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士人与皇权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中古士族文化中“寒素”概念的所指同样复杂而微妙。如果我们把目光聚集在士族女性身上，将入仕朝廷代换为入选宫闱，则可以大大简化问题，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
在中古社会，得到良好教育而能吟诗作赋的女性凤毛麟角，其中入宫为妃者更是屈指可数。她们的生平事迹本不待笔者多言。本文意在从士族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那些耳熟能详的细节。
女诗人成为高级妃嫔，始自汉成帝时的班婕妤。汉成帝与班婕妤的因缘，更多地有一些偶遇的味道。成帝并未特意征召才女入宫，班婕妤是以世家之女的身份入宫的，入宫时其仅为身份最低的少使，禄视四百石。非权贵的中等士族女儿入宫为低级嫔妃，只是正常的礼制，并未见出优待。但成帝很快就“大幸”班氏，将其擢升为“视上卿，比列侯”的婕妤，显然是折服于班氏不让须眉的才学和儒家人格魅力。
成帝是崇尚儒学的。王葆玹先生在《西汉经学源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中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成帝朝才实际完成，只是出于其他原因才全部归功于汉武帝。此前没有先例告诉成帝，女性也可以拥有儒者的才学和胸襟。成帝见到班婕妤这样的人物，一定是万分惊喜的。班婕妤的擢升，也应看作当时崇尚儒学的一个表现。
班婕妤除了文采飞扬，也是儒家礼教的虔诚践行者。成帝出于宠爱想要与她同辇，却被她认为不合礼法，严词拒绝。班婕妤的做法，让人觉得有点儿“别扭”，按理说，帝王与爱妃同辇一般是由外朝的方正宿儒来反对。班婕妤身为女性，自己把这样的话说出来，是做了本该由儒生做的事。在今天看来，班婕妤未免显得有些迂腐，但应看到，她对儒家理想的践行，并非限于把自己放在柔顺、附庸的地位，而是与男性儒士一样，试图构建一个理想中的社会秩序。这也显示出这位儒家才女独特的人格魅力。
可惜，汉成帝和班婕妤的故事并没有美好的结局。班婕妤和许皇后一起，受到赵飞燕姐妹的构陷，被指控从事巫蛊活动。巫蛊是与儒家礼教背道而驰的，班婕妤以儒家礼教立身，赵飞燕便用最不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事来诬蔑她。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儒，大多受过这个手法的诬陷。班婕妤的侄孙班固，在《汉书》中力陈了班婕妤的冤屈。
汉成帝并没有处罚班婕妤，反而赏赐她百金，以示安抚，他大概仍然是希望班婕妤留在自己身边的。而班婕妤却早已对一切感到厌倦，或许，她已看透汉成帝并不足以实现儒家理想的圣王政治，于是，她自请到长信宫去陪伴太后。有人认为，班婕妤是在保护自己。其实，在不可能跟皇帝离婚的前提下，这是班婕妤抛弃汉成帝的唯一办法，就像对皇帝失望的男性儒士会选择归隐田园一样。
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在归隐长信宫期间，班婕妤写下了她的名作《自悼赋》。一个人最好的作品，总是产生于最失意的时候。男性士人最常见的失意是被贬谪，班婕妤则以女性的方式感受着类似的命运。
作为女性，班婕妤的出处进退无不与古代男性儒士的命运暗合。她的故事不断为后世的诗人所吟咏，也是因为她更能激发男性士人的共鸣。
在与班婕妤的关系中，汉成帝是失败者，他给后世留下了宫闱不修、不知崇礼贤女的印象。汉成帝连一个班婕妤都不能善待，足见他没有能力按照儒家的理想治理庞大的汉王朝。班婕妤的样板，却让后世的帝王蠢蠢欲动。他们也想得到这样的才女，与之讲论诗礼，更以其存在彰显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一旦有机会，他们就要复刻汉成帝与班婕妤的相处模式，而无视其悲剧结局。他们或许在幻想，“这一次我可以做得更好”，从而可以证明自己比汉成帝更适合统治这个国家。
