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女作《冷雨》出版后，青年作家郭沛文陆续推出了《鹌鹑》与《刹那》，加上一本待出版的《远逝》，共同组成了“长沙三部曲”，用文学的方式关涉城乡迁徙、热点话题，聚焦“边缘市井青年”，探索人与人、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以此记录一个“不那么远但是又有一点距离的时代”。

正式成为职业作家之前，他曾是一名记者，出没街头巷弄采访各类人物，这一工作让他走进了长沙的太平街新胜村，这个“强烈的对比感”的地方，酝酿了故事。而记者的身份也如他所说：“给予一种更广阔的俯瞰，去和不同角色共情。”

在采访中，郭沛文本人并不在意各种分类或标签，在他看来，“推理作家”或许只是便于检索的方式。他不掩饰自己对于写作的欲望，比如拟定一个长期的写作目标“湘A计划”。而他也不刻意寻找读者，甚至对他而言，有没有读者并不重要，但能秉持这样的态度，却是基于一种尊重与信任，“因小小田野里这种惊现的美而欣喜”。他认为写作哪怕是简单的描述也可以表达深刻的内容，他更在意的是“在写作之外，面对生活的方式和态度，比如敏感、坦然和勇敢。”

郭沛文/著

中信出版集团

01

“对于小说的理解，会随着读者心中的风景一同变化”

记者：读完《刹那》，“凶手是谁”其实并不重要，小说也很早就揭晓了这一答案。后半部分你其实更多地是在呈现对“我们为什么就变成了坏人呢？”的思考，答案应该也不仅仅是所谓“原生家庭”造成的。

郭沛文：首先，我不否认你对这部小说核心议题的理解，也不否认一些读者所反馈的将悲剧归因于“原生家庭”的理解。站在不同视野上，它们或许都各有各的道理。我相信一个人在某时某刻对小说的看法，通常会带有自我生活的映射。不同人的生活参差复杂，哪怕同一个人，生活也在跟随时间不停变动。

抛开“原生家庭”这个近几年火爆的概念，家庭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从来都是显而易见的。我曾经也喜欢思考家庭关系。刚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除了各自家庭语言和经济条件的差别，我观察到一个细微而特别的现象——同样是计划生育下的一代，身边家里有兄弟姐妹的大学同学，似乎远多于我老家的同龄人。当时也没深入想，很朦胧地觉得这种差异的根源，也许在于每个家庭的取舍，最多再涉及到不同地域的人群性格。

直到2016年，我看到澎湃新闻一篇报道，继而查阅了相关资料，才了解到我们县曾在1980年代，推出并试点了一项名为“一票否决”的政策。这项政策使得我们县可能是独生政策抓得最严的地方。那些现在网络上调侃流传的墙体标语，在我们那里曾经真实地出现过。

你看，因为在不同时间，掌握的信息不同，同样是我这个人，对同一件事的理解也会随之发生转变。所以小说阅读也是一样，答案或许是永不固定的。身为作者，就更没有资格去直接定义某部小说的确切主旨了，我认为它会随着读者心中的风景一同变化。

记者：小说开场是热热闹闹的音乐节，结局是打书匠的讲书，似乎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呢。这样的开场和结尾是什么用意？起初就想好的吗？

郭沛文：开始的“音乐节”和结尾的“打书匠”作为两个关键场景，确实是写作早期就规划好了。不过这种对比与呼应的关系并不在我的规划之内，它应该算你作为读者，自己体会出来的独特感受。我觉得这个关系挖掘得非常好，有说服力且很能感染人。甚至让我在脑袋里，把热闹与清冷的那两个夜晚重新拿出来，体会了好几遍这层奇妙的呼应关系。

作为读者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去思考他人作品里的这些链接与对应，并且为之感动。我不确定也不在乎，它们到底是不是作者的主观意图。

作为作者的时候，我很珍视这些碰撞。在如今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小说创作从物质收益上来说或许已不再那么可观，而这些都是很可贵的精神收获。它们意味着仍然有人愿意在你整理好的一小块土地里，播撒各自生活经验的种子，长出不同观点和感触的作物。对于土地的开垦者来说，总是会因小小田野里这种惊现的美而欣喜。

