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吸毒人员，阿威会把自己身上的手术刀疤展示给他们看，这是他吸毒十余年来留下的伤痕。他说，毒品的危害通过自己的身体可以展现出来，很多吸毒者看到后都被吓坏了，这样能够坚定他们戒毒的决心。
从吸毒者变成戒毒者，阿威说自己现在是个“快乐的公益人”，他敢于走出去分享自己的过往经历，以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尽管帮助了很多人，但这件事阿威还是没有告诉孩子，这也是阿威一直面临的困扰，在标签化的社会认知状态下，他是公益人也是吸毒者。
“做父亲的，总希望只让孩子看到自己高大的一面。”他说，自己去帮助吸毒者，能救一个是一个，而对于孩子，他却不敢提及此事。
从初一开始吸毒 膀胱萎缩不足常人十分之一
阿威今年36岁，吸毒的经历差不多占了他人生的一半。1999年上，他还在上初一的时候，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吸毒状况比较严重，叛逆期的阿威在迪厅里看到了一群把脑袋摇得近似疯狂的年轻人，他们兴奋的甩着头发，而阿威自己却傻乎乎的坐在那里，用略带崇拜的眼神看着这些人。
阿威听说，这些人之所以如此兴奋，是因为吃了一种小颗粒的药剂。好奇的他跟几个朋友花了120元买了一颗摇头丸，但又担心自己年纪小承受不了，于是便分而食之。“那时候觉得很平常，整个迪厅里都这样。”他说。
从四分之一颗开始，半颗，又变成了一颗、两颗，阿威发现，这东西的效果越来越差，总是达不到自己的兴奋点。
于是他开始尝试一种更新的东西，这是一种白色粉末，吸起来的效果比摇头丸兴奋得多。起初，有人告诉他这就是毒品，沾上了就戒不掉，阿威不信邪，偏要试一试。
后来，警方严打娱乐场所内吸食贩卖毒品的行为，迪厅和夜店都被强行关闭，没有了音乐，摇头丸吃下去后的药效无法发泄出来，阿威干脆就放弃了摇头丸，开始吸食K粉。
那几年，阿威就是名副其实的“瘾君子”，他没有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就待在家里，一边打游戏，一边吸粉，偶尔出门也是和所谓的朋友们一起，躲在无人的地方吸食或交易白粉。
吸了几年，阿威开始发现自己身体上的变化，他开始频繁的小便，并且每次上厕所他隐隐觉着小腹疼痛，这种刺痛感越来越厉害。
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由于长期吸毒，他的膀胱严重萎缩，只相当于常人的十分之一。“我不敢喝水，半杯水就会要上厕所。那时候只能穿成人纸尿裤，但站着尿也不行，一小便就疼，只能扶着墙或者树，不然会疼得站不起来。”
有吸毒的朋友介绍阿威去做了膀胱手术，当他刚刚从麻醉中苏醒，睁开眼睛看见自己的妈妈在病床前哭泣的时候，他下定决心要把毒品戒掉。
阿威以为，借着住院的机会，减少了和外界的接触，自己就不会继续吸毒。但没想到，他的身体根本不受大脑控制，有的时候，他会故意把陪护的家人支开，叫来吸毒的朋友给自己提供K粉。到后来，他甚至还挎着尿袋，偷偷跑出医院去游戏厅和吸毒的朋友们相聚。
在后来和朋友的交往中，阿威看到有人拿出了和自己不一样的白粉，他听人说这是冰毒。在随后的交往中，阿威放弃了K粉，开始吸食冰毒。再后来，他又尝试了麻古、大麻和可卡因，最后为了提高自己的兴奋度，干脆把几种毒品混在一起吸。
“吸毒就好像打游戏，总是想着追求更强的刺激，一点一点地升级，直到最后身体完全被毒品吞噬。”阿威说，除了膀胱问题外，长期吸毒造成了他还有严重的胃病，才30岁牙齿就掉光了，只能戴上满口的假牙。
2016年6月24日，阿威被警方带进了强制戒毒所。现在回想起来，他很悔恨地说：“警察为什么不早点抓我？或许早一点抓我，我的生活就不一样了。”但当时他的心里却并不是这么想，在强戒所的前半年，阿威满脑子想的就是：早点出去，接着玩。
阿威说，在强戒所的前半年，由于毒瘾的原因，他的脑子都是混沌的，那个时候自己是被毒品所控制，直到半年后才逐渐清醒过来。他开始想到父母，因为强制戒毒，老人离世他也没能够送别；他还想到了两个孩子，很怕孩子学着自己走上不归路……