为了续写班婕妤的故事，帝王们尝试过各种办法。
一种办法是征召权贵家的才女为贵人，然后封她们做皇后。比如和帝邓皇后为太傅之孙，顺帝梁皇后为大将军之女。她们也终生奉行儒家道德，透露出模仿班婕妤的痕迹。她们渴望成为班婕妤，她们的皇帝丈夫则渴望娶到班婕妤，一代又一代的东汉皇后，替班婕妤经历了故事的美满结局。
遗憾的是，东汉的这些儒士皇后，再也没有人像班婕妤那样，写出传世的诗赋。从入宫后的表现来看，她们的“女德”并非一味地柔顺，而是真正体现了儒家理想；她们作为太后能称制、治理国家，文化水平确实不低。说她们娴于经史，当非溢美之词。她们没有成为文学家，并不是因为她们的智力和知识逊于班婕妤。这或许是因为，她们的人生如愿以偿，没有经历足以激发文学创作的挫折。皇后不能成为文学家的原理，或许正与男性权臣很难成为文学家相同。
另一种方法是，请素族才女入宫做女官。典型的例子有班婕妤的侄女班昭。后世的效仿者，则有吴大帝时的虞赵氏、南朝宋齐间的韩兰英等。她们都自有夫婿，在宫廷中任职时间很长，跨越了几个皇帝，甚至可能经历改朝换代。她们以长者的形象出现，是后妃的老师，也是男性儒士为帝者之师的翻版。
初唐的上官婉儿虽有妃嫔封号，但也类似这种情况。中唐的宋若昭姐妹五人，经历德宗至敬宗多个帝王，德宗对她们“不以妾侍命之，呼为学士”，也属于类似情况。
这些做女官的才女，也形成了一个序列。她们都出身于与皇权有一定距离的儒素之家。她们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创作丰富，都是当时一流的女作家，更接近班婕妤的样子。她们都辅佐过多位帝王，不曾与某一位帝王存在男女之情。
然而，古代社会能提供给女性的官职毕竟有限，这使得行动囿于宫闱之内的女官，看起来总像是皇帝家的高级奴仆，仍然显得不够尊崇，与皇帝不够亲近。当条件许可时，皇帝又会做起纳素族才女为妃的梦。
晋武帝司马炎在登基之初，就“博选良家以充后宫”。左思之妹左棻就是此时入宫，充任地位仅次于皇后的贵嫔。关于此事，《晋书·后妃传》有一段可以做多种解释的描述：
晋武帝司马炎像
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奋、廷尉诸葛冲、太仆臧权、侍中冯荪、秘书郎左思及世族子女并充三夫人九嫔之列。司、冀、兖、豫四州二千石将吏家，补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
可以看到，入宫女子分为两个阶层：左棻与大将军胡奋之女胡芳及其他“世族子女”一样，属于较高的阶层；其他二千石级别的地方官及武官的女儿，属于较低的阶层。事实上，左棻与胡芳同拜贵嫔，地位尚高于其他高官世族之女，更是远远超过普通二千石之女。耐人寻味的是，左棻之父此时为殿中侍御史，官俸尚达不到“二千石”。如果过分强调“寒素”政治地位之低下，这里就显得不好解释。有人甚至将最后一句曲解为：“名家盛族”之女都逃避入宫，所以入宫者都是“寒素”。这无法解释“世族子女”四字何以在列，说司徒、镇军大将军、廷尉之女皆属寒素，也过于牵强。更直接的解释是：之所以逃避入宫的都是世家女，是因为选妃的范围就是世家女，寒族女子不存在是否逃避入宫的问题。只不过，因为此时皇家威信不高，所以世家女多不愿入宫，但不排除仍有少数世家决定送女入宫。“世家”高于普通二千石，权贵之女的地位要更高一些，将她们一律称为“寒素”，是不适宜的。
左棻在这个妃嫔名单中显得极为特殊，却又获得了与其他人一样的待遇，甚至是优待。晋武帝的两位贵嫔，一位为大将军之女，一位为能作赋的才女，这似乎隐隐呼应着东汉皇后与班婕妤两条路径。左棻在后宫并未受到冷落。《晋书·后妃传》载：
（左棻）姿陋无宠，以才德见礼。体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
