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今译，是指把古籍翻译为现代书面语言，它是贯通古今的桥梁纽带，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形式。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的需要，是古籍今译的目的。传承古代文化，首先要阅读古籍，而古籍多用文言写成，语言成为今人阅读古籍的最大障碍。商周的典籍，春秋已有解读，《左传》《国语》中记载了许多这样的话语；先秦的典籍，汉代人也有所不解，所以司马迁写《史记》时需要把《尚书》等史料中的文字翻译成汉代通行的语言；刘勰曾感慨“《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文心雕龙·宗经》），韩愈也声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尚书·尧典》中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句，赞美古帝尧，“允”指对人诚信，“恭”指做事恭谨，“让”指礼让贤能，“光”通“广”，“四表”指四海之外，“上下”指上天下土。其中的“格”字，《尚书》的时代经常使用，但用现在常用义不好理解。《说文解字·木部》说：“格，木长也。”这是“格”的本义；《尔雅·释诂》说：“格，至也。”“至”是其引申义，本句即用此意。但这是较古的引申义，后已不用，“格物致知”中的“格”用的是由此进一步的引申义，探究之意。那么这一句今译意思就是：尧诚信恭谨，又能爱才让贤，德行光照四方，影响及于天地。因此，好的古籍今译可以帮助今人真正地读懂古代典籍，理解古人思想，传承古代优秀文化。
但是要做到“精译”，并不容易。一是如上所述之语言的差异，汉代哲学家王充早已感慨道“古今言殊，四方谈异”（《论衡·自纪》），前者强调其历史的变化，后者强调地域的差异，时间与空间的不同，有时甚至找一个准确的词语对应都颇为不易。所以古籍今译中这方面的问题最大，译文不准确使今人理解古籍出现了许多偏差。柳宗元《梓人传》中有句话：“余圜视大骇，然后知其木之工大矣。”其中“然后知其木之工大矣”，有的译为：这才知道他的技术非常精湛；有的译为：此后知道他的技艺有博大精深的功力；有的译为：这才知道这木匠的技艺确实非常高明。这些译文中的“大”字理解错误，因而译文不准。从原文记述可见，“梓人”的长处在于统理、宏观，关注度是整个框架结构，而不在于细微、具体，如文中所记连床腿都不会修。因而本处之“大”，不能以精湛、博大精深、非常高明等为释，应理解为规划之类大的事情。全句应译为：由此我才知道，他技术擅长的是，做大的规划、组织和安排。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一句，有的译为：这都是由于他可以跟天地共同化育万物；有的译为：这都是由于这人有与天地共同化育万物的能力；有的译为：这都能够与天地的变化相比并。其中的“参”，不是参与、共同之意，而是比肩、比并之意，意思是可以比肩天地化育万物。本文中后面还说道：“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与此意同，正可互证。
二是文体的差异，古代的文体，虽尽可以“文”概之，从萧统所编《文选》到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均称“文”，但在这一“类”称之下，《文选》尚有38种文体，《古文辞类纂》合并为12种，每一种文体都有着特殊的写作要求，翻译时便不可等同视之。散体之文，相对而言今译较为成熟，可操作性比较强，一一对应的方式也可使文意呈现出来。韵体之诗与词，往往声韵谐和，联想超迈，意象连缀，风格多样，因而即使译文中补充出其字面不见的意义，也难以充分展示出诗词含蕴的意味。余冠英先生曾以不同的风格翻译《诗经》，郭沫若先生尝试以新诗的韵律翻译《楚辞》，陈子展先生曾以本义直译风雅颂，还有很多学者力求以整齐的语言对译诗骚，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对《诗经》《楚辞》的传播与接受，甚至推进新诗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对于诗词来说，似乎还是缺少了一些韵味。包杰曾出版《唐诗意译新探》一书（学林出版社，2000），对唐诗的翻译做出了大胆的探索，作者对112首唐诗名篇做了注释、翻译、今注质疑、评析的工作，其中的译文采取意译的方式，补充了作诗的场景，展示了诗人的情怀，挖掘了诗歌的意境，对理解原诗具有很好的作用。尽管作者做了很大努力，但试图把唐诗的“意境”以意译的方式一览无余地加以展示，实际上既不可能，也影响了读者对原诗韵味的体悟与享受。亦韵亦散的骈文和辞赋，是中国文学的特有文体，翻译时应该体现出它们的文体特征，译为散体和一韵到底，都是不合适的。另外，骈文和辞赋多用典故，典故的理解尤应注意。苏轼《前赤壁赋》中有“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之句，其中“明月”指的是《诗经》中的《月出》一诗，诗中有三章，起句分别为“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均为咏叹月光之皎洁、明亮；“窈窕”是指《诗经》中的《关雎》一诗，诗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句。但一般译为“吟诵起《明月》诗里的《窈窕》一章”，混淆了二诗，显然是不对的。
