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本由“导读文章”自觉扩展深化而成的“通俗的书”，《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有着双重的读者预设和价值定位：它既是面向中学生阅读的教学辅导读物，又是可供专业学者参考的鲁迅研究专书。故而在相当的绍介成分和鲜明的通识色彩（如对“同年关系”的解释、对“科举制度”的介绍、对“严复《天演论》”和“林译小说”的评述以及对《朝花夕拾》各篇文本通俗性的分析等）之外，此书还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学术判断与文论观点（如将南京视为鲁迅在现代文化意义上的诞生基点，认为《狂人日记》在文体上的美学创新性是其最首要的价值所在，鲁迅的杂文创作与古代小说之间具有亲缘关系，以及《朝花夕拾》具有文学性个人史写作的性质等）。作者虽自言“这是一本用朴素、自由的方式阅读和讲述鲁迅、鲁迅文学的书”，但他其实是有意识地在试图通过此书的写作“回归文学鲁迅和鲁迅文学”，并在鲁迅研究的广阔场域内发掘新的面向，这是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如果说在最早成文的第二部分——《朝花夕拾》分篇解读中，作者随文而动、随心而发的个人感悟式文学阐释还是主要行文方式；那么在经纬交错的第一部分——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学传述中，作者很明显地表露出学术性的写作倾向，他对鲁迅个人生平有整体性的把握并进行了有选择的叙述，是在详实可信的史料文献以及自身融洽的学术体系的基础之上，系统性地建构起他眼中的鲁迅及其思想脉络和文学表达。
对史实史料和论述重点的有意选择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学术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意味，在第一部分的行文中，作者表现出了明显的轻重取舍：他着重介绍了祖父“科场案”事件及其对鲁迅的影响，鲁迅的革命意识、参与手段（文学的而非政治的）和实际遭遇，两次婚姻与公共事件的交涉及其对鲁迅个人生活史转向的不同影响以及《朝花夕拾》在鲁迅五种创作中独特的写作面向和气质等有较多史实和文献支撑、且与鲁迅精神进展和文学创作紧密关联的关键问题。与连续成“线”的年谱事件相比，文学传述显然是无数“点”的合集，但这些论述和观点并不是孤立的，作者在写作中有意地将其互相关联、融会贯通，形成对鲁迅思想发展体系和文学写作取向的整体关照和逻辑串联。他关注到不同历史时期的各种影响事件和思想资源，以及主流思想之外杂糅的内涵取向，并将其与鲁迅的人生经历和现实选择相关联，充分展现出鲁迅思想的复杂性甚至是矛盾性，使读者在了解鲁迅生平事迹之外，真正深入鲁迅的思想世界，从外在影响和内在动力双层面理解鲁迅及其写作，呈现出一个多面而真实的鲁迅，最终无限“趋近于知人论世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也因作者的“回归”倾向，他在写作过程中尽量接近历史真实，承认“文学鲁迅”的成长过程，故而并未一味将鲁迅拔高，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留日时期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为读者呈现出一个感性、毛糙、朴素的“理想主义者”鲁迅形象。
但作为一部研究《朝花夕拾》的专著，此书第一部分确乎有些“离题”，在略超一半的篇幅中，对《朝花夕拾》着墨并不多，只在鲁迅北京时期末段以及厦门时期的文学活动中有所提及，甚至几乎没有与其文本内容相联系的论述。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信中，明确表示自己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人，这虽然暗示鲁迅直到生命的最终也没有把《朝花夕拾》看作是他的自传，但也从侧面展示了《朝花夕拾》在文献方面的重要价值。《朝花夕拾》的自传体性质已得到了学界广泛的承认，学者们将其视为鲁迅生平史实的第一手资料，甚至在王士菁《鲁迅传》、王冶秋《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小田岳夫《鲁迅传》等有关于鲁迅的传记、年谱和回忆录作品中作为资料来源被参考引用。在鲁迅自传写作十分贫瘠的情况下，《朝花夕拾》作为鲁迅“回忆的记事”，可以说相对比较完整且详实地呈现了他从童年到青年这一时期的生活经历和求学之路，故而被作者视为鲁迅的“个人（青少年生活成长）史”；那么，这一文本在相当程度上与鲁迅的人生道路互文，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其中的事件、人物和文化因素、价值评判，应成为我们了解、塑造鲁迅人物形象的重要文献来源，在对鲁迅早期经历的介绍和阐释中，也就不应忽视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描写的具有自传体性质的生平史实。
