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家公认为当代语言艺术大师之一的老舍先生，他以毕生的精力追求文学语言的准确、鲜明、生动，把北京人日常使用的大白话调动得出神入化，达到了“色香味”俱佳的地步。咱们多读读他的作品，看看他是怎样把深刻的作品内容与精彩的语言艺术水乳交融的统一起来，定会受到许多有益的启发。
“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已然是白话文的一统天下。人人都用白话写作，而且出现了不少风格迥异、深受读者欢迎的白话文大作家。按说，“白话”的信誉应该建立起来了，然而不然。从“五四”到现在，仿佛一直有人对大白话的表现力不怎么放心。他们有意无意地瞧不起白话的“俗”和“白”，误认为文给络的词句才算是“美”和“文采”。于是，常到古书中去搬救兵，装腔作势，卖弄词藻的“学生腔”，就成为文学作品中不易根除的一种流行病。试看今日之创作，什么“峻嶒”啦，“巉岩”啦，“幽婉”啦，这类现代口语中极少有人使用的字词，仍在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中时有所见，而且不是用在专爱转文的老秀才口中。早在半个世纪前，鲁迅先生就对这种“从旧书上钞来的话”甚感头痛。他批评这种“假白话文”现象说：“说是白话文应该‘明白如话'，已经要算唱厌了的老调了，但其实，现在的许多白话文却连‘明白如话'也没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且介亭杂文二集·人生识字糊涂始》)
“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这不止是鲁迅先生一个人的主张，也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所有有成就的作家的共同经验。应当说，老舍先生在实践这一主张中的造诣，比较突出；因此，他的体会也就特别深刻。老舍说：“我无论是写什么，我总希望能够充分的信赖大白话。”(《我怎样学习语言》)是的，总观他的作品，“学生腔”最少，生活气息很浓，他对人民口语的热爱与信赖，确实达到了“充分”的程度。在老舍的笔下，似乎人人会说的那些大白话，一个个都变成了孙悟空似的，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字面上平淡无奇，包含的意思却一层套一层，无论是叙事还是状物，特别是用来刻画人物，都是十成的惟妙惟肖，逼真生动。
老舍一生所写的长、中、短篇小说近百部，话剧、戏曲剧本三四十个。除去他初登文坛的两个长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中，偶而在白话中夹杂着一点书本语言之外，从二十年代末期的《二马》开始，他就扬弃了这种作法，不再把文言与白话夹裹在一起，改为全部使用口语，要求自己不靠任何外加的“佐料”，“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我怎样写二马》)。此后的数十年，老舍的思想有发展风格有变化，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也不都是一般儿齐；但在语言上，他始终充分信赖“嘎崩儿脆”的北京大白话，每部作品都散发着“明白如话”的真正香味儿。他的语言浅显通俗到什么程度呢？最近，武汉大学的同志用电子计算机做了一次统计，那部已列入世界文学名著之林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老舍写它只用了互不相同的汉字2411个，而且都是人们一般常用的。这就是说，具有小学水平的人，都可毫无障碍的读下这部书。在《骆驼祥子》里，不仅“巉岩”“幽婉”之类的冷僻字眼一个也没有，就连今人常用的那个“时”字(请注意，眼下的不少作品都爱用这个“时”字，就连作品中的农村老大娘也开口闭口“文化大革命时”或“你从城里回来时”)，老舍不是写成“时候”，就是写成“那阵子”。因为，除了学究夫子之外，单说一个“时”字实在是文绉绉的很别扭，不合乎普通人的口语。
老舍用字“俗”而“白”，当然不是因为他识字少，学问低。老舍先生在海内外的大学里任教多年，是三十年代的名教授之一。他中文和英文的根基极深，知识丰富而又不象展览字典似的穷卖弄，一心一意地在深入浅出方面下功夫，把大白话处理得生龙活虎，花团锦簇，这才是大作家的大本领。
