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四夜，从教30年、52岁的地理老师符新平从杭州一路向南，驱车1398公里，相继穿越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带着无人机走进八所县城中学，拍下视频，随后便在“浙里办”平台留下了近10条举报信息，其主题均为：补课。7月下旬，符新平向各地教育局实名举报，并把图片和视频发到了社交平台上，招来了谩骂与点赞。（8月10日《钱江晚报》）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符老师的举报，各地教育局的回复，并不是什么“严查违规补课”，甚至有教育局“大方承认”，新高三学生确实在补课。如浦江教育局回应称，“新高三学生暑假已经进行了一个月的休整，迫切需要对第一学期就要进行的高考作复习。暑假里高三学生进行适当时间的复习是学生为理想拼搏的表现，学校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服务，且不收取费用”。还有教育局表示，未发现学校存在补课的情况，并将矛头指向无人机拍摄，“未经允许，用无人机进行偷拍，属于不正当的行为；如果发现涉及违法行为，将会追究相关责任”。

有网友也对符老师举报高中补课，感到不理解，认为“双减”只针对义务教育阶段，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不得违规利用节假日、寒暑假违规补课，高中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高三又面临高考竞争，学校组织学生免费补课，是为了让学生考出好成绩。这是错误理解“双减”政策。对于高中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组织学生补课，我国早就有明文规定。今年初发布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再次明确，严禁法定节假日、寒暑假集中补课或变相补课，这与补课是否收费无关。

从现实看，我国各地教育部门对高中阶段的补课，与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补课，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对待”。各地教育部门抓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违规补课，大多比较认真，而抓高中阶段学校的违规补课，则不那么认真，甚至默许、纵容。这是因为中考就是县市范围内考生之间的竞争，对于县市教育局来说，没有中考升学政绩这一压力，也无需和其他县市竞争。而高考则是全省范围内学生的竞争，也是各县市教育之间的竞争，因此，有现实的高考升学政绩压力。如果本县市的学生考不好，不但会被本县市的老百姓指责，也很难通过部门考核“脸上无光”。据报道，我国有县市主要领导因高考成绩不理想，向全县市学生家长致歉，还有县市教育局局长因当年没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而被免职。

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治理这一问题，需要分析各地党政领导、教育部门为何会那么看重高考升学率，尤其是清北率（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究其原因是，在全省范围内，高考成绩是一项显著的可比指标，高考是全省考生的竞争，各地级市、县的高考升学率、名校率如何，也“一目了然”。要扭转地方政府的升学政绩观，除了禁止升学率炒作之外，还必须推进高考社会化改革，让高考与地方利益“脱钩”。

对于如何淡化各县市的高考升学率竞争，曾有建议提出，应把高考录取指标分配到各地级市，各地级市的名额反正就那么多，这样就不会存在地级市之间的高考升学率竞争了。但这是比较难以实现的，当前，就是对于分省按计划录取，社会舆论都有公平质疑，进一步把高考录取指标分配到各地级市，必然会引发更多争议。

合适的办法，其实是多年前曾引起广泛关注的高考报名社会化。即学生高中毕业后，是否选择参加高考，是学生自己的事；每个考生参加高考，到社区去报名，不再由学校组织报名。换言之，每个学生都是“社会考生”。这就将学生的高考成绩与学校脱钩、与当地教育部门脱钩。我国也曾有地区试点这一做法，但是，出于学校组织报名方便、做好对学生的考试服务等考虑，现今所有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高考报名，均由学校统一组织。另外，我国各地都还有通过抓高考升学率来抓高中教育质量的想法，因此，地方对推进高考报名社会化也不积极。

抓高考升学率的教育发展观与教育普及化时代办好各级各类教育的教育发展观相背离。与高考升学率对应，就是把高等学校分为三六九等，认为“985”高校优于一般本科；本科院校优于高职院校，这是不利于高校的平等发展，也不利于拓宽学生的成才选择的。构建良好的教育发展生态，就必须扭转升学政绩观，将学生的升学与给学生的教育适度分开，不能以升学为导向办教育，更不能围绕升学组织教学。各级政府部门发展教育的首要职责，就是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而不是追求当地的高考升学率。

文/蒋理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王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