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
赏读|鲁迅的思想宝库——谈谈《鲁迅锦言录》
领读文化 2022-09-25 19:00

各位读者朋友,今天专门谈《鲁迅锦言录》。这本书2018年10月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领读文化公司选题策划,编者是我,陈漱渝。全书共分六个部分:一,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鲁迅论中国人。二,掀掉人肉筵席——鲁迅论旧中国。三,汉唐气魄——鲁迅论文化。四,人无完人——鲁迅论人物。五,鲁迅的辩证法——明快的哲学。六,细嚼黄莲不皱眉——鲁迅论人生。

那什么叫做“锦言”呢?我理解,锦言就是作品当中最为出彩的那一部分,相当于一部宏大交响乐中的华彩乐章。格言、语录都很短,选编的时候难免断章取义;而作品篇幅又相对长。即以鲁迅作品为例,仅创作部分的汉字用量就多达300余万字,版面字数更要超过这个数字。鲁迅译文字数跟创作部分相当,再加上编校的古籍,字数大约近一千万字。一般读者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通读全部鲁迅作品,而鲁迅锦言比语录完整,比全部文字精练。像我编的这本《鲁迅锦言录》,就不到24万字,但鲁迅作品——主要是杂文的思想精华可以说是尽收其中。这就好比我们登了泰山,游了黄山,去了九寨沟,又饱览了苏杭美景,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就大体领略了一样。

什么叫思想?鲁迅能不能称之为思想家?这个问题是存在争议的。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有人说鲁迅顶多只能称之为思想深刻的文学家。出现这种分歧,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尺度不同。你用中国的标准,他用英国的标准,还有人用日本的标准,量出来的结论就必然不一样。

我以为,所谓思想,就是一种观念,一种认识。人跟动物的重要区分就是有思想。思想是客观存在在不同人大脑中反映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人都有思想,只不过有正确和谬误之分。凡符合客观实际的都是正确思想,否则就是错误或片面的思想。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之为思想家呢?有人说,思想家必须有峨冠博带般的厚重著作。我觉得这种看法有些绝对化。出现在公元前571年的老子被人排名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但他的代表作《道德经》却只有五千言。孔子是思想家这毫无疑义,但他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一部《论语》,只不过是他弟子记叙他言行的书,篇幅也不长。

所以,在我看来,作为思想家的标志,主要并不取决于他著作的数量,而在于其思想的深广度和原创性,古今中外富有独特思想和智慧的人,看问题都会有一定的深广度:人们看到表象,他能看到实质;人们看到局部,他能看到全局;人们看到眼下,他能看到过去与未来。鲁迅就是这样的思想家,下面我会举出具体的例子来证实。另外,凡思想家都会继承前人的成果,又都能跨越前人,不会在前人面前亦步亦趋。这部《鲁迅锦言录》另有一个书名,取自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叫做“从来如此,便对么?”这句话彰显的是鲁迅逆向思维的特征。他不允许别人恣意在他的头脑里跑马,对于那些似乎毋庸置疑的传统观念,他总会去问一个为什么,决不盲从,这样他就获得了思想的原创性。

原创性,也可以视为是一个思想家的独特标志。比如提到老子,我们就会想到他的“无为”观念,他对于“道”的论述。提到古希腊的柏拉图,我们就会想到他心目中的“理想国”。提到马克思,我们就会想到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提到爱因斯坦,我们就会想到他的相对论。

凡中国的读者应该对《西游记》这部小说十分熟悉。《西游记》是神魔小说,人物大多虚构,但有一位主人公是有原型的,那就是师父唐僧,取自公元七世纪唐代高僧玄奘。玄奘历时四年,行程五万里,从印度取回657部佛经,并着手翻译(如《瑜伽师地论》),但他并没有什么原创性思想,所以只能称之为翻译家、旅行家,一个舍身求法的历史名人。鲁迅则不同,像“阿Q精神”,这就是鲁迅对中国人的负面精神现象第一次进行的概括,具有原创性,是鲁迅带标帜性的思想。再如,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尊崇的礼教(即旧伦理旧道德),鲁迅用“吃人”二字进行了实质性概括,这也是鲁迅的原创。在此之前谁也不敢这样说。鲁迅为什么要把中国的礼教说得这样可怕呢?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宝塔式的结构,礼教的制定就是建筑在“天有十日,人分十等”的等级制的基础之上。广大劳苦大众是宝塔底,而压在最底层的则是妇女儿童。所以,以“三纲”为特征的礼教是一种吃人的礼教。可见,把鲁迅称之为思想家是实至名归。不过,思想家也会有其历史局限,不会事事正确。思想家的错误也是一种遗产,让人更能认识思想的真谛。