老舍的文章，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论文，随便你拿起哪一本，翻开任何一页，那文字都是明白如话，浅显通俗，如同清澈的溪水那样自然流畅。粗粗看去，好象作家毫不费力的写着一些大实话，略为思索，就发现原来话中还有话，“后劲儿”很足。正象评论家们常说的：言简意赅，回味无穷。他的名作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月牙儿》、《柳屯的》、《龙须沟》、《方珍珠》、《茶馆》、《正红旗下》等，已为大家所熟悉，语言艺术方面的这一特点，这里不去举例。咱们挑一篇建国以后很少被人提及的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看看又“俗”又“白”的大白话，到了老舍的笔下，都是何等情真意切，生动可爱。
《我这一辈子》写一个穷愁潦倒的“老北京”的自述。法国人曾经把这篇小说作为学说汉语的教材。他们所以看上了它，大约不单是因为小说的思想内容好(内容确实很好)，而是喜欢它的“明白如话”，是活人口中的活语言。小说的语言通篇都好，信手拈来，看看开头部分吧：
我学的是裱糊匠。在那大平年月，裱糊匠是不愁没饭吃的。那时候，死一个人不象现在这么省事，这可并不是说，老年间的人要翻来覆去的死好几回，不干脆的一下子断了气。我是说，那时候死人，丧家要拼命的花钱，一点不惜力气与金钱的讲排场。就拿与冥衣铺有关系的事来说吧，就得花上老些个钱。人一断气，马上就得去糊“倒头车”——现在，连这个名词儿也许有好多人不晓得了。紧跟着便是“接三”，必定有些烧活：车桥骡马，墩箱灵人，引魂幡，灵花等等。要是害月子病死的，还必须另糊一头牛，和一个鸡翠。赶到“一七”念经，又得糊楼库，金山银山，尺头元宝，四季衣服，四季花草，古玩陈设，各样木器。及至出殡，纸亭纸架之外，还有许多烧活，至不济也得弄一对“童儿”举着。“五七”烧伞，六十天烧船桥。一个死人到六十天后才和我们裱糊匠脱离关系。一年之中，死那么十来个有钱的人，我们便有了吃喝。
瞧瞧，有难认的字吗？几乎没有。意思浅吗？一点也不。小学生都能认下来的这几百个字里，历史的，民俗学的，经济学的，乃至阶级关系方面的内容，都涉及到了；可是却又一点也不枯燥，确实是一个裱糊匠所必说的话，仿佛人物就站在我们面前，他的话让人越琢磨越有味道。后来，这个裱糊匠改行当了巡警，倒媚一辈子。小说的最后一段文字是：
以前的力气都白卖了。现在我还得拿出全套的本事，去给小孩子找。点粥吃。我去看守空房；我去帮着人家卖菜；我去作泥水匠的小工子活；我去给人家搬家……除了拉洋车，我什么都作过了。无论作什么，我还都卖着最大的力气，留着十分的小心。五十多了，我出的是二十岁的小伙子的力气，肚子里可是只有点稀粥与窝窝头；身上到冬天没有一件厚实的棉袄。我不求人白给点什么，还讲仗着力气与本事挣饭吃，豪横了一辈子，到死我还不能输这口气。……我给公家卖过力气了，我对得住一切的人，我心里没毛病，还说什么呢？我等着俄死，死后必定没有棺材，儿媳妇和孙子也得跟着饿死，那只好就这样吧！谁教我是巡警呢！我的眼前时常发黑，我仿佛已摸到了死，哼！我还笑，笑我这一辈子的聪明本事，笑这出奇不公平的世界，希望等我笑到末一声，这世界就换个样儿吧！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作品了，可这清浅鲜活的口头语言，在今天的北京大杂院里，人们仍然如此这般的使用它。这样的语言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相声演员讲究把话“砸磁实”了，以期不枝不蔓，水到渠成，开口便响，收到强烈的剧场效果。您看，老舍的语言不也是这么深入浅出、结实有力吗？这里，没有一句拗口的话，没有一个“高雅”的华丽词儿，甚至没有使用一个比喻，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本色。可它却有很强的表现力，让我们读来永远感到新鲜，有劲，由衷的赞叹人民语言之美。老舍说真正美丽的人是不多施脂粉，不乱穿衣服的。这句话，用来说明他的语言特色，倒也十分贴切。
文/王行之《老舍语言艺术初探》
选自1981年第5期《当代》
来源：当代
编辑/韩世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