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食道一共25厘米，而袁文华的只剩4厘米。

袁文华是北京大兴公安分局观音寺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今年他已经53岁了，2020年他接受食道癌手术时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原本有机会退居二线安稳渡过余下的职业生涯，但他仍然坚持与社区百姓在一起，“因为我怕寂寞。”袁文华说。

他弓了背 白色头 同事感到惋惜“风采不再”

9月15日上午，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大兴观音寺街道附近的幼儿园门前见到了正在执勤的袁文华。他弓着背，满怀笑意地回应着每一位打招呼的学生。清晨的阳光里，警帽已经遮不住他鬓角的白发，仿佛应了孩子们口中“袁爷爷”的形象。

“他以前是当兵的，手术之前身形相当挺拔，可惜……”跟随袁文华工作多年的辅警高培介绍到一半欲言又止。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袁文华生于1968年，在湖北襄阳的一个小村落长大，18岁时他爬上了乘载新兵的车来到北京，开始了部队生活。

当兵的日子很苦，每天训练都掉一层皮。当时袁文华为了改掉自己歪脖的习惯，他用一根针卡在脖子边，“养”成了非常挺拔的身姿。1992年，他退伍选择从警。4年后，调入大兴公安分局老黄村派出所工作。

当了5年的兵、30年的警察，如今在袁文华的交谈中，仍能听出些许湖北乡音。他说自己没有刻意去改，这是他的念想。

以前当警长做打击工作，袁文华身上一直带着部队里拼拼打打的劲儿，做事雷厉风行，从不惜力。

值班时，他永远是第一个到值班室的人，有案子接案子，没有案子就盯在值班前台，让其他兄弟们有时间去休息；出警时遇到危险的情况，他总是冲在前面，把战友挡在身后；办案子时，他坚持事不处理完绝不收兵，同时帮班组兄弟们“扫尾”，让他们专注在办案上；带徒弟时，他从笔录的基本要点讲起，一点一滴抠细节。

袁文华的徒弟王维，如今成了观音寺派出所副所长。他说，“遇到纠纷，袁哥总会追根问底：周围邻居都是什么特点啊？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这事儿最开始怎么来的？他从来都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2013年，随着观音寺派出所成立，袁文华也就开始了社区民警的工作，他的心也扎根在了这里。盛嘉华苑、新居里的4200户居民，就是他每天心里的牵挂。

一场疾病让他失去84%食道 声带也仅剩一侧

2020年，袁文华进入“知天命”的年龄，属于袁文华的故事早已进入平稳的下半段，或许不会再有闪耀或者汹涌。但命运想考验你时，从来不考虑时段。

2020年1月份，袁文华被诊断出食道癌，直到手术时他才告诉单位。即使手术期间也用手机“远程操控”，他说别人不熟悉一些细节工作，再去重新梳理会让同事们太操劳。

一年经历了两次食道癌手术，食道被切除21厘米，身体也暴瘦40斤。

“我的食道只剩下4厘米，贲门也被切除了，手术还划伤了我的声带，你现在听到的声音，都是我右侧声带发出来的。”袁文华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他的胃被上提了不少，就在肺的旁边。

对比以前身着戎装时的照片，现在袁文华面容有些消瘦，两鬓拥有了许多白发，眼窝深陷，唯有那双眼睛十分明亮。

他从左摇右摆的命运里再次站起来，没有抱怨，更没有“躺平”，拒绝了单位退居二线的建议，选择继续投入到社区，守望着社区。

他说自己没有埋怨过命运，只是气自己现在用不上力气，怕身体原因影响了社区工作。“要知道，以前我可是派出所里能举得起最重哑铃的人。”由于袁文华声带、食管受损，吃饭下咽对他来说都很困难，吃一口饭要比正常速度慢5倍，食物滑到胃之前还经常会被噎住。

这个时候，他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将食物呛进气道里，出现生命危险。

“单位里的饭我还吃不了，每天都是骑车回家，让老婆做点软的面食。”但每天中午骑车往返的20分钟对袁文华来说十分珍贵，有时为了早点儿解决居民们的问题，他也顾不上吃饭，就在口袋里放上俩软面包，饿的顶不住时就吃两口。

因为吃多了会压迫肺部，袁文华每次不敢吃太多，有一次他的面包吃完了，险些在路上昏倒。

即便如此，他依然每天在辖区里奔走，依然会把不足10平方米的警务工作站当作自己的“家”。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在袁文华办公室的床上，有一个靠垫，头部还做了一个“仰角”的处理。袁文华说，失去食管除了吃饭费劲，还极易造成食物反流，“我已经不能像常人一样平躺睡觉，只能靠着睡。”为了居民有什么急事他能立即知道，他就直接这么睡在警务站。同事劝他晚上回家睡，这样踏实，而袁文华却说，“只有在警务站，我才踏实。”

一次次倒下又次次起来 他只想在退休前为居民多做一些

袁文华胸前有一个本子，他把大事小情一一记在上面，“2号楼*单元楼道里有杂物堆积，需要联系物业清理，消除隐患。”“5号楼*单元两口子闹矛盾，调解完了，找时间还得再去一趟。”“李阿姨一个人养三口人，儿子有困难，老母亲100多岁了，要经常去关注。”······

这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晚上睡前再清点一遍。

王维说，袁文华虽然以前敢打敢拼，有着一股子暴脾气，对案件十分较真，但成为社区民警后从来也不曾讲过什么豪言壮语。只是用最平凡的话语、最质朴的情感，传递了他所认定的人生信念：“社区这个家好了，我就好了。”

2021年底，在袁文华的笔记本上曾记录了一件让他忧心忡忡的事：社区物业公司规划停车位并启动收费，这让居民们一开始很难接受，纷纷找到街道，找到派出所。

作为“穿警服的副书记”，袁文华一方面组织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主代表就收费问题开展多方讨论，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老百姓的每一分钱都挣得不容易”，袁文华的心永远与居民的冷暖联结在一起，他承诺一定让物业公司合理收费，让群众花的每一分钱起到作用。连续一个星期，他和同事找到几方，每天讨论到凌晨3点。一旁的同事提醒袁文华注意身体，因为只有他们知道，去年袁文华经历了两次手术，现在还在恢复。

今年5月，北京又一轮新冠疫情出现，袁文华本来要休养身体，可他主动来到核酸检测点维护秩序，面对日均5000人次的检测量，他用尽全身力气嘶哑着提示着居民，发不出声音就用手比划，声带里带着血丝。

由于太劳累，袁文华肺部感染发高烧，自己去医院打点滴。第二天下午5点，在核酸点替岗的同事一抬眼大吃一惊，袁文华又出现了。一年365天，袁文华几乎天天在警务站。

袁文华坦言，“最放松的时候，就是双方矛盾解决了，老百姓笑了，我的心才放松下来，睡得才香。”

社区有一位姓黄的老人患有老年痴呆，每周都要来一次警务站，抱怨子女不给他钱，找袁文华管管。袁文华知道大爷这是“犯糊涂”了，每次都耐心陪老人聊聊天，然后再亲自送他回家。“说来也怪，女儿前一天刚来过，老人都不记得，却永远记得警务站的地址，记得找我。”袁文华笑着说。

即使弓着背，即使低着头，即使声音沙哑，袁文华内心一直坚定又充满力量，看着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他心里越来越怕，“面对癌症我都没害怕，但现在我开始怕退休了，怕会寂寞，如今每天的忙碌也好，疲惫也好，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幸福，我只想在退休前为他们多做一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浩雄
编辑/王朝
校对/李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