失地者的补偿和未来生计问题。征地方认为薛厚田的要价太高，薛厚田亦觉得对方没诚意。就在双方争执不下时，一个叫李堪的政客出现了。
李堪此时的身份，乃河北省议员、永定河水利会会长。经李堪调解，征地方同意以给予补偿金、招收铁厂职工等方式满足薛厚田的要求。
龙烟铁矿公司的纠纷尚未结束，薛厚田与京师华商电灯公司的冲突又起来了。
京师华商电灯公司最初开设于正阳门西侧的内城垣以南，大体是如今北京市供电局的位置。因其占地面积有限，所使用的护城河水流量不足，所以无法满足供电需要。经过一番考察，电灯公司决定在石景山附近建设新厂。出于向京城供电的需要，电灯公司打算在磨石口村铺设电线杆。
这件事，又引起薛厚田及磨石口村民不满。于是，李堪再次出面进行调解。双方达成的结果是：京师华商电灯公司为磨石口村通电，并提供补偿金以兴办小学。这一来，磨石口成为了北京地区最早通电的村庄。这也使它拥有了近代化小学、各类小型企业等。及至民国十二年（1923年）春天，在李堪的申请下，磨石口正式易名为“模式口”，其大致含义为“此乃各村之模式也”。
模式口大街东口
曾经流传过苏武与李陵的传说
模式口大街到处是庙。村东村西，山前山后，总共有28座庙。经过几十年的沧桑之变，留存下来的只有八座，分别为：三界伏魔大帝庙（即承恩寺东侧的关帝庙）、承恩寺、龙王庙（北京九中西侧、第二过街楼西）、永济寺（也叫涌泉寺，位于法海寺东侧）、法海寺、龙泉寺（法海寺西侧）、关帝庙（慈祥庵东侧）、慈祥庵（田义墓东侧）。
这里要说的，是一座消失已久的苏武庙。早年间与之相对的是一座体量不大的李陵碑。这两处人文风物皆位于旧时的模式口村东下坡处。而贯穿模式口村的驼铃古道（也就是而今改造过数轮的模式口大街）是西高东低、弯弯曲曲地拐过九道弯的。
苏武庙与李陵碑就位于古道的东侧低洼处。此地曾有一眼水井，井边有酒肆数家，旅客多在这里饮酒、用饭、休息。
要说起来，苏武庙只是面阔一间的石砌小庙，里面供奉着苏武塑像。苏武是西汉时期的政治家与外交家，李陵是与他同时代的将军。在民间故事《杨家将演义》中，兵败后被契丹大军围困于狼心窝的杨继业，最终是撞李陵碑殉国的。
然话说回来，苏武墓（庙）在陕西省武功县，而李陵碑则在山西省怀仁县，模式口村矗立一庙一碑，又为哪般？原来，曾经的模式口古道不仅是商贾往来的重要道路，同时也是将士征战的必经之地。据古代战争史学者的分析，无论是辽宋高梁河之战，还是明代正统帝征讨瓦剌等，都与这条古道有关。而这些战斗又大都是中原农耕与北方草原民族之间的博弈，于是，苏武、李陵这样的人物形象便出现在了模式口古道之上。
当代散文家邓拓曾在《燕山夜话》中提及古北口的杨令公祠。其实，杨继业从未在古北口一线驻守过，但古北口属于辽（金）宋之间交往的重要通道，修建一座庙宇同样是在体现民族气节，寄托民众对民族英雄的追慕之情。
四座过街楼
串联起“九曲十八弯”的驼铃古道
说它“十八弯”，确实有些夸张，但“九曲”可绝对真实。而今行走在模式口大街上，“九曲”已然不会为游客所感受到了，就连昔日的高大过街楼，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要说起来，在明清时期的一些京西古村落里，几乎都矗立着大大小小的过街楼。这些过街楼一般建造在行旅的必经之处，以保障过往人员的安全。现而今，京西地区还留存着军庄过街楼、琉璃渠村过街楼、圈门过街楼、燕家台过街楼、石厂村过街楼等二三十座。
当然，昔日众多拥有过街楼的村落中，最为显眼的还要属模式口的过街楼。这里的过街楼有何特殊之处呢？首先，在全长1.5公里的古道上，居然耸立着四座过街楼；其次，这四座过街楼的二层平台上，都筑起高高的围墙。在四面高墙上，还修筑了射击孔。每座过街楼的二层平台中间，都设计成中空形式。
