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0元能做什么？2020年5月30日清晨，广州市民李琳将这笔钱微信转账给一个陌生人，购买的是标价500元的10万微博“僵尸粉”、160元的2万点赞数和100元的1万转发数。数据是水军账号刷出来的，不代表真实的关注和互动，却像投入湖面的石子，引发了一场网络暴力“海啸”。
数据营造了虚假的声势，却可能骗过平台的算法，把微博推荐给更多真实的用户。李琳在微博里控诉，她的女儿被班主任“体罚吐血”，并附上了“血衣”照片。到了那日中午，这条微博转发和评论都超过50万，爬到了热搜第一，话题阅读量近6亿。愤怒的流量如同海啸，卷向了现实，当事班主任遭受网暴，个人信息被人肉搜索，学校迫于压力令其停职。当地行政和执法部门全力调查此事，调取监控后却发现，耸人听闻的情节是编造的，“血衣”是用化妆品兑水染的。李琳和刷数据的“老板”都因寻衅滋事罪获刑。
互联网构建了当下民众的公共生活，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交织在一起，依附于虚拟空间的罪恶，也从隐秘处滋长出来。近几年，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连续开展“净网”专项行动，持续打击“网络水军”。今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为期6个月的依法打击整治网络水军专项工作。
“网络经济是信用经济，网络水军的存在，会导致信息的虚假和失衡。”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互联网黑灰产业链中，网络水军附着于“网络恶势力”“网络黑社会”上，损害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危害网络空间的公共秩序，危害国家安全，侵害个人的人格权和名誉权。
而在一起又一起的网暴事件中，不时能看到网络水军的身影，以及越来越完整的黑色产业链条。
购买推广
李琳的女儿6岁了，从幼儿园升上了一年级。2019年12月10日下午，她从学校接到女儿，发现女儿的秋衣秋裤湿透了。女儿告诉她，自己和另外四名同学在学校操场罚跑10圈，中间伴有咳嗽、气喘和呕吐。李琳一面带女儿就诊，一面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声讨”老师，学校与教育局与她开了几次协调会，但她认为事情没有获得重视，学校偏袒老师。
李琳成长于单亲家庭，极度缺乏安全感，总认为别人会对她不利。自从认为女儿被老师“体罚”，她就“陷进去了，变得有点没办法出来”。办案人员透露，即使有监控视频和诸多客观的证据证实，李琳的女儿只是被罚跑了圈，呕吐是因为劳累，但李琳在供述中细致地描述了女儿“吐血”“哮喘发作”的过程，“这些细节让你觉得那段经历非亲历无法获知，如果不是看到监控，我们也会同情她。”
李琳是短视频平台美妆博主。在社交媒体上，她为自己创作了虚拟身份：名校毕业，家庭美满，正打算全家出国生活——这与她的真实生活存在落差，她学历一般，曾经当过空姐，丈夫总是离开她满天飞，她辞去工作后，主要承担了育儿责任。
2020年3月，李琳在微博上注册了账号“小岛里的大海”，3月21日、3月28日、4月6日、4月11日和5月30日，多次发布老师体罚学生以及孩子所在小学和校长不作为的内容。在2020年5月30日之前，她的微博转发量在1000次以内，阅读量有上千万，但这些流量在微博属于不温不火，并未引起大量“围观”。
但在2020年5月30日这天，李琳在清晨6点再发微博，描述“女儿坐到车上就大口吐血，弄的身上都是血”，并附上了一张此前没有发表过的布满鲜红“血渍”的校服照片。此外，她还称在5月27日凌晨2时出门倒垃圾时，被班主任威胁及殴打。
与此前发布的其他微博不同，李琳为这条微博花钱买了“推广”。据她供述，那张布满“血渍”的校服照片是“推广人员”建议她增加的，目的是更好地佐证她的猜想。但她女儿并没有吐血，于是她用化妆品兑上水，制作出了鲜红的液体，淋在女儿的校服上。
