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的奴隶》一书的主题在我的生活中萦绕多年。半个世纪前，我在研究生生涯之初，就计划将自己的史学训练用于纪录片制作。但我随即被档案和古书里那些来自遥远过往的声音所吸引，特别是那些反抗的声音：一位１５世纪的女作家告诉那些心怀恶意的男性评论人说，女人已经发明了“新的艺术与科学”；新教徒在16世纪的里昂街头游行示威，用法语高唱赞美诗，奋起反抗天主教会；已经出师的印刷学徒工们为提高工资而罢工，并要求有权作为 “体面的”工人与他们师傅同席。于是我搁置了从影计划，转向了写作、出书和讲学。

在数十年的历史学家生涯中，我关注的是近代早期那些处在传统权力和财富中心之外的人：工匠和他们的妻子、城市贫民、农民家庭、女性作家和宗教狂热分子，以及我最近开始关注的新法兰西的印第安人和加勒比、苏里南地区的非洲奴隶。在所有案例中，我都没有把这些人看作英雄主义或消极受害者的化身。在我看来，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具有某种能动性，并由所处时代的特殊环境和 价值观所塑造，有时能顺应，有时会反抗，有受尽苦难之日，有逃之夭夭之时，也不乏改变和尝试。

到了20世纪70年代，对于如何才能理解那些鲜有文献资料留世的男男女女，我有了新想法。这些新想法将引导我回归电影的世界。我开始明白，在对过往的追寻中不仅可以利用民间传说、民间医药、民间谚语，也可以利用狂欢节、婚礼上的胡闹表演以及其他节日庆典和大众礼拜仪式。这种路径意味着用表演这个概念来思考近代早期的文化，并试图以影像来呈现村庄或城市街坊里冲突及团结的戏剧性展开。我渴望一个有滋有味的案例，让我像人类学家那样观察日常经验，而不是将这里一份税单、那里一纸婚书整合成一套叙述。

就在这时，我看到一份当事审判官写下的案情描述，讲述了1560年发生在一个比利牛斯山村的冒名顶替案。有一个男人假装成马丁·盖尔在村子里生活了三年多，甚至骗过了马丁·盖尔的妻子。“这个必须拍成电影！”我心想。

1980-1982年间，我担任历史顾问，协助导演丹尼尔·瓦因和剧作家让-克劳德·卡里埃拍摄影片《马丁·盖尔归来》。与有才华的电影人一起工作，我收获良多。其中一个收获，是有机会看到历史是如何在大学课堂、学术会议、专业期刊和书评之外广泛地展演着。虽然导演有最终决定权，过往看起来如何，听起来如何的决定却取决于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细节，甚至也包括当地村民将哪些牲畜提供给剧组。演员会找到自己的办法演绎16世纪的生活：有的通过研读审判官的描述或有关著述，有的通过讨论马丁·盖尔时代的情感和动机、姿态和手势；有的穿上16世纪的服装，从外部进入角色；还有的从内部，从把握“内心感受”开始——热拉尔·德帕尔迪厄似乎就是这样。观看热拉尔·德帕尔迪厄如何扮演骗子阿诺·迪蒂尔，骗子又是如何冒充马丁·盖尔，使我想到了一些新问题16世纪的法兰西是如何定义自我的。正是在这个时刻，我第一次开始将电影作为一种“思想实验”。16世纪马丁·盖尔所在阿尔蒂加村的记录，连同剧组选作实景地、作为阿尔蒂加村替身的村庄，都成为我再现过往的实验场。

对我来说，马丁·盖尔的故事最后必须也是一本书，而不只是一部电影。我很快认识到，影片虽好，却仍然在某些重要方面远离了历史记录。而且，影片虽然已经多彩而细腻，但史料中的一些复杂之处仍无法被纳入。在为电影担任顾问的同时撰写同名的《马丁·盖尔归来》一书，我认识到用散文讲述历史与用电影讲述历史之间的不同。这个双重体验也使我相信，只要有耐心、有想象力、有实验，以电影为媒介讲述的历史可以变得更有戏剧性，更忠实于来自过往的资料。

这个信念在我普林斯顿大学的课堂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我开设的“历史与电影”讨论课上，学生们努力设计电影艺术性和历史价值兼备的影片。我们相信这是可能做到的，本书就是在这一信念下写成的。我选择描写奴隶制度及反抗奴隶制的影片作为本书的案例，因为这正是我目前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电影中的奴隶》中的影片给予我新的视角，帮助我再一次考察苏里南的种植园、起义和奴隶解放。

选自《电影中的奴隶：再现历史真相的影像实验》【美】娜塔莉·泽蒙·戴维斯著  姜进译；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