而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四座过街楼与模式口古道（模式口大街）之间的关系。从古道东侧一路向西，会依次看到第一过街楼（目前无存，但留下标志牌）、第二过街楼（大街路南留有部分虎皮墙，就在龙王庙偏东一点）、第三过街楼（大街路北留有部分虎皮墙，中间墙洞中有小石狮子一只）、第四过街楼（大街路北路南皆留下虎皮墙）。其中，第一过街楼至第二过街楼的距离为500米；第二过街楼至第三过街楼的距离为100米；第三过街楼至第四过街楼的距离为500米。
按照当地民众的说法，这四座过街楼正好是模式口村三组建筑群的地界标志。这三组建筑群分别为：承恩寺（第一至第二过街楼间）、法海寺（第二至第三过街楼间）、田义墓（第三至第四过街楼间）。说到这儿，您会不会心生疑惑，法海寺不是在村北的福寿岭南麓么？怎么跑到模式口大街上“凑热闹”来了？其实，法海寺曾经的远山门，就矗立在第二、第三过街楼之间路北的位置。
这四座过街楼最为雄伟壮观的是第一过街楼，而体量远不及它的第四过街楼却把控着全村的制高点，原因在于模式口古道西高东低的地势。
如今，过街楼的建筑早已无存，然位于慈祥庵东侧的关帝庙内，一幅以著名画家何大齐的《模式口风情图》作为底本的动态画卷，还是能为您展示四座过街楼的往日风采。
模式口与三位明代伯爵家族的故事
在走访法海寺的途中，不期而遇的是永定河引水渠工程。这个完成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工程，曾经深刻地影响着模式口村。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得以发现第四纪冰川擦痕，正是在配合这项工程所进行的地质勘查过程中。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能够见到法海寺壁画，并当着管理员吴效鲁的面高度评价这一国宝，也是引水渠工程开挖涵洞出现事故以后。
当然，这里要讲到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就在开凿永定河引水渠工程的1956年，工程人员于法海寺西南方向出土了一方墓志铭。建设工地发现个把文物，按说不是啥稀罕事儿，但这方墓志铭的出土，却揭开了模式口地区一个尘封已久的秘密——这里，曾经是宣城伯家族的安葬之地。
宣城伯是谁？说起来，明代的宣城伯共有七代人。其中的第一代是宣城伯卫颖。但在模式口地区埋葬的最初一代，则是卫颖的父亲卫青。对了，您没听错，他与西汉大将军卫青同名同姓，但不是一个人。
葬在模式口的这个卫青，曾经当过元代的军官。待明初之时，归降于燕王朱棣。多年之后，朱棣即位，成为明永乐帝。彼时的山东沿海地区经常遭受倭寇侵犯，朱棣想起具有丰富临战经验的卫青，便派他赴山东前线防备倭寇。在卫青的经略之下，不仅抵御了入侵的倭寇，还击溃了唐赛儿领导的青州起义军。朱棣十分欣慰，擢升卫青为山东都指挥使。待卫青去世后，被安葬在模式口。
将门出虎子。卫青去世后，他的儿子卫颖于明正统年间担任济南卫指挥使，几年后被调入京师，继续担任军事守卫工作。到了天顺元年（1457），一个突发事件不仅改变了卫颖循规蹈矩的人生，也改变了他家族的未来命运，这便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夺门之变”。