“推广人员”是谁？李琳说，她曾经给自己的美妆视频购买一些点赞和评论。对于推广她女儿的事，就找到原来买过点赞的人推广自己的微博。出售这些推广数据的人，是她在二手转卖平台“咸鱼”上找的。
随后，李琳那条微博火了。在李琳付款4个小时后，附有血衣图片的微博就上了热搜。“有图有真相”的惊悚细节吸引了大量关注，到中午时，这条微博的转发量就达到589467，评论数为566263，阅读量为181744355，而相关微博话题蹿至热搜第一，阅读量5.4亿，讨论数19.6万。
大量网民谴责学校和班主任，呼吁有关部门彻查此事。2020年5月30日中午，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发布通报，称联合公安等部门介入，成立专项调查组进行调查。
2020年5月31日凌晨，广州白云公安通报了“反转”消息。在2020年儿童节这天，李琳被警方带走。据警方通报，李琳故意编造虚假信息，通过注册微博、微信账号方式，冒用其他家长身份恶意散布传播，并雇请人员进行网络炒作，从而达到迫使学校开除涉事老师、索要赔偿等目的，鉴于她的行为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社会影响恶劣，已经涉嫌寻衅滋事。
半年后，李琳以寻衅滋事罪获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层层转包的生意
炒热“血衣案”的推手也没能逃脱法网。2020年6月3日，李琳被控制后的第三天，警方抓获了马某。他供认，自己在网上发现名为“某某自助下单社区”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下单，可以付费购买在各类社交平台账号的点赞数、转发数和粉丝数等服务。马某是“代理”，他通过闲鱼等渠道发布广告吸引客户，将客户的需求在平台上下单，从中赚取差价。
代理的上线是平台，但平台也分大平台和小平台，存在层层转包的关系。2020年7月21日，广州警方赶赴山东，在某居民小区找到了马某的上线平台。在那套民房里，一名老板带领几个年轻人成立了代刷工作室，工作室没有注册工商营业执照，“营业范围”是给短视频类、文章类、投票类、网课类等平台增加点赞数、转发数和粉丝数。
但工作室仍是网络水军链条上游接单的一环，工作人员并不直接参与代刷，只对自己搭建的“小平台”进行日常维护，并进行售后服务。“小平台”利用API接口程序与上家网站对接，可视作“大平台”的分站。在“小平台”后台，警方发现了马某替李琳进行微博涨粉、点赞、转发的下单记录。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闲鱼上用“推广”等关键词搜索，搜索到售卖代刷数据的帖子。卖家直接发表图片，在图片中用凌乱的手写字体传递微信联系方式，用“黑话”来标明商品，比如用“芬”代替“粉丝”，“米”代替“元”。
记者以购买粉丝量的名义联系到了销售人员彭成，电话那头是个年轻男性的声音。彭成告诉记者，他自己搭建了一个“小平台”，手下有6名代理，目前生意忙不过来，仍旧在招代理。
彭成发来了自己“小平台”的截图。记者看到，其上可购买的产品涉及抖音、快手、哔哩哔哩、拼多多砍价、生活缴费，tiktok(抖音海外版)、小红书、闲鱼和王者荣耀，商品类型包括增加播放量、点赞、评论、转发和粉丝。他称现在不做微博的推广。
“评论可能比较贵，点赞和转发便宜，播放量等于不要钱。”彭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抖音上刷100万播放量，给客户开价30元。代理赚钱，主要靠粉丝数和评论量，在抖音平台上，代理对客户的报价是100个粉丝6元，2~3角1条质量不等的评论，而根据他发来的平台截图，代理“拿货价”是100个粉丝2~3元，评论每条1角左右。
记者发去一条抖音作品连接，并支付90元，要求为作品所属账号购买价值60元的1000个粉丝，以及给作品增加价值30元的100条评论。彭成同意接单，“再送你10万播放量”，他表示，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粉丝量就能到位。
