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区，一个9000余人的城中村里，确诊病例超过1200例，单日新增最高时达到106例。
这个村就是嘉定区江桥镇五四村。大名鼎鼎的江桥蔬菜批发市场近在咫尺，附近工厂企业密布，外来人口众多、人员流动频繁。
当记者近日来到五四村时，这里已经度过了疫情的“最艰难时刻”，实现了连续7日新增病例数为零。疫情风暴，渐渐远去。
一个城中村的艰难时刻
“4月18日19时左右，我接到镇党委书记甘永康同志电话，让我紧急驰援五四村。”53岁的嘉定区江桥镇总工会主席、五四村下沉干部组组长张国民回忆说。
半个小时以后，张国民和四名同事赶到五四村组成工作组。4月18日，五四村正面临“艰难时刻”：当天新增病例106个，密接人员超过200个。
五四村是嘉定区最大的城中村。村党总支书记顾华杰说，留居村中的本地人多为中老年人，年轻人和孩子大多已经搬去商品房小区；绝大多数在附近工厂打工的外来人员租住村宅或者公寓房。
5月14日，记者在五四村看到，这里道路街巷密如蛛网，小巷只容两人擦肩而过，不少巷子走到底就是个死胡同。如果没有熟悉的人带路，很容易迷路。街边时常可见“小卖部”“浴室”“厕所”这样的招牌。这些招牌里，蕴含着五四村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据介绍，村里80%的人家没有厕所，公共厕所一共5个。
这个近万人的城中村，村两委干部一共5人，加上工作人员也只有12人。抗疫吃紧的时候，人手不足成为最大的难题。村委会副主任朱怡文说：“我们每天忙到凌晨3点睡觉，清晨5点就要准备新一轮核酸检测。”朱怡文自己，做的是转运密接工作。
随后的几天里，在工作组的统筹协调下，村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增加到93人。
工作组的第一件事排摸全村情况，并将防疫人员分为11个工作组，包括指挥组、生活保障组、核酸检测组、物资保障组、后勤保障组等。作为点位指挥长，张国民还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必须保证固定的工作和休息时间，让大家保存有生力量。
张国民自己睡眠不好，平时要靠安眠药入睡。疫情期间，每天的药量从两粒增加到三粒，白头发多了不少，人也瘦了十几斤。
越是艰难时刻，越不能乱
城中村里道路错综复杂，门洞密密麻麻。尽管要求“足不出户”，但村民不可避免地需要进出。
张国民渐渐摸清了村民们出行的规律：清晨有的老年人会出门散步、白天居民不太出门、晚上排队进公厕的人比较多……张国民给每个村组分配了5名特保人员，每天负责巡查，劝阻随意出门的行为。如果村民们有相关需求，巡查人员也会第一时间反馈。
同时，工作组提出了好几个关于厕所使用的防疫方案。最终，工作组选择“最严格”的公厕管理方式。“村内每个公厕安排两人24小时看守，并要求每次只能进出一人，另外再安排4个保洁员随时清洁卫生。”
记者在村中街巷行走时，看到一辆电动三轮车在弄堂里缓缓移动，消杀人员手拿消杀喷杆，向两旁不停地流动消杀。弄堂很狭窄，三轮车甚至不能调头，开至弄堂尽头就手推着倒退出来。
为了提升效率，村里还采购了十几辆电瓶车，三四个核酸检测工作人员坐在改造过的三轮车上，挨家挨户上门做核酸。
工作组成员遇到误解和困难时，张国民总会说：“我们再做一次群众工作；我们再打电话劝一劝；我们再给想想办法，做到问心无愧……”
“越是艰难时刻，越不能打乱仗。”在这些天的坚守里，五四村每天的新增病例数经历了一个“下楼梯”的过程：100多例、60多例、20多例……到5月7日，新增感染者数字降到了“0”。
目前，这个数字再未变过，阳性感染者人数被暂时锁定在1257人。
5月14日，五四村从封控区调整成为管控区。
最对不起的人，是八旬老母亲
夜深人静的时候，张国民会记录当天的战“疫”经历。这些经历多与人有关：
最对不起的人是感染新冠病毒的86岁的老母亲。张国民家里兄弟姐妹5人，他是老小。父亲去世后，老母曾跟兄弟姐妹们一起生活过，但最后还是习惯独自生活在老村老宅里。
平时每周六，张国民都要回老宅为母亲做一顿饭。“抗疫期间，我每天路过老宅门口，只能匆匆往家里看一眼老母亲。耳背的母亲每次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去看她，我眼泪只能在眼眶里转。她染病后，是其他工作人员转运走的；她出舱后，我在五四村工作，也不能去看她照顾她。”
最需要表达歉意的人是几位下沉干部。一位下沉干部的亲叔叔去世了，上午在村里做核酸检测，下午去殡仪馆为老人送行，晚上就回来给村民发菜；另一位爷爷去世了，去医院看了老人最后一眼，之后也回到了村里继续工作。
最感谢的人是村民。“村民在家里待了近两个月，但绝大部分没有埋怨，没有牢骚，而是积极支持、配合、理解，已经为抗疫大局付出了最大努力。”
张国民总喜欢用马拉松来比喻五四村的战“疫”历程。张国民在全国各地跑过51场全程马拉松，这次抗疫是他的“第52场马拉松”。
在村子里，张国民不断告诉团队成员：“我们就好像在跑一场全程马拉松。现在已经到了马拉松最艰难时候了，后面就是胜利的冲线，再顶一顶，再坚持坚持就到终点。”
文/杨金志 兰天鸣
编辑/倪家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