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谈两个期望。第一个就是关于跨学科，我觉得要真正落实到研究当中去，因为我们很多的人文学科，尤其在现代是被边缘化的，包括艺术学的各个学科，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人文”两个字，把它反过来念就是“文人”，中国的文人是有一个传统：左琴右书。大家都知道，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就是这样，但是到现代这个传统没有了。文人被知识分子阶层所代替，“左琴右书”也被“左IT右English”所代替。把英语和电脑当成知识分子的必备技能，也就更加工具化了。但是“人文”这两个字如果没有审美，没有艺术，恐怕就显得不够丰富。

所以我认为，真正的跨学科研究，要把艺术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等都包括在里面，而不能仅仅是文学。更重要的是，还要对中国文人的人文修养、人文环境、审美传统加以研究，加以继承。还应该探讨，在从文人到知识分子的变化过程当中人文内容的丧失——这，可能与“现代”二字脱不了干系。

不过今天看到所长和副所长站在台上接受任命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文研究所有点意思，也是左琴右书。平原兄的书，还有王风兄的琴。可能有些朋友不了解王风的另一面，他是当代古琴圈很有影响的一位琴人，他不但自己操缦，自己打谱，对琴学包括琴史和古琴鉴定也是深有研究的。所以看到平原兄和王风兄站在这儿，我就想到“左琴右书”，如此，这“人文”两个字，真的是看到了它的前景了。

另外的一个期望，就是希望能够把人文学科从书斋里解放出来，做到文献和田野并重，历史跟现实并重。

我常常跟学生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三根柱子两层楼”。三根柱子是儒释道。两层楼，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学者都在楼上生活着，楼上是我们的孔孟老庄、经史子集、唐诗宋词……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文字作为载体。但是下边还有一层楼，下面这一层楼，我们把它当做草根文化，但也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多以口头传承作为载体，是口传心授的。我们今天把这部分内容统统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部分其实是我们人文研究的一个广阔的领域。但是我们大部分学者常常是在书斋里生活，很少关注田野，关注现实生活。

那么，如何做到文献和田野并重，历史和现实并重？要发展今天的人文学科，就必须要做一些田野的工作。

当然这只是我对平原兄的期望。作为领导，你要掌握平衡，你要心中不仅仅有书斋，还要有田野，而不是要求每一个学者都要这么做。因为每个学者的专业不同，兴趣不同。

所以我只是想提醒平原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大块，是我们今天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们文化复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中国从二十年前开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也进入了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们的视野。过去不被重视的民族民间文化，今天不但有了一个新的名称：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在重新唤起民众的历史记忆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截至今天，我们中国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一共有四十多项，是世界第一。但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在国内建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我们建立了一个四级的体系：县、市、省、国家。从2006年开始到今天，一个庞大的、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体系已经建立起来。通过几万名非遗保护工作者的普查，进入我们国家的四级体系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经有10万个左右，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已经有1557项。

非遗保护的是人，是传承人。我们还建立了一个与四级保护体系相对应的四级非遗传承人制度，经过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申报和评选，今天我们国家级的传承人已经有3062人。但是这3062位国家级的传承人，从2007年到今天已经去世了644位，也就是说，这些宝贵的非物质化遗产几乎每天都面临着消亡，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也一个个陆续老去，要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我想，我们人文研究所如果能够把我们的事业从书斋投向更广阔的田野，能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包括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贡献我们的力量，这应该是今天现代中国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寄期望于新的所，也寄期望于平原兄和你的这些同侪们，能够带领着中国的学界，在北大这个本应该高举旗帜的地方，把我们的人文旗帜举得更高。

文/田青（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