“(粉丝数量)不能上太快，上太快对号影响也不好”，而100条评论到位需要24小时左右。记者购买的是每条价值3角的“高质量”评论，他保证是“活跃真人、带头像资料，可自己定义围绕某个方面去评论”。
何为“活跃真人”？彭成表示，这与现实中的真人含义并不相同，是意味着“账号质量超高，带作品，带头像，高活跃”，每个操作者可以拥有多个高质量账号，下单之后，操作者利用这批账号是“纯真人做任务，一个手机，一个账号，一个IP”，而且“下单就跑，从来不延迟，24小时跑单”——这意味着24小时营业。
为了保证这些“真人粉”的手打评论绕过审核，彭成要求，每条抖音视频下，最多购买300条“真人评论”，如果是定向的机器评论，则允许购买1000条。评论的内容方向也有限制，“国家诋毁，骂人的评论搞不来”。
而在他的发单平台上，可以看到这些真人手打评论的实时进度，以任务完成百分比标明任务完成度。“我的上家就是老板，他们有自己的机房和服务器，就是做这个的，售后秒回。”彭成说，这保证了评论内容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变幻莫测的平台审核标准做出改变，或者联系客户进行退款。
彭成说，他从五年前开始做水军代刷生意，在此之前倒卖Q币赚钱。Q币是社交媒体上的一种虚拟货币，常被用于网络赌博活动。彭成表示，自己不是专业的“引流”，不是根据用户兴趣去推广，通过他增长的粉丝“90%以上都是死的”，如果账号有卖东西的诉求，最好去找专业的引流公司，“走正规渠道打广告引流，就是有点贵。”
记者下单购买后，不到一天时间，100条评论出现在记者推荐的抖音作品下。这些评论长短不一，多的有十几个字，内容都与抖音作品相关，看起来就像是真实的网友评论。
这些评论来自何人？肖雅菁是广州市白云区检察院检察官，曾参与办理“血衣案”，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水军‘增粉、点赞、转发’网络信息过程中，有需求的客户往往通过代理下单，代理将任务导入平台，由后者负责组织‘生产线’式操作，最终完成信息扩散任务。这些平台服务器多放在阿里云或腾讯云，由中间商家提供和维护。客户需求经平台分配最终‘落实’在自动电脑程序(俗称‘僵尸号’)或掌握大量账号的网络水军团队(俗称‘水手’)。‘水手’可能是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也有的是在校大学生。他们针对‘网赚’项目将养号、刷单视为兼职，有目的性地人为进行虚假评论或转发、点赞大量网络信息，在完成特定任务的同时也获取一定报酬。”
《中国新闻周刊》在一位网警处了解到，在水军产业链中，细分为技术流、卡商、接码平台等多种类别。虚假的评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种是水军团伙通过“养号”，即掌握大量手机和手机号，注册微信、抖音、快手等各类账号后，进行一些规律性活动，如发表作品等，模仿真人的行为，用来躲避平台的审核机制，这些仿真号(又称“真人号”)成熟后，再交由电脑程序进行自动化评论。而另一种则为人工评论，客户需求通过平台发包，承包商通常再通过微信群或众包平台发布任务，一些兼职人员领取完成任务后，再兑换为相应报酬。
在“血衣案”中，涉嫌犯罪的情节在于发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平台“老板”为此承担了寻衅滋事的刑事责任。广州警方通报，在抓获李琳后，警方又抓获了为她提供代刷服务的犯罪嫌疑人共5名，分为两个层级，其中第一层级为马某，第二层级为平台，该平台所在的“工作室”被定性为“非法提供推广营销等服务的营利性代刷平台”，经初步统计，工作室的涉案流水逾2000万元。
愤怒的流量
“‘血衣案’是一起较为典型的水军与公众共同推动的热搜案件。”肖雅菁认为，之所以说是共同推动，主要在于教师虐待未成年人这个话题本身就能抓取公众眼球，再加上网络水军的推动，就迅速形成了网络舆情。然而让她颇为不解的是，李琳购买了部分廉价的僵尸粉，并不代表真实的关注，虚假的关注度是如何撬动了现象级的传播？
