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读者朋友，今天专门谈《鲁迅锦言录》。这本书2018年10月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领读文化公司选题策划，编者是我，陈漱渝。全书共分六个部分：一，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鲁迅论中国人。二，掀掉人肉筵席——鲁迅论旧中国。三，汉唐气魄——鲁迅论文化。四，人无完人——鲁迅论人物。五，鲁迅的辩证法——明快的哲学。六，细嚼黄莲不皱眉——鲁迅论人生。
那什么叫做“锦言”呢？我理解，锦言就是作品当中最为出彩的那一部分，相当于一部宏大交响乐中的华彩乐章。格言、语录都很短，选编的时候难免断章取义；而作品篇幅又相对长。即以鲁迅作品为例，仅创作部分的汉字用量就多达300余万字，版面字数更要超过这个数字。鲁迅译文字数跟创作部分相当，再加上编校的古籍，字数大约近一千万字。一般读者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通读全部鲁迅作品，而鲁迅锦言比语录完整，比全部文字精练。像我编的这本《鲁迅锦言录》，就不到24万字，但鲁迅作品——主要是杂文的思想精华可以说是尽收其中。这就好比我们登了泰山，游了黄山，去了九寨沟，又饱览了苏杭美景，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就大体领略了一样。
什么叫思想？鲁迅能不能称之为思想家？这个问题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有人说鲁迅顶多只能称之为思想深刻的文学家。出现这种分歧，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尺度不同。你用中国的标准，他用英国的标准，还有人用日本的标准，量出来的结论就必然不一样。
我以为，所谓思想，就是一种观念，一种认识。人跟动物的重要区分就是有思想。思想是客观存在在不同人大脑中反映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人都有思想，只不过有正确和谬误之分。凡符合客观实际的都是正确思想，否则就是错误或片面的思想。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思想家呢？有人说，思想家必须有峨冠博带般的厚重著作。我觉得这种看法有些绝对化。出现在公元前571年的老子被人排名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但他的代表作《道德经》却只有五千言。孔子是思想家这毫无疑义，但他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一部《论语》，只不过是他弟子记叙他言行的书，篇幅也不长。
所以，在我看来，作为思想家的标志，主要并不取决于他著作的数量，而在于其思想的深广度和原创性，古今中外富有独特思想和智慧的人，看问题都会有一定的深广度：人们看到表象，他能看到实质；人们看到局部，他能看到全局；人们看到眼下，他能看到过去与未来。鲁迅就是这样的思想家，下面我会举出具体的例子来证实。另外，凡思想家都会继承前人的成果，又都能跨越前人，不会在前人面前亦步亦趋。这部《鲁迅锦言录》另有一个书名，取自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叫做“从来如此，便对么？”这句话彰显的是鲁迅逆向思维的特征。他不允许别人恣意在他的头脑里跑马，对于那些似乎毋庸置疑的传统观念，他总会去问一个为什么，决不盲从，这样他就获得了思想的原创性。
原创性，也可以视为是一个思想家的独特标志。比如提到老子，我们就会想到他的“无为”观念，他对于“道”的论述。提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我们就会想到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提到马克思，我们就会想到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提到爱因斯坦，我们就会想到他的相对论。
凡中国的读者应该对《西游记》这部小说十分熟悉。《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人物大多虚构，但有一位主人公是有原型的，那就是师父唐僧，取自公元七世纪唐代高僧玄奘。玄奘历时四年，行程五万里，从印度取回657部佛经，并着手翻译（如《瑜伽师地论》），但他并没有什么原创性思想，所以只能称之为翻译家、旅行家，一个舍身求法的历史名人。鲁迅则不同，像“阿Q精神”，这就是鲁迅对中国人的负面精神现象第一次进行的概括，具有原创性，是鲁迅带标帜性的思想。再如，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尊崇的礼教（即旧伦理旧道德），鲁迅用“吃人”二字进行了实质性概括，这也是鲁迅的原创。在此之前谁也不敢这样说。鲁迅为什么要把中国的礼教说得这样可怕呢？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宝塔式的结构，礼教的制定就是建筑在“天有十日，人分十等”的等级制的基础之上。广大劳苦大众是宝塔底，而压在最底层的则是妇女儿童。所以，以“三纲”为特征的礼教是一种吃人的礼教。可见，把鲁迅称之为思想家是实至名归。不过，思想家也会有其历史局限，不会事事正确。思想家的错误也是一种遗产，让人更能认识思想的真谛。