看上去，晋武帝和左棻之间没有什么爱情，但至少晋武帝对左棻是极为尊重的。晋武帝甚至在游览时，还会记得特意去探望左贵嫔，与其谈论文学，对于一位“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的放荡帝王来说，这个举动是不寻常的，证明左棻在晋武帝心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作为致力于大一统的帝王，得到士族的文化认同是重要的，在世家女还在逃避入宫的时代，能获得像班婕妤一样的妃子，这仿佛为晋武帝增加了汉家皇帝般的荣光。是左棻给了晋武帝体面，而非晋武帝给了左棻恩赐。
由此可以看出中古妃嫔制度的一些“潜规则”：从皇帝的角度看，一旦统一了中华，就需要招致才女为妃，来证明自己在文化上的合法性。从备选妃嫔的角度看，“二千石”的女儿才可以入宫，世家的女儿才可以做高级妃嫔，但如果是通经史、作赋颂的才女，则不仅入宫条件可以比“二千石”放宽一些，而且入宫后的地位不亚于权贵之女，甚至比权贵之女还要优越。
这形象地说明，掌握文化的阶层，不混同于权贵，但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其优越性取决于掌握文化的程度，而不得以其官阶加以量化。出身于儒素之家的文学之士，社会地位几乎等同于权贵，而高于“二千石”的“将”与“吏”。
那么，是不是说，升迁无望的官员，可以通过将女儿培养成超级才女，来提升家庭阶层呢？如果这样，这种家庭的女孩子，是不是需要出于功利的目的拼命读书呢？从现实的历史来看，超级才女出现的概率，远远小于六品官擢升为五品官。如果选择用这样的路径来提升阶层，希望未免过于渺茫，还不如做父亲的自己好好努力。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复制左棻的路径。因为，成为超级才女，对天赋的要求太高了，家庭的支持、个人的努力，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穷人家的女儿从未成为超级才女，是因为她们得不到充分的教育，但，教育的作用是有上限的，权贵家庭比起殷实向学的儒素家庭，并不能提供明显优越的教育。在同等的教育水平下，天赋的作用就很关键了。权贵之家不产生超级才女，并非像人们直觉的那样，权贵女儿不肯努力，而是权贵阶层的基数太小，随机产生的一流文学家，更有可能落在基数较大的儒素家庭。
左棻虽然亦未被封后，但她的命运要好过班婕妤，大概是晋武帝吸取了汉成帝的教训。与班婕妤一样，左棻也有赋传世，她没有与帝王恩断义绝的经验要书写，就只好写《离思赋》，写离开娘家的愁思。这里似乎有刻意模仿班婕妤之嫌。据说，这篇赋甚至是“受诏”作的。除赋以外，左棻也会为去世的皇后作诔，为新封的皇后作颂，履行文士的职责。
南朝刘宋时，鲍照曾对宋孝武帝说：“臣妹才自亚于左棻，臣才不及太冲尔。”（《鲍参军诗注》，中华书局，2008，403页）
鲍超像
不知鲍照对皇帝说这句话的用意为何，但至少可以看出，鲍照、鲍令晖在成长过程中是以左思、左棻为榜样的。不过，宋孝武帝大概是因为统一大业遥遥无期，并没有汉成帝、晋武帝那样的闲心。在大乱世中，纵有才女，也再无法复刻左棻的经验。
当李唐王朝坐稳了大一统的江山，晚年的李世民心思又开始活动了，他征召了南方才女徐惠入宫。徐惠从才人做起，很快升到婕妤、充容，身后追赠贤妃，在后位虚设的时代，成为进入《后妃传》的重要妃嫔。
在徐惠擢升充容时徐惠之父才获得“水部员外郎”的官职，看起来，徐惠应该算是出身寒门。然而，从她“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作楚辞来看，徐惠幼年接受的教育很好，在古代社会（特别是战乱刚刚结束的时代）能这样教育幼女的家庭，是很不同寻常的。
《新唐书》只称徐惠为湖州人，“湖州”恐怕是她的出生地而非郡望。徐惠出生于南朝故地，家教如此突出，令笔者不由联想，她会不会与徐陵存在一定关系？在士族社会，名族往往垄断优势资源，再加上有地位者往往会联宗，因而在同地域同姓氏的名人间产生联想，并非完全多馀。陈朝灭亡后，陈朝文学重臣徐陵在政治和文学上都受到贬抑，如果徐惠与徐陵存在关系，史官也有动机加以回避。这或许也可以解释，徐惠的父亲能给女儿提供顶级的文学教育，却不能在唐王朝获得像样的官职；可以解释，史官在惯为传主攀附名门的时代风气下，却对徐惠家世语焉不详，说得好像徐家只是突然从平民中脱颖而出似的。