三是书面语言的要求，古籍今译是对原文的遵循，也是对原文的创造，它要遵循原文的思想与表意，又要以现代汉语的规范将这种思想与表意雅致地传达给今人。古人作文往往言简意赅，言约义丰，而古今语言在文意关系、口吻语气等方面的表达又有所不同，因而遵循原文之意，就要把原文的内容完整呈现出来，把原文的联系明确地建立起来，把原文的语气正确表达出来。苏轼《上梅直讲书》：“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悠哉游哉，可以卒岁’。”有的译为：古书上说：“不怨天，不怪人”，“从容自得，可以度过我的天年”。有的译为：古书说：“不埋怨上天，不指责别人。”悠闲自在，可以度过一年时光。有的译为：《论语》说过：“不埋怨天，也不责备人。”又说：“悠闲啊游乐啊，可以度过余年了。”这几则译文均漏译了“盖”这个词，结果译意有了不同。第一种译文没有完全明了原文，第二种译文忽略了后者的引文，第三种译文误认为后者亦为《论语》之言，均为不当。应译为：古书上说（或《论语》说）“不怨天，不尤人”，大概意思也是“从容自得，可以安享余年”。苏轼《留侯论》：“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不少人译为：这当然是秦始皇不能令他惊恐，而项籍也不能使他发怒。其实这里漏译了“所”字，使得意义不完整，其“原因”“关键”的意思没有得到突出，正确的译文应该是：这正是秦始皇不能令他惊恐、而项籍也不能使他发怒的关键所在。司马光《谏院提名记》：“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有的译为：那些急切地追求功名的人，就好像那些急切地追求私利的人一样，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又有多大呢？这样翻译对于句意和语气的理解都有问题。从句意上来说，“其间”指两类“汲汲”者与上述谏官“当”者之间、而不是“汲汲于名者”与“汲汲于利者”之间的差距，这样理解与下文说的两种人正好相应；从语气上来说，不是疑问句，而是感叹句，表达对语气的加强。所以本句应译为：他们与谏官的要求相距多么遥远啊！当然不止如此，译文不仅要达到文通句顺，还要追求文意晓畅，典雅优美。杨伯峻译《论语·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为“聪明人不致疑惑，仁德的人经常乐观，勇敢的人无所畏惧”（《论语译注》），一个“不”字以不同的词语对译，既揭示了各句的含义，又展示了语言的魅力。《文心雕龙》开篇第一句话：“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看起来很简单，但翻译好并不容易。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德”指什么？二是“大”怎样理解？三是“何哉”针对什么提问？在儒家文化里，“德”指人的内在品性。《文心雕龙》中，“德”具有多种含义，但在这里，“德”应指本质属性，周振甫译为“文章的属性”（《文心雕龙选译》），是正确的。其他译为“意义”“作用”，或不译，都是不可取的。“大”理解为伟大、重大，都可以，因为它是与天地一同产生的，所以与天地同样伟大，但周振甫译为“普遍”就不准确。“何哉”针对的是“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因此标点时应该在“何哉”之前点断，直接译为与“为什么”意义相近的词语即可，而译为“所谓它与天地同时产生是什么道理呢？”“它与天地同时并生是为什么呢？”都忽略了前者，是不准确的。这几句可以译为：文章从本质上来说是很伟大的，它是与天地同时产生的，为什么呢？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许多都是“树德建言”“自铸伟辞”之作，语言凝练，含蕴丰富，所以人们一直探索着如何通过古籍今译让后人更好接受的方法，并付诸实践。林纾所提出英文翻译的“信达雅”标准，也被古文今译广泛认可，至今仍被广泛运用。而一些译文一经出版，便被称颂，如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有些译注本不断修订，精益求精，亦成经典，如阴法鲁主编《古文观止译注》，1981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初版，1996年修订再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新一版，2017年又出版第二版，影响了几代人。而有的译注本则不甚严谨，译解不当，为阅读理解古文提供了错误的认识。其中一些问题，也是古文翻译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于此予以重视，才能更好地完成古籍整理的重任。
作者/张庆利，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珠海科技学院兼职教授
编辑/崔毅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