下面具体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

我编的这部《鲁迅锦言录》,共分为六个部分。头两个部分是谈中国人和旧中国的社会状况。现在有些文学家爱谈“纯文学”,乃至“玩文学”,甚至说鲁迅的特征就是“好玩”。但从鲁迅的文学词典当中找不到这些词汇。鲁迅创作的宗旨十分明确,就是要反映人生,并且改良这人生。也就是用文学来推动社会变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也可以称之为改革家。

旧中国为什么要不得?为什么要变革?现在的青年人大多不了解,至少未曾亲历过,没有切身感受,所以任凭有些人去奢谈所谓“黄金民国”“钻石北洋”。因此,我建议读者去读读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鲁迅论旧中国》,副标题叫做“掀翻人肉筵席”,看看旧中国的社会是什么样子,旧家庭是什么样子,当时的儿童和妇女是什么样子,当时的科学和艺术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刻不容缓,开弓没有回头箭。

改革靠什么?要靠觉悟起来的一代新人。他们能不自满,不自欺,容纳世界新潮,象黄河的纤夫,一往无前拉着历史航船向前走。鲁迅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岛国变成了亚洲霸主。现在日本发行的一万元纸币正面有一个人头象,这个人就是日本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他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强盛。”鲁迅也认同这种观点:先有现代人才能有现代化的国家。他在《文化偏至论》中有一句流传广远的话:“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世界各国之间既是命运共同体,又客观存在竞争关系。在这种激烈竞争中,“中国人”要想不被人从“世界人”的行列中挤出去,迫切的任务就是改良国民性。改良国民性,当然要揭发自己的缺点,但这种揭发不是丧失民族自信心,而是要通过民族的自我反省来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鲁迅揭示的国民劣根性有种种表现,比如“围观”“官瘾”“情面”“做戏”“观斗”“瞒和骗”“十景病”“太不认真”“少坚信,无操守”等等,其纲领就是“面子”观念。比如,鲁迅在《花边文学·一思而行》中揭露了中国随处可见的围观现象:“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围观”现象反映出的是什么问题呢?第一,是围观者没有是非观。他们只是把眼前发生的事情当成一场戏来看,第二,围观者有时连看戏的观众都不如,因为看戏有时还会动感情,跟着剧中的人物或悲或喜。但围观者是冷血的,他们甚至能把别人的苦痛也当成消遣物加以鉴赏。鲁迅小说《药》里就描写了惊心动魂的一幕:辛亥革命的志士夏瑜(影射秋瑾烈士)为民众捐躯,但民众却围观他被砍头的“盛举”,愚昧的茶馆老板华老栓还买通了刽子手,拿烈士的血去蘸馒头,作为治儿子肺痨病的灵丹妙药。2018年10月28日十点零八分,发生了重庆市万州区22路公交车从长江二号桥坠江的恶性事件。导因是公交车因故开过了站,一刘姓女乘客不依不饶,大骂并殴打司机冉某。司机还手,公交车掉到了江里。当一女乘客跟司机发生肢体冲突时,车上十余名乘客竟无一人劝解。冷漠围观,最终一起丧命。有评论说:“明哲保身,换来轻易丧生!事不关已,那就葬送自己!你若不为正义发声,你就得为邪恶陪葬!”