下面具体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我编的这部《鲁迅锦言录》，共分为六个部分。头两个部分是谈中国人和旧中国的社会状况。现在有些文学家爱谈“纯文学”，乃至“玩文学”，甚至说鲁迅的特征就是“好玩”。但从鲁迅的文学词典当中找不到这些词汇。鲁迅创作的宗旨十分明确，就是要反映人生，并且改良这人生。也就是用文学来推动社会变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也可以称之为改革家。
旧中国为什么要不得？为什么要变革？现在的青年人大多不了解，至少未曾亲历过，没有切身感受，所以任凭有些人去奢谈所谓“黄金民国”“钻石北洋”。因此，我建议读者去读读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鲁迅论旧中国》，副标题叫做“掀翻人肉筵席”，看看旧中国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旧家庭是什么样子，当时的儿童和妇女是什么样子，当时的科学和艺术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刻不容缓，开弓没有回头箭。
改革靠什么？要靠觉悟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能不自满，不自欺，容纳世界新潮，象黄河的纤夫，一往无前拉着历史航船向前走。鲁迅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岛国变成了亚洲霸主。现在日本发行的一万元纸币正面有一个人头象，这个人就是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他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鲁迅也认同这种观点：先有现代人才能有现代化的国家。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有一句流传广远的话：“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世界各国之间既是命运共同体，又客观存在竞争关系。在这种激烈竞争中，“中国人”要想不被人从“世界人”的行列中挤出去，迫切的任务就是改良国民性。改良国民性，当然要揭发自己的缺点，但这种揭发不是丧失民族自信心，而是要通过民族的自我反省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鲁迅揭示的国民劣根性有种种表现，比如“围观”“官瘾”“情面”“做戏”“观斗”“瞒和骗”“十景病”“太不认真”“少坚信，无操守”等等，其纲领就是“面子”观念。比如，鲁迅在《花边文学·一思而行》中揭露了中国随处可见的围观现象：“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围观”现象反映出的是什么问题呢？第一，是围观者没有是非观。他们只是把眼前发生的事情当成一场戏来看，第二，围观者有时连看戏的观众都不如，因为看戏有时还会动感情，跟着剧中的人物或悲或喜。但围观者是冷血的，他们甚至能把别人的苦痛也当成消遣物加以鉴赏。鲁迅小说《药》里就描写了惊心动魂的一幕：辛亥革命的志士夏瑜（影射秋瑾烈士）为民众捐躯，但民众却围观他被砍头的“盛举”，愚昧的茶馆老板华老栓还买通了刽子手，拿烈士的血去蘸馒头，作为治儿子肺痨病的灵丹妙药。2018年10月28日十点零八分，发生了重庆市万州区22路公交车从长江二号桥坠江的恶性事件。导因是公交车因故开过了站，一刘姓女乘客不依不饶，大骂并殴打司机冉某。司机还手，公交车掉到了江里。当一女乘客跟司机发生肢体冲突时，车上十余名乘客竟无一人劝解。冷漠围观，最终一起丧命。有评论说：“明哲保身，换来轻易丧生！事不关已，那就葬送自己！你若不为正义发声，你就得为邪恶陪葬！”
对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人提出了质疑：说这样做丑化了中国人的群体形象，又把对制度批判的锋芒引向了对民众的批判。但这种说法是误读误解。鲁迅明确讲过，他笔下的中国人并非囊括所有的中国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经忧患，但终于能支撑到今日，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民族的脊梁。再则，鲁迅的笔锋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制度批判，从来也没有把制度批判跟国民性批判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比如有人说中国人不团结，喜欢内耗，是一盘散沙。鲁迅明确地说，这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即使有些中国人像沙，那也是专制政体治出来的，用文言文概括，那就叫做“治绩”。