一年后，从强戒所出来的阿威回到了家，他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从零开始。但回到家后连续七八个月，自己都无所事事，只能闷在家里不出门。这个时候，他自己也产生了担忧，生怕出门就碰到以前的“朋友”，那样的话他很可能会复吸。“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担心社会不接纳我，亲戚我也不想见，跟没吸过毒的人也聊不到一起，我感觉跟整个社会脱节了。”
戒毒后成为助人者 用自己的经历帮助他人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温馨社工，阿威很可能会走上复吸之路。
有一天，一个在强戒所里认识的朋友找到他，希望住在惠州的他能给团队活动提供帮助。阿威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团队活动，但出于东道主的身份，阿威将这个朋友及其团队在惠州的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陪他们一起玩乐，一起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阿威觉得和这些人在一起聊天没有什么拘束感，后来他问起朋友，这些参与活动的都是些什么人，朋友跟他说了三个字“过来人”。
阿威觉得很新奇，这么多强戒所出来的曾经的吸毒者聚在一起搞活动，是他闻所未闻的。朋友给他介绍了深圳温馨社工服务中心，让阿威过来一起参加课程和活动。阿威去听了课，最初的课程就是游戏互动，建立关系，然后学习如何表达，如何融入社会，阿威觉得，通过这些他收获了很多东西，于是便决定加入到温馨社工组织中。
从2018年进入到温馨社工团队开始，阿威已经在这里做了四年的公益。前期他是受助人，通过参与活动认识自己过去的惨痛教训，后期他开始转化成助人者，通过与吸毒人员的谈心聊天，来改变他们的想法，帮助他们摆脱人生困境。他还组织禁毒宣讲，针对学生、社区、工厂等人员来宣传禁毒常识。
在禁毒宣讲中，阿威能做的就是现身说法。在给学生们做禁毒宣讲的时候，阿威回想起自己曾经的过往会情绪失控，而更令他没想到的是，学生们听了这些都很受触动，好多学生会当场落泪。分享会后，还有学生拿着笔和本到讲台上来，让阿威给他们签名。“我学习成绩不好，字写得难看，也不是明星，还有学生来找我要签名，我很高兴，这是对我的一种认可。”阿威说，他宣讲的对象很多都是初一初二的学生，和他刚接触毒品时候的年龄差不多，他不想让他们走跟自己一样的路。
除了到学校作宣讲之外，阿威更要去帮助那些跟自己一样的吸毒者。他会到戒毒所里跟吸毒人员谈心，讲述自己的经历，甚至给他们看自己身上的伤疤和毒品侵蚀后的痕迹。
为了能够帮助吸毒人员在戒毒后更好地融入社会，阿威还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们，告诉他们从戒毒所出来后，要按期到社区派出所报道，定时进行尿检，只有主动去查验，才能给自己生活减少麻烦。阿威说，他身边有的朋友出来后，不愿意主动去报道和查验，外出的时候需要刷身份证件或者人脸识别，结果被查出有吸毒经历，再被警方带走查验和强制报道，反而增加了心里的逆反感，还影响到了正常生活。
禁毒朋辈辅导员发展7年10万人次受益 但还面临诸多问题
像阿威这样的由吸毒者变成助人者的公益人士在深圳市温馨社工服务中心共有51人，他们被称作“朋辈辅导员”，其中已经有20多人通过了禁毒宣讲师的认证。
从2015年温馨社工开展这个项目至今，已经开展了20多场现身说法的服务，以及600多场各种形式的禁毒教育公益活动，有10万人次因此受益。
温馨社工禁毒领域总监王良玉介绍，温馨社工在戒毒所与多次复吸人员进行访谈时发现，很多人复吸的主要原因就是朋辈的影响，很多人离开戒毒所后无所事事，与之前的朋友接触后又开始复吸，又回到了戒毒所。通过与复吸人员的交流，温馨社工的工作人员也发现这些吸毒者的经历并不完全是伤害，也是一笔财富。因为吸毒的惨痛教训，吸毒人员懂得了珍惜生活中的美好，愿意分享自己在戒毒过程中的坚持和收获，也愿意让更多人知道毒品的危害。于是，温馨社工希望能够将朋辈经验利用起来，为吸毒人员服务。
从2015年开始，温馨社工推出了第一个朋辈辅导员，2016年到2018年建立起了朋辈辅导员的相关管理制度，随后便开始在广东各地进行推广。
温馨社工的常务副总干事王璐说，朋辈辅导员服务的对象大多都是在社戒社康的巩固期，在这个阶段，很多吸毒者走出了戒毒所，但却面临着生理孤独、心理适应、社会压力、家庭关系修复等一系列共性的问题，这导致了他们复吸率比较高。
