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初出版于三十多年前，并得到了普通读者、研究者和学生的积极评价。这本书的目的是要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一种特定街头犯罪形式”的“行凶抢劫”（mugging）（页1）。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行凶抢劫”这一容易引起社会情绪反应的标签是如何以及为何在20世纪70年代变得如此影响广泛的；对这一标签的定义是如何建构并被放大的；为何当时的英国社会——警方、司法机构、媒体、政治阶级、道德卫士以及国家——会对此做出极端反应；结合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说明了什么。

这篇新序言的对象是本书的新读者，也可以是那些已经读过本书，但希望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以不同的视角再次审视本书的老读者。在这篇序言中，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对当代读者来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背景才能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本书，并尽可能从中获益”？为此，我们将简要回顾本书构思成型的过程，其中所涉及的知识和理论传统，以及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

本书实际上是对伯明翰地区一位男子遭到几个不同种族背景的少年抢劫和殴打这一特定事件的反应。为了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这些少年最终都被判了十分漫长的刑罚（其中一人被判20年徒刑）。但是，我们关注并分析这些事件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此前已经存在的某种理论立场。本书的写作过程耗费了长达六年的时间，集体研究艰辛而漫长的过程就像一个思想“实验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彼此激发了许多想法、理论和观点，正是这些集体智慧的结晶使得整部著作充满活力。要是没有这种集体合作的过程，我们就不可能在本书结尾部分提出如此具有说服力的结论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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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管控危机》受到了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的一些影响，但总体上说，这本书的研究目标与“犯罪”甚至“社会”是无关的，其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社会形态”（the social formation）。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定义为一个实践、制度、社会力量关系和矛盾冲突的集合体。本书考察了“行凶抢劫”现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和话语层面，同时也关注这一现象的法律、社会、经济和政治维度，并认为就其所带来的影响而言，这两个方面都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和多元决定的（overdetermining），其中没有一个方面可以被看作是由另一方面所决定因而处于次要的从属性地位。

虽然本书在批判犯罪学领域引发了许多讨论，但本书的作者没有任何一人是犯罪学专家。但我们坚信，犯罪和越轨行为不仅完全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它们也意味着对社会规范假设和社会稳定秩序的一种挑战，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一种征候。我们的目标是要还原这种犯罪问题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存在条件”（conditions of existence）。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