记者：作为主人公，崔远（也是周启森）喜欢音乐，音乐也是这本书的关键元素，为什么是音乐？崔远/周启森以各自的名字活着的时候，分别代表怎样的人生？作为作者，会心疼他吗？

郭沛文：首先，在打算写作“星城萤光”三部曲的时候，为了避免太没有边界（我的思维总是过于散漫），我给《鹌鹑》《刹那》和《远逝》这三部小说规定了一些古怪而规整的格式。比如分别要写青年、中年和老年；比如发生地分别要是太平街、橘子洲和岳麓山这几个长沙著名景点。其中还有一条是，分别要在其中讨论诗歌、音乐和小说。

可以把这个起源理解成一种“自我命题作文游戏”的恶趣味。但是在展开的过程中，当我着手去了解一些音乐知识和概念，接触一些相关的乐队朋友之后，那些相关细节的根须就与故事中的人和物纠缠起来，成了彼此依靠的关系。我其实对音乐一窍不通，连简谱都唱不会，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去理解或阐述它的精神。

在我的理解中，音乐，尤其是摇滚乐，在很多时候是和“自由”与“反抗”存在较强关联的。从周启森到崔远，他的成长和歧路似乎也总是与音乐相关。我没办法以作者身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说两个阶段的他代表了怎样的人生，更没办法去心疼一个自己创建出来的人物。在我的作者观里面，人物也好，故事也好，本质上都是用来表达议题的信息而已，都是我的理性编排，我对他们几乎没有感性的共情。

这么说好像显得太冷血，也容易冒犯到喜欢这些角色的读者。我想补充的是，假如换一个视角，譬如我真的认识崔远这样一个人，或者我是从别人的作品中读到他，那我显然还是会心疼的。并且我更会心疼这个人所处的环境，以及像他一样经历了，或者还在经历着那些环境的人们。

记者：崔远给汤霞送随身听，给了若娟写一首歌的承诺，而他的很多行为最终又被归结于“为了冰心”，但显然，前两位我们可以理解为爱情，而黎冰心是不同的，他和三个女性之间，是怎样的联结？

郭沛文：我记得他给若娟的那个承诺最后好像实际上是没有兑现的，至于为什么没有兑现，我其实也很好奇读者的看法。爱情在我看来是个非常感性的概念，它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也许没有那么清晰，是模糊和暧昧的。

崔远在故事中遇到的女性也好，男性也罢，情感上可能都是很复杂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个非常纠结的人。我个人会觉得，崔远和小说中几位比较突出的女性之间的关系，也许没有这几位女性本身的命运来得重要。她们都是独立的个体，有着各自的身世与抉择。崔远只是一个过客，带来什么，接受与否，实际上是以她们的自我意志为主。那她们的自我意志由什么构成呢？我想小说里是可以看出来一些线索的。

02

“城市是人的合集，而人是有流动性的，就像湖泊和鱼”

记者：你的小说中带有明显的青年文化印记，组乐队、参加音乐节、游戏……但它们融入小说的方式又不太一样，写的也是如你所说的“边缘市井青年”。

郭沛文：这三部小说，我会有意识地去在偏向现实的环境中，描写一些有着浪漫色彩的人。他们在当下很多人眼中是不务正业的、做白日梦的、或者幼稚可笑的。我并不是要去做一个评判，这样的人好不好？对不对？该不该？我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一来，这些常常被效率社会视作边角余料的人和文化，有被记录的必有；二来，效率社会骄傲的资本和存在的意义主要来自于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高速上升，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足够漫长的周期，长到以为这种增长会是无限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也许在某种停滞甚至衰退出现后，人们会需要一些不那么实用和高效的事物，来支撑失落时代“人存在的意义”，一些小说中留下来的记录，就可以作为线索和参考。

记者：我了解了一下你的写作计划，你称之为“湘A计划”，目前出了《鹌鹑》《刹那》，还有一本《远逝》待出。我好奇地是这三本作品中，“长沙”是否不同？你写的似乎也不是当下的长沙，应该是它成为网红城市之前？以你的生活体验来看，“网红城市”对一座城的影响有哪些？