朋辈辅导员在这时可以和社工一起针对这类人群开展帮扶工作，同时还可以给戒毒康复人员树立一个榜样的作用。那些戒毒康复人员能够通过朋辈辅导员看到，生活是有可能改变的，戒毒是有可能的，不复吸是有可能的，他们的生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在推行朋辈辅导员的过程中，温馨社工也面临一些挑战。其中最大的一种质疑就是，朋辈辅导员作为助人者，他们和求助者一样，都曾经是吸毒戒毒人员，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谈起过往的经历，会不会反而诱发了吸毒时的刺激感受，从而出现复吸问题。
深圳市禁毒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会秘书长黄楠介绍，类似的情况并不能完全杜绝。在温馨社工的51名朋辈辅导员中，至今为止有98%能够维持住操守，另外的2%，就是一位朋辈辅导员出现了复吸的情况。
当发现这样的问题时，温馨社工会先将其移出朋辈辅导员的队伍，然后让禁毒社工跟进其戒毒过程，待戒毒成功并能够维持操守一年后，在其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才可以重新回到志愿队伍中来。重新回来后，他只能从志愿者做起，再经过考核，慢慢升级成为初级朋辈辅导员、中级朋辈辅导员。
黄楠说，朋辈辅导员的准入是很严格的，首先是要求必须在一年以上的时间内能够维持操守，每一次活动，每一次培训都要接受维持操守的监督检验。与此同时，还要进行笔试考核和实操的训练，在考核通过后，才能够拿到朋辈辅导员的证书。
黄楠认为，目前温馨社工的朋辈辅导员项目最大的缺失就是专业性的问题。虽然温馨社工方面有了系统性的管理模式，也有相关的制度和培训体系，乃至标准的认证。但目前的培训和管理体系是否有效和科学，急需要联动更多的社会组织去审核与制定。据黄楠说，从2021年开始，温馨社工发起了一个禁毒朋辈辅导员的管理指南，试图寻找到能够具备指引性的标准。
温馨社工的常务副总干事王璐认为，这种模式如果想要更好地发展，还需要得到有关部门更多的支持和认可，以便于为朋辈辅导员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和机会。王璐说，在有关部门认可和相应制度的配合、支持下，才能够将整个机制做起来。
此外，王璐介绍，社会对于吸毒戒毒人员的标签化认识，仍旧在困扰着朋辈辅导员的工作。很多人希望成为朋辈辅导员，但担心暴露自己的经历，影响到自己的生活，所以成为朋辈辅导员对于这些戒毒康复人士来说，是需要勇气的。过分的标签化，会阻碍很多戒毒康复人员成为朋辈辅导员，也会阻碍他们更好地回归社会。
王璐担心的这一点，恰恰也在阿威的身上体现出来。阿威的经历感动了很多学生，但他唯独要避讳的是孩子的学校，他从来不去孩子所在区域的学校做宣讲，而是会让温馨社工里其他的志愿者去。
从内心里，阿威还是担心孩子知道自己的事情，尽管他能够跟自己和解，自己的老母亲也支持他做禁毒公益，但他担心的是孩子因此而承受来自社会的异样眼光。“我的孩子知道我被警察抓过，但他一直以为是爸爸打了妈妈才被抓，我也就默认了这个说法。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还不是跟孩子说明白的时候，如果他们走了跟我一样的路，我肯定会跟他们说，让他们不要走。”
阿威说，他现在的生活来源主要还是依靠家中房产的出租，自己平时会打打零工，送送外卖，虽然生活不愁，但却面临很多的困难，很多用工企业和平台都不接纳他们。“我这样的本地人还好，衣食无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跟我一样，很多人从戒毒所出来后，找工作找不到，亲朋好友也不接纳他，只能走回头路。”
“曾经的吸毒者”、“戒毒康复人员”的标签仍存在于阿威身上，而能够把这个标签翻转过来的，只有他自己。现在，他是一名朋辈辅导员，是一名“公益人士”。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子渊
编辑/叶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