卫颖在夺门之变中扮演的角色，是带着一哨人马闯入关闭已久的南宫。南宫之内软禁着太上皇朱祁镇，也就是正统帝。据说，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卫颖带人奋力叩打南宫大门，然无人应答。卫颖无奈，下令用大木强行撞门。随即，宫门及部分宫墙被撞塌，兵士们一拥而入。有意思的是，处于南宫深处的朱祁镇竟然没有听到外面的闯宫之声，他正在秉烛读书。
此事过后，朱祁镇复辟为帝，年号天顺。所以在明代历史上，“正统帝”与“天顺帝”实乃同一人。由于夺门之变的功劳，卫颖被封为宣城伯。之所以冠“宣城”之名，只因其曾镇守宣府。待弘治十一年（1498）卫颖去世，皇帝追赐其宣城侯，并赐葬在卫青墓旁。
在永定河引水渠工程中出土的宣城伯家族墓志铭，来自第四代宣城伯卫守正。那时候的宣城伯家族居住在而今西城区的背阴胡同与灵境胡同西段之间。宣城伯家族一直延续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算是与大明王朝共存亡了。
就在发现宣城伯墓志铭的同一年，承恩寺以北的永定河引水渠工程工地上又发掘出土了另一方墓志铭。这方墓志铭的主人是明代清平伯的夫人吴氏。至此，模式口地区的两个明代伯爵家族墓地前后脚地“重现江湖”，为考古学家、历史学者们关注。
第一代清平伯名叫吴成，父亲吴通伯是元代辽阳行省的右丞。及至元亡明兴之际，吴通伯、吴成父子前来投靠。到了“靖难之役”，吴成又把宝押在了燕王朱棣身上。随后，由于跟随朱棣作战有功，吴成得以不断升迁。至宣德初年，吴成被封为清平伯。到宣德三年（1428），吴成又被擢升为清平侯。宣德八年（1433）吴成去世，被追赐渠国公。
吴成先后得到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代君主的垂青，绝不是没有缘由的。除了作战英勇、军事才能不凡外，吴成父子对于明王朝的忠心乃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吴成去世时，他的儿子吴忠早已战死疆场，为国捐躯了。有明一代，总共出现了八位清平伯。至崇祯十七年（1644），京师陷于李自成之手，清平伯家族的辉煌才告终结。
除了具有“本地户口”的宣城伯、清平伯家族之外，模式口还拥有一个“外来户”广宁伯家族的部分文物。这些文物基本出自于距离模式口不远处的广宁村。由于明朝的数代广宁伯皆葬于此，所以逐渐形成了一个村落。
第一代广宁伯名叫刘荣。别看他在中国历史上名声不显，却是永乐年间的一位抗倭名将。担任辽东总兵官的他曾在一次战役中斩杀倭寇千余人，俘虏数百人。这大概是明初以来对倭寇围剿的首次大捷。此战之后，数十年内倭寇也不敢大规模入侵劫掠辽宁沿海，从而使渤海湾北部区域肃清一时。当地百姓甚至给刘荣建祠、祭拜。有历史学者指出，刘荣应被称作明朝第一位抗倭名将，比戚继光等人要早一百多年。
收到来自辽东的捷报后，朱棣大喜，把刘荣召回京师慰劳，封其为广宁伯，子孙世袭，食禄一千二百石。刘荣之所以被封为广宁伯，因其镇守的明代军事要塞是广宁，此地至清朝为广宁府，民国时期改称北镇，一直延续至今。
永乐十八年四月，刘荣病逝于辽东任上，朝廷追封为广宁侯，谥忠武。刘荣被埋葬的地方就是如今的广宁村。广宁村原先的名字叫做广宁坟，至1980年更名为广宁村。刘荣家族七代12个伯爵的墓地皆在广宁村。
据说，广宁伯家族墓地规模不小，除碑亭、享殿、宝顶之外，尚有崖刻精美的一对石马，传闻是刘荣的坐骑。在民国时期，广宁伯家族墓尚属完整，后因军阀混战，地面建筑逐渐荡然。而今的墓群遗存只剩一匹汉白玉石马，以及出土的数方墓志铭，被移至田义墓东侧的慈祥庵内保存。
文并供图/申哥
编辑/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