郭沛文：“湘A计划”是一个湖南为背景的现实主义写作长期计划。以长沙为主舞台的“星城萤光”三部小说，虽然共享世界观和几个关键人物，但除此以外就很少有相似点了，它们在叙述和主旨上是各不相同的。哪怕时间上都是比较接近的2013到2015之间三年（这个时间段可能正好在长沙成为所谓的网红城市之前几年），但它们分别是以青年、中年以及老年人的主视角来凝视的，所以呈现出来的景别之间差异不小。

从我个人的生活来看，“网红城市”基本上就是旅游经济的同义词。更多的连锁餐厅，更多的奶茶和小吃品牌，以及更多新的人造景观。连我家附近前几年新修的一个入驻率堪忧的商业街都可以被作为国家3A级景区来经营，这是我无法预料到的城市变化。最近因为疫情，长沙的旅游经济也有些冷却下来，这条3A景区商业街已经开始转型租摊位做小吃夜市了。

当然，浮夸、热闹、便捷、舒适或者其他，这些“网红元素”都是捆绑在一起的，我很难总结说它到底算好还是坏，它会有怎样的未来。除去写作需要的观察者身份，我也只是一个偶尔买杯茶颜悦色，去江边或街头散步的闲散人员。

记者：这里得提一下，近年来，悬疑向电影、电视作品偏爱的另一座网红城市重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会产生这种偏爱？

郭沛文：我还没去过重庆，我猜是更野性的缘故。山城多雾，应该也还保留着不少有味道的老房子和街道，本身就是非常好用的舞台。不是说在一个更东部沿海，更商业现代的城市拍不出来，但是要面临的各方面问题应该会更多。

记者：回到小说，为什么是长沙的太平街新胜村呢？

郭沛文：大概是2014年，我就职的杂志社举办了一个叫以艺文长沙的活动，里面有一个市集，在太平街一条叫新胜村的U型小巷里面，让我去采访。那个地方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同太平街主干道热闹但重复无聊的景点氛围不太一样，里面有很多特别有创意，但是一听就不怎么能挣到钱的小店。比如一家卖非洲鼓的，然后还兼卖自酿的米酒；还有一家卖植物微景观的，用苔藓和蕨类布置成一片小森林，里面放些龙猫之类的塑料玩偶；还有一家小店搞了很多洗脚的床位，就和长沙到处都有的修脚房很像，但是她不修脚，而是搞来了很多小鱼，来咬你脚上的死皮之类的，取了个名字叫“亲亲鱼”。

后来隔了两年我在街上闲逛，又去这个地方，发现之前的那些店子都不在了，又换成一批别的这种“创意小店”。

当然，现在可能已经看不到这种太平街景点主街和小巷之间强烈的对比感了，新胜村里面的店好像基本上已经变成了酒吧和外卖加盟，更现实，可能也更好生存下去。

记者：你会如何形容人与城市的关系？

郭沛文：我认为城市是人的合集，而人是有流动性的，就像湖泊和鱼。不只是城市，人总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迁徙。在《刹那》中，我写到崔远这样一个罪人的迁徙，其实还写到了另一些人的迁徙渴望。城市在空间上是相对固定的，但是经由不同的人群的来来去去，便在时间上产生了变化。我自己是一个没有那么渴望迁徙的人，但是哪怕停留不动，其实也能去通过观察这种时间上的变化，展开联想和思考，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03

“不在乎有没有读者，反而代表着一种尊重与信任”

记者：如果说从《鹌鹑》开始，你有了明确的书写计划，那第一本长篇《冷雨》在你的写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郭沛文：《冷雨》是我对长篇写作的尝试和开始，它对我而言是人生的重要一步。我用它非常隐蔽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从许多反馈来看，至今没能获得令人信服的解答。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许仍然有意义。另外，它提供了一笔收入，让我可以有底气去挑战接下来更为困难的《鹌鹑》《刹那》《远逝》三部曲。

