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属于人，了解了人，无论你学到什么新的知识，都能结合在一起，不会有断裂的感觉。因为任何知识都要回归到人的本分，知识回不到人的本分，那个知识就一定会出问题。

其实过去的知识分子是有一种叫做“风范”的东西，就是他们对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虽然现在讲起来简直就像在讲天宝遗事，这些老先生很多都过世了。他们经历整个近代史这么一个大变迁时代，锻炼出一种知识分子很特殊的“风范”。风范听起来很抽象，我自己的观察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基本上就是他们从小读古书，不管是中国的或是日本的，受到东方文明非常优秀的训练，使他们对于人性有一种道德上的相信。

我们读古书，如《庄子》《老子》《论语》《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很少是技术、知识上的东西。所以过去的知识分子在“人文”这个部分，基础深厚。后来他们也开始读西方经典，读到十九世纪时一些人文主义很强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接着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社会革命，譬如说五四运动，或者后来更晚一点的中日战争，他们在这里面历练很多。所以当他们到台湾尘埃落定时，我想他们身上真的有一种成熟，是后代的知识分子无法超越的。

战后稳定下来了，他们把对人的关怀转化成对教育的理想和热情，几乎是当成宗教一样的投入。我一九七六年从巴黎回来时，认识了俞大纲老师，他那时候在馆前路有一间办公室，每个礼拜三早上在那里读唐诗，读李商隐、读李贺。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后来创办汉声杂志社的吴美云、黄永松，还有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吴素君、郑淑姬，雅音小集的郭小庄、我、奚淞。我们这一批人在那边上课，也不是为了考试，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去见俞老师觉得很快乐。

在那边，我常常会提出跟俞老师不一样的想法，别的人会觉得很不礼貌，可是俞老师跟我很好，我会觉得，其实他就是对人文的相信。所以在俞老师过世的葬礼上，我们这一批人特别会觉得身上有一种负担，我们要继承俞老师所构成的东西，就是文化，并且把它传承下去。

譬如说林怀民会关心民间戏曲，是因为俞老师有一次跟我们跑到板桥，到庙里去看歌仔戏。过去我们觉得俞老师成长自文人家庭，应该不会接触民间歌仔戏，结果歌仔戏一开始，老师就跟我们讲歌仔戏的内容，我们吓了一跳，问俞老师怎么都知道？他说，其实戏曲就是那么几个源流，歌仔戏、川剧都是一样的源流，那就是所谓“文化的根本”，所以即使没有看过歌仔戏，他还是知道这个典故是出自《左传》。这就是说，你如果有办法把文化的根本弄好，后面很多事情就很顺利，但我们现在的做法却恰恰相反，追求支微末节的东西，反而把“本”失掉了。

亲近这位老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也让我今天不管怎么样，都会回头去读像十三经这样的古籍，这些书里面讲的都是很根本的、关于人性的东西，就是做人的纲要。我想，知识属于人，了解了人，无论你学到什么新的知识，都能结合在一起，不会有断裂的感觉。因为任何知识都要回归到人的本分，知识回不到人的本分，那个知识就一定会出问题。

本文来源：《生活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编辑/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