2021年8月，新浪微博公布了热搜排名公式，为(搜索热度+讨论热度+传播热度)乘以互动率。每分钟计算一次，取前50名进行展示。新浪微博相关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互动率是热搜的一个衡量因素，这个数据可以衡量网友愿意参与话题的程度，反映了用户消费内容的意愿。
互动率的计算也有一套后台公式，分母是原创内容数量，分子是发布内容的互动数据，即转发、评论和点赞。这意味着，某个话题里，如果原创内容较少，而对这些内容的转发、评论和点赞数量又高，则容易上热搜。“比如一个话题里有1000条内容，被转发100万次，评论了200万次，点赞了1000万次，另一个话题原创数1万条，但转发、评论和点赞比较少，那么前一个话题更容易上热搜。”上述人士表示，这样的设计能反映出微博话题真实的热度。
水军制造的虚假热度能否奏效？上述人士指出，目前微博有反水军程序，可以分析账号的行为、IP地址和使用设备，来判断是否是水军。“主要排查的是机器水军。”该人士承认，对于水军团伙养的“真人账号”，判定是否为水军比较困难。“什么是水军？我现在想到的就三个标准：是不是人，收不收钱，是不是自由意志。平台只能确定是人还是机器，其他两方面依靠平台很难判断。”该人士认为，平台会将比较容易识别的机器水军抓出来，“但是如果找出代刷的幕后黑手，平台比较有难度。”
但是，在“血衣案”中，李琳雇佣的“水手”骗过了微博的反水军程序，虚假的数据成为她的微博冲上热搜的垫脚石。肖雅菁还特别指出，当这条虚假指控引起关注后，一些粉丝数量成百上千万的微博“大V”也转发了此事，助推了事态的发酵。
一些“大V”热炒社会事件，吸引注意力，背后有营销的目的。在微博有500余万粉丝的王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观察到的“大V”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业人士，如医生、律师、投资人、经济学家，以及情感博主等，他们靠专业积累创作原创内容，帮助网友答疑解惑，依靠知识变现，另一类则是营销号，这类号缺乏原创能力，为了吸引粉丝，甘愿成为网友发泄情绪的出口。
王三指出，营销号不在意事实真相，当他们察觉到网民积攒起了某种情绪，就会替这类情绪代言，甚至会顺应情绪对事件进行片面解读，“拼凑材料，制造一个靶子，替网民当打手。”他说，有的营销号会突破道德底线，对被指控者进行过度辱骂，引导网络暴力。而由于有人带头“开打”，网民释放情绪会更肆无忌惮，暴力的气焰也就越盛。而当狂欢结束，情绪如潮水般退去，营销号就能收割一大批粉丝，此后不论是引流还是带货，都能获取收益。
这令网络暴力成为“流量密码”。极端情绪挑动的狂欢，更容易令用户动手指，转发、点赞或者评论极端言论，堆积消费内容的数据，增加话题的互动率，将其推上热搜。在某些微博大V眼里，这即是“愤怒的流量”，是最好赚的一种。而这其中，也有水军推波助澜的影踪。
在发言评价了一位明星后，芒果陷入到一场持久的网络暴力中。她试图反击，但由于双方地位并不平等，她是网络透明人，对方是拥有百万粉丝的明星，这令芒果处于被追着打的状态，并遭遇了大量明星粉丝的辱骂和造谣，经历了几轮冲上热搜的网暴。
那是在2019年下半年，芒果在微博上看到一位明星穿衣暴露的热搜，她认为这位明星是急于出名而低俗炒作，于是发了微博，评论这位明星利用色情打擦边球炒作，她承认自己语气较为尖锐，但是她的微博粉丝少，“感觉对她(明星)造不成什么影响。”但那条微博被明星转发，对方看起来恼羞成怒，发言称要“做个实验”，让芒果也感受一下“大家轮流不间断不重样骂你的滋味”，粉丝们被煽动，在铁粉的组织下，“奉命出征”去骂芒果。“他们形成了一个组织的网暴团伙。”芒果说。