对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人提出了质疑:说这样做丑化了中国人的群体形象,又把对制度批判的锋芒引向了对民众的批判。但这种说法是误读误解。鲁迅明确讲过,他笔下的中国人并非囊括所有的中国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历经忧患,但终于能支撑到今日,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民族的脊梁。再则,鲁迅的笔锋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制度批判,从来也没有把制度批判跟国民性批判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比如有人说中国人不团结,喜欢内耗,是一盘散沙。鲁迅明确地说,这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即使有些中国人像沙,那也是专制政体治出来的,用文言文概括,那就叫做“治绩”。

这本书的第三、第四部分是谈文化和谈人物。当年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两种思潮,一种是“国故派”,另一种是“全盘西化派”。前一派人物是中国文化的守成者。他们坐井观天,昧于时事,不能也不敢睁眼看世界。在他们眼中,中国开化最早,文明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其实都有过:比如外国人发明了飞机,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墨子就能造风筝;外国人发明了火车,中国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就发明了木牛流马。外国也有乞丐,也有妓女,还有臭虫。五四文学革命十余年之后,中国还有人提倡复兴文言文。这成为了鲁迅撰写《门外文谈》的原因之一。

“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叫陈序经。他有一本书叫《中国文化之出路》,明确宣称中国有全盘西化的必要。他所谓“全盘”,就是希望中国人能“诚心诚意来接受西洋文化的全部”,让中国的固有文化仅仅成为文化发展史上已经逝去的那一部分,相当于化石。他的这种表述,连主张“西化论”的胡适都认为太片面,将“全盘西化”这种提法修正为“充分世界化”。

鲁迅的文化观则不然。在《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一文中,鲁迅提出了一个对于中外文化摄取的总纲领:“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拿来”是一种开放的心态,是一种文化自信,也就是鲁迅所讲的“汉唐气魄”。汉朝和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那时对于异族文化既包容,又摄取,促进了汉族文化的繁荣;而不是谈异色变,排斥,害怕,抖成一团。鸦片好不好?当烟来吸就成了大烟鬼,当然不好,倘若制成麻醉药,那就变害为利了。所以,在中外文化面前,首先要占有,关键在于辩别,这样就能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础之上创造出符合国情、符合民族利益的新文化。从表面上看,鲁迅作品中有很多批判旧文化的文字,甚至有些似乎偏激的提法(比如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但实际上鲁迅对中国文化的造诣极深,至少不低于当下的一些国学大师。这从《鲁迅锦言录》的第三卷可以看到。

鲁迅讲过,读懂他的作品有个四字诀窍,那就是“知人论世”。“论世”就是要了解鲁迅作品涉及的历史背景和他本人生活的那个时代,“知人”就是要了解他作品涉及的中外人物和他的同时代人。《鲁迅锦言录》选收了鲁迅对古今中外90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其中有政治人物,大多是作家、艺术家。鲁迅对他们的评价一语破的,堪称经典。比如他指出孔子确是伟大,但死后一直被权势者当成敲门砖加以利用;指出秦始皇虽背上了“焚书坑儒”的恶名,但他并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而且还做出了“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指出曹操并不是戏台上那位花面的奸臣,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这些看法精彩纷呈,都是为前人所未道。

《鲁迅锦言录》的五、六两部分,是我很费了一番心思选编的部分,也是我自己读后深为感动的部分,第五部分是介绍鲁迅的辩证法,第六部分是谈鲁迅的人生观。我没有机会到高等学校任教,但我经常有机会看到高校师生的学术论文,其中不少让我佩服,深感自愧不如,真是一代胜过一代;但也有不少让我难以接受,因为这些论文的观点虽然新奇,但经不起推敲,原因之一就是作者的思想方法片面,偏执,为求新而求新,为颠覆解构而颠覆解构。我由此想到,一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固然重要,但思想方法同样重要。如果形而上学地看问题,越是努力用功,距离真理反而越远。

2018年11月6日,国家副主席王歧山在新加坡有一个讲话,估计是主持人在介绍他的时候说了一些赞美之词,王歧山接着说,一切名人面前都会面临着周围其它人的捧杀和棒杀。捧杀就是阿谀奉承,棒杀就是恶意攻击。他说,他在捧杀面前不会头脑发昏,而在棒杀面前反而沉着冷静。这其实就是鲁迅辩证思想。鲁迅的杂文《这个与那个》一文当中有一节,就是专门谈“捧与挖”。捧就是群起而捧之,有人是为了谋利,有人仅为了免害。比如袁世凯当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佞臣在他面前报喜不报忧,直到蔡锷将军在云南起义,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才惊呆了,一口气吃了二十个馒头都不自知,结果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就上西天了。棒杀就是否定一切,抹杀他人,使对方和自己一样空无,这也是片面的。