这本书的第三、第四部分是谈文化和谈人物。当年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两种思潮，一种是“国故派”，另一种是“全盘西化派”。前一派人物是中国文化的守成者。他们坐井观天，昧于时事，不能也不敢睁眼看世界。在他们眼中，中国开化最早，文明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其实都有过：比如外国人发明了飞机，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子就能造风筝；外国人发明了火车，中国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就发明了木牛流马。外国也有乞丐，也有妓女，还有臭虫。五四文学革命十余年之后，中国还有人提倡复兴文言文。这成为了鲁迅撰写《门外文谈》的原因之一。
“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叫陈序经。他有一本书叫《中国文化之出路》，明确宣称中国有全盘西化的必要。他所谓“全盘”，就是希望中国人能“诚心诚意来接受西洋文化的全部”，让中国的固有文化仅仅成为文化发展史上已经逝去的那一部分，相当于化石。他的这种表述，连主张“西化论”的胡适都认为太片面，将“全盘西化”这种提法修正为“充分世界化”。
鲁迅的文化观则不然。在《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提出了一个对于中外文化摄取的总纲领：“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拿来”是一种开放的心态，是一种文化自信，也就是鲁迅所讲的“汉唐气魄”。汉朝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那时对于异族文化既包容，又摄取，促进了汉族文化的繁荣；而不是谈异色变，排斥，害怕，抖成一团。鸦片好不好？当烟来吸就成了大烟鬼，当然不好，倘若制成麻醉药，那就变害为利了。所以，在中外文化面前，首先要占有，关键在于辩别，这样就能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础之上创造出符合国情、符合民族利益的新文化。从表面上看，鲁迅作品中有很多批判旧文化的文字，甚至有些似乎偏激的提法（比如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但实际上鲁迅对中国文化的造诣极深，至少不低于当下的一些国学大师。这从《鲁迅锦言录》的第三卷可以看到。
鲁迅讲过，读懂他的作品有个四字诀窍，那就是“知人论世”。“论世”就是要了解鲁迅作品涉及的历史背景和他本人生活的那个时代，“知人”就是要了解他作品涉及的中外人物和他的同时代人。《鲁迅锦言录》选收了鲁迅对古今中外90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其中有政治人物，大多是作家、艺术家。鲁迅对他们的评价一语破的，堪称经典。比如他指出孔子确是伟大，但死后一直被权势者当成敲门砖加以利用；指出秦始皇虽背上了“焚书坑儒”的恶名，但他并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而且还做出了“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指出曹操并不是戏台上那位花面的奸臣，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这些看法精彩纷呈，都是为前人所未道。
《鲁迅锦言录》的五、六两部分，是我很费了一番心思选编的部分，也是我自己读后深为感动的部分，第五部分是介绍鲁迅的辩证法，第六部分是谈鲁迅的人生观。我没有机会到高等学校任教，但我经常有机会看到高校师生的学术论文，其中不少让我佩服，深感自愧不如，真是一代胜过一代；但也有不少让我难以接受，因为这些论文的观点虽然新奇，但经不起推敲，原因之一就是作者的思想方法片面，偏执，为求新而求新，为颠覆解构而颠覆解构。我由此想到，一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固然重要，但思想方法同样重要。如果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越是努力用功，距离真理反而越远。
2018年11月6日，国家副主席王歧山在新加坡有一个讲话，估计是主持人在介绍他的时候说了一些赞美之词，王歧山接着说，一切名人面前都会面临着周围其它人的捧杀和棒杀。捧杀就是阿谀奉承，棒杀就是恶意攻击。他说，他在捧杀面前不会头脑发昏，而在棒杀面前反而沉着冷静。这其实就是鲁迅辩证思想。鲁迅的杂文《这个与那个》一文当中有一节，就是专门谈“捧与挖”。捧就是群起而捧之，有人是为了谋利，有人仅为了免害。比如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佞臣在他面前报喜不报忧，直到蔡锷将军在云南起义，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才惊呆了，一口气吃了二十个馒头都不自知，结果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就上西天了。棒杀就是否定一切，抹杀他人，使对方和自己一样空无，这也是片面的。