处女作与“长沙三部曲”第一部

记者：你的小说被认为是文学性较强的一类推理作品，你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我的感觉是，“推理小说作家”可能对你而言，也许只是一个便于介绍的身份。在你看来，文学性强是否会影响推理小说读者所要追求的阅读爽感呢？你自己曾说在思考其中的平衡点，毕竟类型小说是需要读者的。

郭沛文：如果我说过在思考其中的平衡点，那么现在撤回这个说法。我其实很早就已经不去思考这个问题了，分类作为一种索引方法，它确实对读者有方便选择的指导意义，但是它对创作来说，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我现在只围绕自己认为有价值的议题，用自己认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去写东西，一点也不在乎有没有读者。

我想解释一下，这种姿态对读者来说不是傲慢而是尊重。因为它代表着一种信任，相信读者不是被迎合着喂糖水就会满足的本能动物，而是有着品味酸甜苦辣各种滋味的能力，并且主动积极思考其中意义的人。不论他对于小说本身是赞许还是批评，只要愿意参与到思考中来，哪怕只是做出尝试，那么相互尊重也就达成了。

记者：其实，推理小说特别是社会派推理作品与社会热点联结是比较强的，这虽然可以成为不错的宣传点，但是，在到底如何结合的问题上，仍需要想象力的加持，也需要时间的沉淀，你怎么看这一问题。

郭沛文：我实际上已经算不上一个合格的读者了，这几年因为持续的长篇写作和修订造成的阅读疲惫，已经很久没看别人写的东西了。不过我觉得一个现象还挺有意思的，我的作品被归类到的“社会派推理小说”这个类别，总是有人在讨论哪些作者的哪些作品表达了“人性的悲凉”或者“家庭的扭曲”。那为什么不干脆叫“人性派”“家庭派”呢？很显然，社会派的主要议题肯定是围绕“社会”这个大环境的，如果一个作者对社会本身没有观察和思考，就很难写好这样的小说。读者看不看得出来是一回事，你有没有是另一回事。

有时候个人要去面对社会议题，是很难，也很痛苦的。因为很多事物在当下的环境中本身无解，你要先承担心理压力。实际上，写作作为一种创作形式，它的门槛是很低的，哪怕是用最平铺直叙的文字，也可以表达出很多复杂和深刻的东西。

更关键的东西在写作之外，是面对生活的方式和态度，比如敏感、坦然和勇敢。

记者：得老套地问一个你或许已经回答过很多次的问题，记者身份对你写作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郭沛文：哈哈，那我就复制一段在别处用过的回答好了。当年我就职的《晨报周刊》其实是一本面向年轻人的比较杂的文化刊物，从新闻到生活到文艺旅行什么板块都有。而我又是一个任务比较杂的记者，城市报道、商业、人物专访、书评等等很多版面都写过，甚至写过广告软文。这些类型完全不同的写作，得以让人从各种立场和视角来练习观察聆听、梳理查证和描述表达的本事。这些东西会在写作虚构小说的时候，给予到你一种更广阔的俯瞰，去和不同角色共情。记者：对于当下IP改编的流行，不同作家对改编作品态度不同，你的小说也卖出了版权，你怎么看这件事？

郭沛文：我是属于“和我无关”的那一派。导演和剧组基于小说创作的影视作品，显然更多是属于他们的。小说是低门槛、低风险、高自由度的个体创作，而影视如今是高门槛、高风险、相对没那么自由的团体创作，这两者本身存在巨大差异。不过，现在有很多人的写作就是奔着影视化去的，把自己当作产业的上游供应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然我不是要谴责或者反对，我没有卫道士情结，这些都是个人选择和取舍，无可厚非。

彩蛋

记者：你平时有什么写作习惯吗？

郭沛文：没有特别的习惯，怎么高效怎么来。我会用Scrivener这样易于整理文稿的专业写作软件，做好文档的iCloud与Time Machine双重及时备份；用护眼的显示器和屏幕灯；用人体工程学座椅和电动可升降书桌来注意坐姿站姿，保护腰椎与颈椎；最近在学习双拼，来提高打字速度。对我来说创作就是工作，习惯上健康和效率最为重要，可以护着你走得更远。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