《鲁迅锦言录》第五卷全面介绍了鲁迅是如何用辩证法观察人,观察历史,观察伦理,观察文艺。比如,鲁迅认为,在阶级社会,人的性格感情等一定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他认为名人的话不一定都能成为名言,因为博识家(无所不通的人)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悖就是混乱,违反,偏执)。他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战士身上有伤痕,终竟是战士;苍蝇貌似完美,终竟不过是苍蝇。他认为中国人缺乏坚定的信仰。有些教徒自以为信教,而小百姓却都叫他们“吃教”;同样,有人讲革命,但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其实是吃革命饭。佛洛伊特讲性心理,强调性欲是一切活动的驱动力,连婴儿吃奶也是出于性欲的本能。但鲁迅指出,性欲跟食欲比较起来,食欲是根柢,婴儿吃奶是因为饿,要吃东西,并不是想跟异性接吻。谈到学校,鲁迅认为那是一个小社会,跟周边环境的关系好比大沟与小沟,——大沟的水污浊,流到小沟也不会变得清澈。谈到师生关系,鲁迅当然讲究师道,对老师执礼甚恭,无论在寿镜吾,藤野先生或者章太炎面前,鲁迅都讲“师弟之道”。但又同时提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这也就是西方人讲的“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谈到艺术,鲁迅强调其世界性,也重视民族性。他所谓“民族性”,是指“中国向来的魂灵”。有人说一切文艺是宣传。鲁迅加以补充和订正,指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白色也算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显然,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跟他的洞察力有关,跟他的辩证思维方法也有关。所以,《鲁迅锦言录》的第五部分处处出彩,值得我们反复阅读。

《鲁迅锦言录》的压轴之卷是第六卷《鲁迅谈人生》,我从鲁迅作品中取了一句话做标题,叫做“细嚼黄莲不皱眉”,也就是要笑面人生。人生好比乘船,有顺水,也有逆流;有幸福,也有苦痛。苦痛好比黄莲,要学会细嚼黄莲不皱眉的本领。这样才会宠辱不惊,化险为夷,达到理想的彼岸。

我有一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就是一个思想家精神境界的高度,并非单纯取决于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看法,还取决于如何调节和处理他跟客观世界的关系。有人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三层:第一层是自然境界。这是人生的最低境界,无非就是饮食男女的生存之道。有人问一个放羊娃,问他放羊为啥?回答是:“卖钱”。再问:“赚了钱干啥?”回答是:“娶媳妇。”再问:“娶了媳妇干啥?”回答是:“生娃?”还问:“生了娃干啥?”回答是:“放羊”。这大概就是人的原始本性。这种本性动物界也有。第二层境界是功利境界。人跟动物的不同是有创造性,能建功立业。其动力有的为私,有的讲人我两利。第三层境界有人称之为道德境界,有人称之为灵魂境界,有人称之为天地境界。我种境界的核心就是“利他”——这里的“他”字,即指他人,也指社会,指民众,指民族,指国家,指人类。最杰出的思想家应该是那些有“他人意识”的人,有“民众意识”的人,有“人类意识”的人。鲁迅就是这样的人!《鲁迅锦言录》中有很多掷地有声的句子:“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瘦弱,也以为快活。”早在青年时代,鲁迅就发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这里的“轩辕”,指的就是中华民族。直到临终前,鲁迅想的仍然是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想的仍然是以文艺为沟通人类心灵的桥梁。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描写了为革命而牺牲的左翼作家柔石,说他“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已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我以为这也是鲁迅的夫子自道,鲁迅形象的自我写照。

记得鲁迅说过:要求一个人完美无缺,那没有一个人配活;要求一本书完美无缺,那没有一本书可读。重读《鲁迅锦言录》,我也至少发现了两个不足。一是因为考虑到这本书的成本和售价,不得不删掉了原来编定的一些内容,特别是鲁迅对传统文化中糟粕批判的部分,这就使得鲁迅的文化观反映得还不够充分。二是还有校对不精的地方,特别这本书的题记,是付印前仓促补写的。在介绍本书共分六个部分时,竟漏排了第五部分的标题:“鲁迅的辩证法——明快的哲学”。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失误,其中当然也有我作为编者的责任,应该向本书的读者郑重致歉!

文/陈漱渝

来源:领读文化

编辑/韩世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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