《鲁迅锦言录》第五卷全面介绍了鲁迅是如何用辩证法观察人，观察历史，观察伦理，观察文艺。比如，鲁迅认为，在阶级社会，人的性格感情等一定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他认为名人的话不一定都能成为名言，因为博识家（无所不通的人）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悖就是混乱，违反，偏执）。他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战士身上有伤痕，终竟是战士；苍蝇貌似完美，终竟不过是苍蝇。他认为中国人缺乏坚定的信仰。有些教徒自以为信教，而小百姓却都叫他们“吃教”；同样，有人讲革命，但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其实是吃革命饭。佛洛伊特讲性心理，强调性欲是一切活动的驱动力，连婴儿吃奶也是出于性欲的本能。但鲁迅指出，性欲跟食欲比较起来，食欲是根柢，婴儿吃奶是因为饿，要吃东西，并不是想跟异性接吻。谈到学校，鲁迅认为那是一个小社会，跟周边环境的关系好比大沟与小沟，——大沟的水污浊，流到小沟也不会变得清澈。谈到师生关系，鲁迅当然讲究师道，对老师执礼甚恭，无论在寿镜吾，藤野先生或者章太炎面前，鲁迅都讲“师弟之道”。但又同时提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这也就是西方人讲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谈到艺术，鲁迅强调其世界性，也重视民族性。他所谓“民族性”，是指“中国向来的魂灵”。有人说一切文艺是宣传。鲁迅加以补充和订正，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白色也算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显然，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跟他的洞察力有关，跟他的辩证思维方法也有关。所以，《鲁迅锦言录》的第五部分处处出彩，值得我们反复阅读。
《鲁迅锦言录》的压轴之卷是第六卷《鲁迅谈人生》，我从鲁迅作品中取了一句话做标题，叫做“细嚼黄莲不皱眉”，也就是要笑面人生。人生好比乘船，有顺水，也有逆流；有幸福，也有苦痛。苦痛好比黄莲，要学会细嚼黄莲不皱眉的本领。这样才会宠辱不惊，化险为夷，达到理想的彼岸。
我有一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就是一个思想家精神境界的高度，并非单纯取决于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看法，还取决于如何调节和处理他跟客观世界的关系。有人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三层：第一层是自然境界。这是人生的最低境界，无非就是饮食男女的生存之道。有人问一个放羊娃，问他放羊为啥？回答是：“卖钱”。再问：“赚了钱干啥？”回答是：“娶媳妇。”再问：“娶了媳妇干啥？”回答是：“生娃？”还问：“生了娃干啥？”回答是：“放羊”。这大概就是人的原始本性。这种本性动物界也有。第二层境界是功利境界。人跟动物的不同是有创造性，能建功立业。其动力有的为私，有的讲人我两利。第三层境界有人称之为道德境界，有人称之为灵魂境界，有人称之为天地境界。我种境界的核心就是“利他”——这里的“他”字，即指他人，也指社会，指民众，指民族，指国家，指人类。最杰出的思想家应该是那些有“他人意识”的人，有“民众意识”的人，有“人类意识”的人。鲁迅就是这样的人！《鲁迅锦言录》中有很多掷地有声的句子：“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瘦弱，也以为快活。”早在青年时代，鲁迅就发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这里的“轩辕”，指的就是中华民族。直到临终前，鲁迅想的仍然是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想的仍然是以文艺为沟通人类心灵的桥梁。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描写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左翼作家柔石，说他“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已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我以为这也是鲁迅的夫子自道，鲁迅形象的自我写照。
记得鲁迅说过：要求一个人完美无缺，那没有一个人配活；要求一本书完美无缺，那没有一本书可读。重读《鲁迅锦言录》，我也至少发现了两个不足。一是因为考虑到这本书的成本和售价，不得不删掉了原来编定的一些内容，特别是鲁迅对传统文化中糟粕批判的部分，这就使得鲁迅的文化观反映得还不够充分。二是还有校对不精的地方，特别这本书的题记，是付印前仓促补写的。在介绍本书共分六个部分时，竟漏排了第五部分的标题：“鲁迅的辩证法——明快的哲学”。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失误，其中当然也有我作为编者的责任，应该向本书的读者郑重致歉！
文/陈漱渝
来源：领读文化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