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无疑是重要抓手。其中，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尤为关键。近期，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提出“十四五”时期乃至到2030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成为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主要着力点。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我国立足新发展阶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对的共同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主动承担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责任，为全球环境治理作出贡献。而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面对既要减污又要降碳的双重挑战，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进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新阶段，必须统筹考虑全球环境治理的新挑战和国内环境问题治理的新要求。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也是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必然选择。坚定不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不仅可以同时实现“低硫”“低氮”和“低碳”，将“浅绿”变“深绿”，而且还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绿色转型，实现扩绿和增长。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总抓手的战略安排，是对绿色新发展理念的准确把握和深入实践。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更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途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通过倒逼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生产更多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有利于形成我国的经贸新增长点，并且通过绿色产业链和绿色价值链优化升级相关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能有效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低碳产品和服务市场，构建起绿色低碳的国际国内双循环，对构建新发展格局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从发展阶段来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第一阶段，开始认识到减少碳排放可以同时对常规污染物产生协同效益，实施污染治理可以同时额外减少碳排放。2001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首次提出了协同效益/协同效应的概念；第二阶段，认识到减少碳排放和控制污染物排放不仅能够减污降碳，而且还能产生健康效益和降低成本；第三阶段，在污染物减排与碳减排产生环境、经济、社会等各种协同效益的基础上，开展协同控制和治理。我国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提出“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这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从理论到实践的重大飞跃。
深入理解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减污与降碳必须协同。据评估，通过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全国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一次PM2.5排放量分别约下降367万吨、210万吨和125万吨，同时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1亿吨。其次，减污降碳不仅要协同还要增效。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既要环境效益，又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要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同时，也要避免三个“误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策是生态环境保护与温室气体减排协同增效的有机融合，而不仅仅是在环境政策中提及气候减缓和适应相关措施，或气候政策中提及污染防治的简单“拼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中的“碳”既包括二氧化碳，也包括非二氧化碳类温室气体；此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生态环境治理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全方位协同，包括水、固废、土壤等环境要素以及生态建设，而不仅仅是大气污染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
那么，如何进一步做好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施落地？笔者就此提出以下建议：
紧扣重点领域，强化源头防控。应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严格生态环境准入管理，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形成有利于减污降碳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强化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生态建设等重点领域协同增效工作，把实施结构调整和绿色升级作为根本途径。
坚持系统观念，优化环境治理。持续优化治理目标、治理工艺和技术路线，加强技术研发应用，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土壤污染治理、固体废物处置等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
鼓励先行先试，开展协同创新。在区域、城市、园区、企业等不同层面开展减污降碳模式创新，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样板。例如，在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无废城市”建设中，强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要求，探索不同类型城市减污降碳推进机制，支持打造 “双近零”排放标杆企业。
注重统筹融合，完善政策制度。充分利用现有法律、法规、标准、政策体系和统计、监测、监管能力，建立健全一体化推进减污降碳管理制度，研究探索统筹排污许可和碳排放管理，加快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形成激励约束并重的政策体系。
加大宣传力度，讲好中国故事。全方位宣传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的重要意义和阶段性成效。加强减污降碳国际经验交流，为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文/俞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图源/视觉中国
编辑/姬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