即使徐惠与徐陵毫无关系，也应看到，徐家累世生活在宫体文学繁盛之地，接受的是南朝的诗学文化。陈朝有妃嫔参与唱和的先例，即使其文学水平不高，但“满宫学士皆莲色”的一时盛况，势必会给陈朝子民留下深刻印象，从而有力地促进女性学诗。因此，我们不应忽视徐惠身上的南朝诗学背景。
隋唐的前身北周，原本诗学文化相对落后。是庾信带来了南朝诗学文化，李世民等关陇贵族热爱宫体诗，是笼罩在庾信的影响下的。庾信本与徐陵并称，但由于陈朝是最后的被征服者，徐陵在初唐的地位已无法与投奔北周的庾信相比。作为政治家，李世民当然首先要维护关陇贵族的利益；作为贵族文学家，李世民却无法挣脱少年时代接受的文化影响，难免对南朝文化生出隐秘的向往，李世民重用的南朝士族虞世南，就曾是徐陵的弟子。在回顾六朝文学时，李世民往往不像魏征等山东士族那么激烈，而是会做出一些有利于南朝的折中，或许也与此有关。坐拥四海之后，李世民难免会对真正的南朝怀有一点好奇，想看看曾经与庾并称的徐。召善于作诗的徐氏才女入宫，或许就有这样的心理。从政治家的角度讲，这也不失为向南朝遗民表示友善、宣示主权的一种有效策略。
徐惠对李世民也并不客气。她借吟咏班婕妤故事，写道：“一朝歌舞荣，夙昔诗书贱。”她自己明明是因为“诗书”被召入宫的，却还在“敲打”皇帝说，你可不要像汉成帝一样，为了擅长“歌舞”的佞幸之辈，委屈了真正对你有意义的“诗书”啊。徐惠似乎很自觉，知道自己在承担班婕妤的角色，甚至因此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也不太看好。
更有甚者，徐惠还写诗给李世民说：“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在封建时代，帝王的诏令是任何人都不可违抗的，徐惠居然说“讵能来”，好像拒绝帝王的召见是天经地义一样，公然嫌帝王对自己的厚待还不够。说得如此自然，又如此豪迈。虽然有点戏笔调侃的成分，但在封建时代的诗歌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徐惠的这两首诗能广泛流传，原因之一是能够引发士人的广泛共鸣，特别是写出了贞观年间士人的心声。这个时代的士人对皇权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对帝王存在微妙的疏离感。李世民需要尽可能地与他们合作，才能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比起班婕妤的谨重守礼，徐惠更多地表现出了文人的清高风骨。看似简单的几个字，却是不那么容易写出来的。
徐惠敢这样写，也反映出李世民对她的宠爱、纵容，乃至隐隐的敬畏。徐惠并没有什么和皇权关系密切的出身，却得到了皇帝异乎寻常的重视。如果说，徐氏的政治地位可能因改朝换代而急剧下降，那么，由于中古的社会意识，徐氏的社会地位并没有下降，徐惠的实际身份仍然高于一般的高官之女，徐氏的政治地位也终将获得某种补偿。
值得一提的是，《红楼梦》中的贾元春，“才选凤藻宫”，而父亲只是一个员外郎，这在清代很难找到类似的原型。贾元春的形象，很像是班婕妤、左贵嫔、徐贤妃三人捏合的产物。
从三位才女妃嫔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实现了大一统的封建帝王，是需要纳才女为妃的，这是他们证明自己合法性的一种手段，是他们尊崇儒士的一种表现，也透露出帝王对士族文化的渴望。才女嫔妃的出身可以放宽，往往出自与皇权关系不甚紧密的儒素之家，而其实际地位高于一般的世家女子。才女嫔妃除擅长诗赋写作外，还会践行儒士的道德理想，对皇帝呈现某种疏离的姿态，是儒士人格的女性版体现。才女嫔妃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女性的才学在中国传统中受到一定的尊重，才女文化是与儒士文化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2年第9期
编辑/王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