明星先就芒果发布的“零转评赞”的微博向法院提起诉讼，向芒果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芒果对此提起反诉，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影响力、公众形象、过错程度、传播方式、侮辱及诽谤的性质、涉案侵权微博账号的粉丝数量和微博浏览量、影响范围等情况，做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定，这位明星客观上具有诱导、怂恿他人进行网络暴力的言语意思表示，且其清楚该行为的后果，可以认定为实施了教唆行为，部分网民发给芒果的微博私信言论，带有侮辱谩骂、恐吓威胁、人肉搜索之意，内容粗鄙不堪，具有人身攻击性质，超出了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边界，属于故意严重贬损芒果人格的行为，构成对芒果的侮辱。同时，法院也认为芒果的言论构成了对这位明星的名誉权的侵犯。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双方在微博上公开赔礼道歉，明星赔偿芒果主张的全部精神损害赔偿50000元，芒果则赔偿明星精神抚慰金5000元。双方均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
芒果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被网暴的感受。2019年10月14日那天，她打开手机，忽然看到无数的微博通知，她被无数网民狂轰滥炸的评论和私信辱骂，“没想到有个明星会主动搜索转发我一个‘网络小透明’的一条微博，还教唆网络暴力。”
不到半个小时，辱骂攻击填满了她的私信，负能量像潮水般将她淹没。最令她受伤的是人肉搜索，她使用那个微博账号近十年，微博里有很多个人生活轨迹，明星的粉丝对她过去发表在社交平台上的生活痕迹恶意解读，对她真实生活进行造谣和抹黑。
接连上了两个热搜后，芒果发现自己被人肉搜索，个人信息遭到传播，她去报警，并在微博里贴出报案回执，她还就此前用词不当向明星道歉，但也同时要求明星就网暴行为向她道歉。
但是，芒果的道歉并不是完结，反而给炒作贡献了剧情。芒果说，那些热搜是营销号炒作的，明显偏袒艺人一方，宣传她向明星道歉了，“但只字不提这位明星煽动网暴，也该向我道歉”。
芒果认为，在这场网暴狂欢中，她是被“献祭”了：她成了明星炒作话题的“素材”。
“吃人”的利益链
在起诉的同时，芒果也想找到热搜话题背后的推手，她以需要合作为由，加了一些微信营销号，获取了他们的报价，其中包括多家知名MCN机构。其中两家公司的报价单显示，他们都拥有大批粉丝量在数百万或上千万的营销号，这些“大号”可以创建热搜话题，在其中进行创作和转发微博炒热度，转发和发布软文的价格最高超过5000元。
MCN公司还提供“热搜资源包”，将大号和伪装成普通网民的小号组合售卖，共同创建微博话题，再加上网络水军的助推，给话题刷流量，将其推上热搜。2021年底，当芒果询问某明星的热搜话题如何炒作起来时，其中一家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向她介绍称，“热搜资源包一般包括5个大号10个小号，再加一些达人号，上榜以后再依据排名收费。”
这位负责人还承认使用网络水军，为明星提供微博“真人评论”，评论方向可以由明星团队提供。除了微博平台，这些MCN公司还提供抖音、豆瓣等平台的宣传推广和网络水军服务。
“营销号的转发，其目的其实不是制造多少转发量，而是带动起来多少转发量。”作为“大V”的王三说。王三举例，如果是200多万粉丝的营销号去介入某个话题，或许其创作转发的微博可以制造1万个转发，但是这1万个转发能实现“长尾效应”，可以带动10倍的关注量来炒热话题。
如何带动更多的关注量？王三说，那就是要夸大事件，抓住网民的情绪。“营销号公司的基本功课就是写煽动情绪文案。”他说，在接单之初，营销号会先判断事件本身带动情绪的潜力，“比如挑动一些群体间的对立，或者特别耸人听闻的恶劣情节，都是火的元素。”
如果情节平淡怎么办？“可以添油加醋，编造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足够耸动的细节。”王三举例，比如男女关系中，一方想要在微博指控另一方，可以夸大亲密关系中没有第三方见证的情节和感受，“比如说对方冷暴力，这个词儿本身就因个人感受不同，很难界定，对方又没法否认。”
