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展出的玉琮，左侧那件出土于晋侯墓，右侧的出土于瑶山遗址  童笑雨 摄

一件良渚时期的玉琮，跨越长江与黄河，出现在2000年后的西周墓中，你能想象吗？

12月6日，“郁郁乎文哉”西周晋国玉器精品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开幕，现场展出170余件(组)文物，包含玉器、青铜器和金器，且大多来自西周的晋侯墓地。

这件“穿越”的玉琮，就在展出之列。只见展柜中并排放着两件形制极其相似的玉琮：一件出土于良渚瑶山遗址，因5000多年来都深埋地下，质地受沁，通体呈鸡骨白色，棱角分明；另一件出土于晋侯墓地，呈黄褐色，器体稍显圆润。

徐天进手绘玉琮纹样  徐天进供图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说，两者埋藏时代虽相隔2000多年，出土地点也不同，但经科学鉴定，它们都产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就像是失散了几千年的兄弟，现在终于相遇了。”

这件玉琮为何“背井离乡”？“失散”的2000多年，它经历了什么？为何出现在西周墓中？马东峰坦言，因为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这个问题，无法给出确切答案。

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认为，这件玉琮肯定不是从良渚直接“流浪”到西周的，应该是经历了夏商两个王朝之后的传世玉器。

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良渚和西周之间隔着夏商两个王朝，玉琮可能在这几千年中，经了若干代人之手。作为良渚文化的标志性器物，玉琮具有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良渚玉琮还曾在中国西南的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玉琮这一形制也在齐家文化、山西陶寺文化中出现，可见良渚文化影响范围之广。

这件玉琮在夏商这两个朝代经历了什么不得而知，徐天进推测，晋侯墓地出土的玉琮有可能来自周王的赏赐。

文献记载，周武王伐商时，曾俘获“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如此数量庞大的前朝旧玉，通过“分宝玉于伯叔之国”的形式，赏赐给了宗族功臣。晋侯墓地是晋国早期国君埋葬地，墓主人或其祖先，应在受赏赐之列。

晋侯墓地出土的五璜玉组佩   童笑雨 摄

其实，不止这件玉琮，展厅里还有多件来自距今4000多年的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的文物，它们都出土于晋侯墓中。这说明，玉琮的传世，不是个例。

从文物改制角度来看，这件玉琮有着后加工的痕迹。徐天进给记者展示了两件玉琮的纹样绘图，一些在文物上难以看清的细节，此刻变得清晰了起来。

如瑶山遗址出土的“原装”玉琮，神人兽面纹的刻画线条略显涩、钝，欠流畅，这和当时的加工技术相关。晋侯墓地出土玉琮的纹样则明显线条圆润、流畅。

最大的变化在于，工匠将良渚玉琮上神人兽面纹的一些螺旋纹样磨去，改成了商代青铜器上的常见纹饰——云雷纹。

马东峰表示，玉琮上纹样的改变，虽然表明良渚先民和商周时期人信仰的不是同一个神，但他们对玉的认识，对玉文化崇拜的源头，是可以追溯到良渚时期的。

现场展出的玉璧   童笑雨 摄

一件玉琮的出现，或许是巧合，但展览现场，更多出自晋侯墓、带有良渚特色的玉器，如玉璧、玉钺、玉璜等的展出，则证明了这个结论，这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体现。

如玉琮、玉钺、玉璧，在后来商周的玉礼器中也经常见到，而它们最早成体系地出现就是在良渚文化时期。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形制和功能上，西周和良渚的玉璧相差无几。《周礼》曰“苍璧礼天，黄琮礼地”，说的就是玉璧和玉琮的祭祀功能。良渚时期，玉琮的地位比玉璧高，更多时候出现在高等级墓葬中，是良渚先民用来通天的。

展柜内有一件铜琮形器，是完全仿照齐家式玉琮样式铸造的，徐天进说“这可能是最早的文创。”其功能和玉琮最初的祭祀功能当然已经完全不同了。

宋代的龙泉窑也烧制过玉琮样式的青瓷，被当作容器。

但无论用途怎么改变，可以看到的是良渚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良渚的玉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如良渚时期王的权杖——玉钺也成为西周时期权力的象征，最后因为材料的改进，升级为铜钺；代表良渚贵族女性身份的玉璜也出现在晋侯墓地中，在西周那时，璜是代表礼制的六器之一。

或许，这也是徐天进将展览取名为“郁郁乎文哉”的原因。这取自孔子的一句名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代借鉴于夏、商二代的不仅是政治、礼仪制度，还有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成就。中华文明也因源远而流长，在继承中不断发展而始终拥有活力。

文/中新网记者 童笑雨

编辑/崔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