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年-1974年），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浙江大学前校长。一生成就卓越，著作等身，历史气候变迁是他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领域，蜚声国际科学界。

竺可桢重视物候的观察记录，自1921年留学回国的第二天直到1974年逝世的前一天，他每天观察并记录物候和天气，这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有很大的价值。

自然条件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地形和气候。地形会影响历史发展，气候同样也会。

古希腊历史学家波西多尼曾提出了气候对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理论。这种“人种的地理”的概念为现代人类学所继承。许多人类学者认为，气候对于每个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性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气候变暖是这几十年的一个热点问题，不过放在历史的维度上，至少在目前气候变暖的程度，远没有那些人描述得那么夸张。

在中国历史研究历程中，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是学术成就最高的论文之一。他创造性地利用了很多种不同的证据进行研究。远古时期利用考古资料；有文字记录以后，就搜找人们在诗经、还有其他文章中对物候现象的零碎记录；明朝以后，全国各地开始广泛编写县志，记录当地的气候特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料。

经过研究，竺可桢和他身后的其他学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果——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三个气候温暖期和三次大规模的变冷。

第一次温暖期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黄河流域的年均气温比现在高3摄氏度。大家可能觉得3摄氏度没多少，但对环境造成的改变是巨大的。那个时候，黄河流域的气候和现在的长江流域类似，植被大部分是常绿的。

第一次大规模变冷是在西周，有长江结冰的记载。天气一冷，北方的游牧民族就要南下，和当时在中原的周朝发生冲突。当时的很多青铜器上都出现了“中国”两个字，这也是因为有所谓蛮族侵入，激发了中原环境的共同体意识。我想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初步形成，和这一冷一暖有很大关系。

第二次温暖期比较长，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那也是公认的中国文明的一个鼎盛时期。

紧接着是第二次寒冷期，就是魏晋南北朝。当时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至4摄氏度。中学历史课本上提到当时北方人民大量南迁的很多原因，但没提气候。我觉得气候变迁才是五胡乱华和南北朝局面形成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移和这次冷暖交替有很大关系。

第三次温暖期就是唐朝和北宋时期。这又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黄金时期。当时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有茂密的森林，有富饶的物产；现在的黄土高原是当时的经济中心。李世民北伐连连成功，和温暖气候奠定的经济基础不无关系。

第三次寒冷期发生在宋元之间。

明清以后，气温当然也有波动，整体上明朝比清朝温暖，但没有前面几次那么显著。

通过上面这些分析，我们以前思考的许多历史问题似乎都得到了解决。比如小说《狼图腾》里的那一套游牧民族给农耕民族输血的理论就不攻自破了。真正影响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界线的，其实是气候。

回到古人讲的天数理论，我认为天数是存在的。气候变化就是天数的表现之一，但不是全部表现。天数不是不可捉摸的，它有迹可循，只是需要我们用科学的眼光去观察它。敬畏天数绝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唯物主义。

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告诉我们，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当我们看到一方面的影响时，千万不要匆忙下结论，说这就是本质。我觉得，所有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都不能说成是由什么决定的，而应该描述成是受什么影响的。200年前，在物候学取得发展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认识到气候变迁会对历史发展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甚至造成政权更迭。历史发展中，总有预想不到的因素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说“开卷有益”，多看看书，多接触接触不同的视角。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更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

文/小土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