当网民愤怒的情绪被调动起来，紧接着就会出现“人肉搜索”，将负面影响蔓延至线下。王三指出，除此之外，在排山倒海的关注中，被指控者在互联网世界的所有痕迹都会被网友严厉审视，其中一些人会将被指控者过去的一些表达打碎，进行歪曲和拼接，“制造一些黑料供大家批判，但其实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个人可能本来没那么坏，但就要塑造得更坏。”王三说，进行这类“再创作”的账号，往往具有营销性质。他认为，顺应网民的愤怒，是营销号讨好粉丝，从而增加粉丝的手法，背后都有营销的利益考量。
如今抖音和微博都披露了营销号所属的MCN机构，“官宣”了部分营销号的营销功能。但大多数营销行为仍难以辨别，网民仍有可能被一些不够公正的“意见领袖”所引导。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杜明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网络营销本质上是一种广告，可以进一步明确该性质，要求其遵循《广告法》，披露其利益关系，从而防止传播对象被误导。“互联网有放大器的作用，我们在线下没有规制好的问题，到了线上就会很凸显。”杜明怀说，在现实生活中，营销方式层出不穷，这些打着擦边球的“软广告”仍存在监管的困难。
2013年“两高”的司法解释第七条规定，对有偿删帖和明知是虚假信息还提供有偿发布，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依照情节严重程度可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但法学界的一些人士认为，此条规定有待更加细化，不易落地。
作为一线检察官，肖雅菁认为，上述司法解释条款的出台，是基于保障网民能够公平地获取信息来源，保障了知情权，令网络信息不被人有意识地操控。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个条款在打击“黑公关”的同时，有时也会误伤“白公关”。因为按照司法解释规定，只要提供有偿服务帮人删帖则入罪，但一些行为人为他人提供通过投诉或申诉渠道删除虚假信息的服务，这些行为没有很强的危害性，也没有采取欺骗手段，在入罪时还是应当谨慎。
同时，“黑公关”也变得更加狡猾。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指出，黑公关脱胎于网络水军，在互联网公司的商业竞争中，帮助一方通过网络舆情攻击另一方，后来这类公关多以信息服务公司的形态出现，“反噬其主”，由受雇一方变为敲诈勒索。“过去是收钱帮着骂人，现在是不给钱就骂你。”
李怀胜指出，一些企业在IPO上市前期，会格外注重负面信息，就给了这类黑公关以可乘之机，而由于其“爆料”存在部分真实性，并且敲诈手法隐秘多样，司法机关对这些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较难规制。
“两年前扫黑除恶期间，曾经提出过‘网络黑社会’的说法，其实针对的就是这类情况。”李怀胜说，和现实中的黑社会一样，这些“信息咨询公司”表面上看起来都是正规公司，实际上他们积攒了大量的互联网资源，控制大量批量注册的“僵尸号”和高质量的“真人号”，这类账号在市场中流通，涵盖市面上几乎所有平台，“是全平台矩阵，”为了躲避平台监管，这些账号未必是非实名，其背后就是个人信息流通市场。
“个人信息泄露是网络黑灰产业的源头。”李怀胜说，在黑灰产业中，不法分子搭建违法平台，利用个人信息进行网络诈骗和注册黑灰账号，从事网络水军活动，赚到钱后还有专门洗钱的网络，“从上游到下游，利用个人信息，整个产业链就做活了。”
(文中李琳、彭成、王三、芒果为化名)
文/记者 苑苏文
编辑/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