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很多文人形象。我们先通过《儒林外史》，来看受制于科举制度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交际和交往。

《儒林外史》是我们都熟悉的讽刺小说，作家吴敬梓从小经历了家道中落，体会到人情冷暖，一生坚持不出仕做官。作为文坛盟主的他一生中见到非常多的文人，这些人物后来成为《儒林外史》人物的原型，他们的故事便成为小说中的情节。

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描写科举制度下文人的生活，他们或者被制度逼疯，或者成为利用制度的圆滑世俗之人，当然也有一些远离世俗的奇人和雅士。我们就从这三类人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同的文人。

我们从范进中举开始讲起。范进考中举人之后，乡绅张静斋突然来拜访。

这位曾经做过知县的乡绅先跟范进寒暄了两句，紧接着看了看范进的破房子，送给范进五十两银子当作贺礼，并且要把自己一处三进三间的房子送给范进。

范进不好意思收下，结果张乡绅却说：“你我年谊世好，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若要如此，就是见外了！”范进只得收下。

张乡绅前来向范进道贺，正是因为范进中了举人。在明清时期，中了举人就有机会做官了。虽然通常而言举人只能做主簿、巡检这样的九品小官，官职比县令还小，但就算这样的小官，在地方社会上也是值得攀附的重要人物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范进母亲去世后，张乡绅和范进一同去拜访知县，知县得知范进正在服丧期内，马上把吉服换成常服。

酒席间，用的都是银制杯筷，范进看见豪华的用具吓得不敢拿筷子，而张乡绅则像相当了解范进似的，对知县说，丁忧期间不能用这么奢华的筷子。知县听了之后命人换了象牙筷，范进还是不敢用。张乡绅替他解释说，这个也不能用，最后换了白色的竹筷子，范进才用了。最妙的是知县害怕自己准备的酒宴是荤的而得罪丁忧中的范进，直到看到范进夹了燕窝碗里的大虾圆子送进嘴里，他才放心了。

作者对三个人不同的心理描画，非常讽刺地描写了在科举制度下处于不同立场的文人：穷怕了的范进以及急于讨好范进的张乡绅，还有害怕得罪未来“科举新星”的知县老爷。

《儒林外史》中还描画了另一类文人——书呆子。

他们身上可以反映出科举制度和人的情感的矛盾性。一个叫王玉辉的文人，是个在县学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他的三女儿刚出阁一年，丈夫就重病去世了，三姑娘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娘家和婆家的负担，要为丈夫殉节。

这个王老秀才居然觉得殉节是青史留名的事，根本不反对女儿自杀。而王玉辉的妻子知道之后却说他是书呆子，怎么会同意女儿殉节？

但女儿心意已决，经过八天绝食一命呜呼，妻子知道之后大哭不止。王秀才却说她是呆子，女儿这样殉节是死得好，自己将来恐怕都不能像她一样有个好名目死去。王秀才的文人朋友听说了他女儿的节烈事迹，纷纷来祭拜，还为其建了牌坊，牌位送入烈女祠。

失去女儿的父亲看到在家悲伤不已的妻子，心生不忍，才感觉到伤心，于是出游散心去了。他在外面见到一个穿着白衣的少妇，想起殉节的女儿，热泪才滚出来。

作者吴敬梓在该回结尾处点评，说王玉辉以为妻子是呆子，妻子以为王玉辉是书呆子，这两相对照，便是科举制度的教育思想与人的情感互为矛盾的地方，是传统儒教所倡导的节妇观对人性的摧残。

小说还描写了那些受过科举教育却最后堕落，甚至犯罪的文人。

匡超人就是典型的例子。他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后因刻苦学习、孝敬父母的事迹被李知县知晓。李知县十分感动，帮助他考中了童生，接着又资助他路费，让他去考秀才。果然，匡超人又考中了。没想到李知县被人诬陷，匡超人为了避免被殃及，便离家去了杭州。

刚开始，匡超人与一帮附庸风雅的“名士”交往。他们表面上结诗社、刻诗集，假装不在乎功名利禄，实际上是希望通过刻印诗集炒作自己的名气。这些假名士一味追求成功的行为方式影响了匡超人，他从一个朴素的人变成一个以利益为导向的人。

真正的改变是匡超人认识潘三之后。潘三不仅是一个讼棍，还从事拐带人口、代考科举等非法营生。潘三劝匡超人跟他一起发家致富。一开始，他让匡超人替他写假的卖身契，以便于他拐卖人口，后又安排他代考科举，以便从中谋利。

匡超人通过这些不法勾当获得越来越多的钱，也越陷越深。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当潘三犯罪勾当败露、被逮捕之后，匡超人马上翻脸不认人，溜之大吉。

曾经的文人学子不仅成为“不法分子”，其品德也被磨去。后来，他逼妻子离开自己回老家住，当得知自己的恩师李知县此时已经平反并升官之后，马上去投靠李知县并娶了他的外甥女。

匡超人前后的形象差异非常明显，从最初的刻苦学习、孝顺父母之人到背信弃义、罔顾国家法律、自私虚伪的利己主义者，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圈子内的不良风气对人的影响。

《儒林外史》虽然不乏对文人的讽刺，但也描述了一类奇人。

作为对科举制度的反叛，他们不屑与科举取士的主流为伍。他们或者是市井裁缝，或者是开茶馆的，或者是会写字、画画的无名之辈。他们用一技之长谋得安身立命的职业，但也保持自己儒雅的爱好：喝茶、弹琴、下棋。

比如《儒林外史》中最先出场的王冕，他谢绝了高官，进山当了隐士。对比追名逐利的科举文人圈，这些奇人虽是当时的少数群体，但寄托了作者对理想文人生活、交际的期待。

这些奇人形象也高度契合作者吴敬梓的人生选择，在受到赏识并获得官衔时，他并未赴职，而是举家迁移到金陵。在这里，他召集有志同人一起修先贤祠，而且将所看所识都记录到《儒林外史》中，这才成就了这部意义非凡的小说。

选自王笛所著《碌碌有为：微观历史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编辑/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