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债子还”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父债子还”是古代债务关系中的一项通则，被中国人视为天经地义。有人因此批判传统的法律文化漠视子女的独立性，将他们当成了父亲的附庸；但也有人从另外的角度，认为“子还父债”恰恰反映了中国人讲诚信的传统美德。
但是，如此臧否的人未必知道，传统中华法系中实际上并无“父债子还”的规定，宋朝的立法还否决了“父债子还”的有效性，直到明清时，法律才承认“父债子还”。当然，“父债子还”作为民间习惯法出现的历史，则相当早，从出土的唐代借贷契约文书，便可以看到“若身东西没落者，一仰妻儿及收后保人替偿”之类的文词，意思是说：若借款人身故，债务将由他的妻儿、继承人或担保人负责偿还。但这一“子还父债”的合同条款，应该只是私人间的约定，因为查唐朝法律，并无“子还父债”的规定，法律只是要求债务人“家资尽者，役身折酬”；“负债者逃，保人代偿”。
最早让我对“父债子还”在传统社会里的法律效力产生疑问的，是宋人钱观复的墓志铭，里面有一个细节是这么说：“初，朝议公（钱观复之父钱衍）尝称债于人，至三百万。晚岁赀产耗，无以偿，忧见于色。君（即钱观复）窃诣子钱家，以己名就易劵，别示必偿，朝议意乃安。”这段记载说的是，北宋末南宋初，有一位叫钱衍的苏州人向“子钱家”（高利贷商人）借了3000贯钱，晚年因为家中开销过大，偿还不了债务，很是忧虑。他的儿子钱观复得知后，悄悄找到“子钱家”，将债务合同的债务人换成自己的名字，然后回家告诉父亲，这笔债务由他来偿还。钱衍这才安下心来。
看这个故事时，我心想：如果宋代有“父债子偿”的法律义务，钱观复应该不用跑到“子钱家”那里重订合同，因为这显然是多此一举。反过来说，如果儿子没有偿还父债的法律责任，重订合同就是必要的程序了。
但，如果没有查宋朝法律，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父债子还并非法律义务”。中国传统民商法发展到宋朝时，已经相当发达了，不但法律中有专门的“理欠”立法（相当于《债务法》），政府居然还成立了“理欠司”（相当于债务清偿执行局）。查《宋刑统•公私债务门》与《庆元条法事类•出举债负/理欠》，我找到了两个比较有意思的条款：“理欠令：诸欠官物有欺弊者，尽估财产偿纳；不足，以保人财产均偿；又不足，关理欠司；又不足，保奏除放”；“诸欠无欺弊而身死者，除放；有欺弊应配及身死而财产已竭者，准此”。
根据这两个法律条款，我们可以知道：在宋代，债务人有偿还债务的法律义务，如果恶意欠债不还，将以其财产清偿；如果资不抵债，以担保人的财务填还；如果还不足以偿还债务，将债务人关押入理欠司（意味着其家人要筹资还债、赎人）；若还是不足以还清债务，则按程序“除放”债务，债务至此宣告结束；如果债务人身故且无欺弊记录，其债务也随之消灭；如果债务人有欺弊记录，但已受过处理、财产已经清偿，债务也将因债务人身故而消灭。换言之，债务人的子女并无偿还其父母生前欠债的法律义务。
南宋绍熙年间，民间有人拖欠官债，已经用债务人与担保人的资产清偿，但资不抵债，有关部门勒令债务人的亲戚填还。朝廷针对这一现象，发布法令，禁止政府部门向债务人亲属索债：“在法，违欠茶盐钱物，止合估欠人并牙保人物产折还，即无监系亲戚填还，及妻已改嫁尚行追理之文。”
我从南宋《庆元条法事类》里还看到一则更富有现代性的债务清偿条款：“诸欠人纳尽家资，已经官释放后别置到财产者，不在陈告之限。”这里的“不在陈告之限”，意为不列入诉讼的范围。整个立法条款的意思是：债务人以其所有资产清偿债务，尽管资不抵债，但已按程序宣告债务消灭，之后债务人若因种种原因别置到财产，债权人不能因此起诉他，向他再索债。这一立法，是不是有点接近简约版的“个人破产法”？
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根据宋朝的债务立法，负有偿还债务义务的法律主体，只有债务人本人以及担保人，其他人无此义务。一项债务的清偿顺序大体上是这样的：
1）债务人本人为第一清偿责任人，如果他欠债不还或无力偿还，债权人可以向担保人追债；
2）如果担保人不能偿还债务，将由官方清算债务人名下财产，以其财产偿还债务；
3）不足部分，以担保人的财产抵债；
4）债务关系至此消灭，不管债务是不是已经完全还清；
5）债务人之后若获得新的财务，将不需要抵债。也就是说，宋朝法律并不承认“父债子还”的约束力。
不过，有证据显示，至迟在明清时期，“父债子还”的民间习惯已获得国家法律的承认。明代判词集《廉明公案》收录的一则判决书说：“父债子还，律有定例。”清代的樊山判词也提到：“俗语云：‘欠债换钱’，又云：‘父债子还’，乃是一定之理。”可知当时的法官在裁决债务纠纷时，一般都会认可“父债子还”的习惯法。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则清末光绪年间的债务诉讼判决文：“黄知高之父新春，实有契借吴漳发银洋三十元，并货钱二十余千，无如知高弟兄二人均属寒苦，断将利银减免，由知高以家存器具抵还银四十元，作为清账，具结完案。此谕。”被告人黄知高被法官判拆违家产偿还父亲的欠债，尽管他本人的生活可以用“寒苦”相形容。如果这一诉讼案发生在宋代，我相信，宋朝法官会根据“诸欠无欺弊而身死者，除放”的立法，将黄知高之父的债务“除放”掉。
如此说来，宋朝的债务立法可能更具现代性，而明清时期的债务立法反而恢复了一部分中世纪色彩。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