对于这一点，作者已有解释：《朝花夕拾》作为鲁迅的文学个人史，“兼有文学性叙述和个人史回忆的双重性。（作品）文体行文的修辞术当然首要关心，（作家）个人生平方面也须有基本和扼要的把握”。也就说是，此书的第一部分“传述”与第二部分“解读”，分别对应《朝花夕拾》文本性质与研究重点的两个方面，一道构成了《朝花夕拾》作为鲁迅文学个人史的研究主体。又因《朝花夕拾》在文体和内容上都具有“限制性”，故而第一部分的写作实际上正是作者有意脱离《朝花夕拾》文本的束缚而为之，他试图从《朝花夕拾》出发却不局囿于《朝花夕拾》的场域，写作一篇“与《朝花夕拾》的文体和精神特点相当、匹配的鲁迅传述”，为我们理解作为个人史回忆写作的《朝花夕拾》提供现实基础，可谓是处处不见“花”，却又处处都是“花”的影子。这是一种更为自由的写作手法，不再仅仅是就文论文，就人论人，而是将鲁迅与其作品有机结合起来，从作品所提供的文学性表达出发，放眼于鲁迅的整体人生，对他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精神特点、文学创作有更为有的放矢的把握与叙述。但这也是一种更为困难的研究方法，虽然论述的空间更为广阔，但文章也容易失其中心而不成体系，足可见作者学术能力的深厚与对自己笔力的自信。
“鲁迅研究”是作者学术研究的起点，在八十年代“重评鲁迅”的学界潮流影响下，其博士学位论文《鲁迅个性心理研究》（1990年完成并出版，2006年改名为《暗夜里的过客：一个你所不知道的鲁迅》再版）从心理层面对鲁迅重新予以解读。作者在文中分析了鲁迅的原罪之感、虚无意识、性爱心理等“个性心理”的形成及其特征，将鲁迅的社会批判“以意逆志”为心理原因甚至是病理原因，并特别强调鲁迅早年家庭生活经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但却很少将《朝花夕拾》作为旁证的文本并加以引用分析。前文已经提及，《朝花夕拾》是研究者进入鲁迅早期生活不可缺少更不能跳过的文献材料，那么，作者从对鲁迅早年生活经历的关注走向对《朝花夕拾》文本的研究，是一个自然而又必然的结果，也是对其早期鲁迅研究空白的有力补充。值得注意的是，为“突出对个性心理特征的分析”，作者在《鲁迅个性心理研究》一文中有意识地“把鲁迅的传记、心理和思想这三者融为一体作为论述的主体”，而将“社会、历史等”“基本上只作为一些背景材料”，切断了鲁迅思想的外部根源，显示出鲜明的“向内转”研究倾向；但在本书中，作者不仅从自身经验出发，与鲁迅进行精神对话（这主要表现为他对《朝花夕拾》各篇偏向个人感受式的审美解读），还注重作家的社会学研究，从鲁迅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的外部现实影响因素着手，尽可能呈现“文学鲁迅”与“鲁迅文学”形成发展的客观过程。
作者将《朝花夕拾》视为鲁迅在个人生活转轨重要节点上写作的“文学个人史”，既是一次“苦痛之际的回望和谢幕”，又是“跨越羁绊、面向未来的开场和眺望”。鲁迅在动荡流离的环境中、忧郁愤懑的心境下，通过《朝花夕拾》的写作对自己的青少年生活记忆，也即过去的旧生活做了一次暂时的告别，完成了“心理治疗”并取得了“净化和升华”的精神效果，由此获得了自我的重建和新生活的展开。在《范爱农》一篇的解读中，作者将此文视为鲁迅的“自伤、自悼”之作，认为范爱农是鲁迅的镜像，而他其实是替鲁迅而死，故而鲁迅在《朝花夕拾》的末篇，实际上实现了对过往的脱离，他在其时真正成为了“铁屋”中的那个“狂人”，而在现在完成了“终结过往、重建未来”的转轨。这无疑是对《朝花夕拾》文本重要性的极大肯定，在鲁迅的创作体系中，小说和杂文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也受到了学界相当的重视，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而《朝花夕拾》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研究者所忽视，虽然到现在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注意到了这一文本及其价值，但相比于小说和杂文，《朝花夕拾》相关研究及其意义挖掘仍有待深入。
既是文学个人史，那么《朝花夕拾》就同时具有创作和纪实的双重特征，作者在进行审美解读的同时，亦注重对鲁迅精神思想的探究。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的解读中，作者充分分析了鲁迅的笔法、文风以及叙事技巧等，同时敏锐地关注到，鲁迅隐含在关于长妈妈名字及其来历的介绍与叙述背后的伦理批判和思想启蒙用意，以及与孩童视角共存的那个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他并未拘泥于艺术手法分析层面，而是更进一步，通过对行文方式和写作技巧的感悟性分析，揭示出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感情倾向以及行文中暗含的传统批判和思想启蒙。同时，作者不自觉地利用了互文性分析的方法，将《朝花夕拾》与鲁迅的生活经历以及相关的文学创作联系起来，或对照或佐证，多方面阐释文本，丰富了论述角度；并且观照现实，在向前回溯的同时，也向后关联，将鲁迅在写作《朝花夕拾》时期前后的经历、感受、思想与其之后的人生轨迹联系起来，充分体现文学的现实指向。
与《朝花夕拾》类似，这本书也是作者在经历非常态化生活、感觉“无聊颓丧”时构思而成的；同时，还是他时隔三十年，用朴素的方法回归文学鲁迅和鲁迅文学、回归自己生活的一次尝试。作者有意放弃了以往学术研究的写作范式，而从自己切身的文学感受、文学欣赏、文学理解、文学情怀的人文审美经验出发，用“从未这样写过鲁迅”的方式重述鲁迅，不仅实现与鲁迅的再对话、对鲁迅的再认识，也获得了自身情绪和心理的缓释。可以说，这本书的写作实际上也是作者鲁迅研究的一次“朝花夕拾”。
吴俊《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拾〉》
作者：罗瑜涵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