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淳一以外科医生的眼光观察人生命运的医学小说，独具一格，发人深省。我曾选译他的短篇小说《乳癌手术》《猴子的反抗》（发表于《外国文艺》1983年第二期），中篇小说《光和影》（发表于《日本文学》1984年第二期），长篇小说《花葬》（作家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位弃医从文的日本作家。

《花葬》 渡边淳一著 陈喜儒译 作家出版社

1933年，渡边淳一出生于北海道，他的父母都是教师，家境殷实。他从中学时代就钟情于文学，考入札幌医科大学后，还加入了文艺部，在校友杂志《动脉》、同人杂志《冻樯》上发表作品。大学毕业考取行医执照后，他专攻整形外科，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札幌医科大学整形外科担任讲师。他一边行医、一边教学、一边创作，在《文学界》《新潮》《文艺》《大众读物》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作品。但他的本职工作依然是医生和教师，文学创作只作为业余爱好，至于将来是否会继续写下去，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倘若没有遇上“心脏移植事件”，或许他不会成为专业作家。

札幌医科大学的首例心脏移植手术是在1968年8月7日实施的，执刀者是胸外科教授和田寿太郎。起初渡边淳一觉得这种手术尽管带有一些实验性质，但目的是拯救患者的生命，从临床医学的角度来看，应当算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医生的看法与他截然相悖，认为这会把有生存可能的心脏提供者置于死地，是关乎生命、人权、伦理道德的大事。渡边淳一出于对母校声誉的维护，声称医生没有提前判定患者死亡，但过了一段时间，他听到许多议论，进而对手术的合理性产生怀疑——被摘除心脏的患者并没有被判定为真正的脑死亡！这犹如晴天霹雳，使他心中根深蒂固的救死扶伤的神圣信念彻底崩溃。当然，他可以沉默不语，继续在学校混下去，但出于医生的良知，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手术内幕，并决定将调查结果公诸于世。他本想以调查报告的形式来公布调查结果，但考虑到自己还在学校工作，便“改头换面”，写了小说《心脏移植》。其实没有人把《心脏移植》当成虚构的小说来读，于是有人攻击他吃里爬外，爆母校的黑料，为母校抹黑。在等级森严、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学府，他无法继续工作，只好愤而辞职，赴东京另谋出路。

在日本，医生是高收入职业，医学院的学费高昂，家境贫寒者读不起，有人甚至说日本医生是“近亲繁殖”，只有医生的子女才上得起医学院。渡边淳一离开札幌前，几位作家朋友在践行宴上劝他“三思而后行”，但他去意已决，至于仅靠一支笔能否养家糊口，他心里也没底。到东京后，他每周去一所小医院工作三天，赚取生活费，余下的时间就拼命写作。《花葬》和《光和影》的成功推出，不仅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更使他有了以文为生的信心，从此他辞掉一切医务工作，一门心思构建“渡边文学”那五彩斑斓的殿堂。

记得我译《花葬》时，有个小插曲。

适逢改革开放大潮蓬勃兴起，对外文学交流日益频繁，我供职的部门经常出差，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外面转悠。我没有整块的时间静下心来搞翻译，只能零敲碎打、见缝插针，连在国内陪团时也背着沉甸甸的辞典和稿纸。《花葬》的文字平实、情节干净、人物鲜活，难点是其中涉及不少医学的专业术语，虽然我买了《日汉医学词汇》等几本厚重的医学辞典，但还是有一些词查不到，需要不时向专家学者求教。

译完《花葬》的最后一章时，我正在杭州陪日本作家代表团。我兴奋得彻夜未眠，特意买了一包好烟，泡了一杯好茶，在皎洁的月光下，望着浮光跃金的西湖，自我庆祝一番。然而乐极生悲，这部二十六万字的译著差点胎死腹中——当时没有签合同一说，但在翻译《花葬》之前，我已向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报过选题，他不仅同意此事，还答应做我的责编。我刚译了两章，就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说他们夫妇翻译的一部三十三万字的长篇小说改了两遍仍不过关，责编只好亲自改了一章，让他们“照此办理”，但第三稿仍未通过。因为那位责编认识我，所以建议年轻人来找我商量，看看能否帮忙修改。一开始我没答应，但他连来三次，几近哀求，我不好意思再拒绝，只好放下《花葬》，“为他人作嫁衣”。我没想到这“嫁衣”着实难作，由此也体会到整日为别人“作嫁衣”的编辑们的大不易。每个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不尽相同，表达更是千差万别，把多人的文字集合在一起，还要顺畅、和谐，最大程度接近原文、原意、原风格，真的是太难了！思忖再三，我决定从头开始，对照原文一改到底，绝不将就，实在顺不过来的地方便重译。就这样，我用了大半年时间，终于通过终审发稿，但《花葬》的译稿因此比原计划晚提交一年，我认识的那位编辑已经调走，《花葬》成“弃儿”了。当时渡边淳一在中国尚无名气，改投多家出版社未果，后来我请时任作家出版社社长的从维熙看了一眼，他说“挺好的，我们要”，最后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花葬》是渡边淳一的第一部长篇纪实小说，也是他早期医学小说的代表作。

1966年夏天，渡边淳一在整理整形外科的讲师室时，从书架上掉下来一本小册子《北海道医报》，上面有札幌医师会会长松本刚太郎写的《荻野吟子小传》。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个女人，这篇小传如一缕清风，拂去了历史的尘埃，使明治初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获政府行医执照的女医生，出现在他眼前。

吟子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出嫁后，因寻花问柳的丈夫将性病传染给她，她愤而离婚，回到娘家，立志学医，在拯救自己的同时也拯救那些因患性病而羞于就医的姐妹。吟子的聪慧、高雅、任性、倔强，吟子对爱情的渴望、忠诚、勇敢，吟子在肉体和精神上遭受的折磨、苦痛，吟子在就医和学医时所受的侮辱、欺凌、讥讽、嘲弄，都使渡边淳一感同身受，他决心让吟子从白纸黑字中“复活”。

为了写好吟子，渡边淳一多次到吟子的出生地埼玉县大里郡秦村、行医地濑棚町、居住地今井町和病故地东京本所小梅町采风，他听吟子的养女和亲属讲述他们眼中的吟子，还拜访了顺天堂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小川鼎三，了解明治时代的风俗习惯和医学状况……从1969年夏到1970年春，渡边淳一用了大半年时间，把调查取得的大量素材像和面一样揉在一起，从而将一个纯洁、矜持、天真、善良的吟子呈现在读者眼前，赢得广泛赞誉。

这部小说的日文名为“花埋み”，有人译为“花逝”，有人译为“葬花”，我之所以译为“花葬”，出于两点考虑：一、中国有土葬、火葬、树葬等多种安葬方式，而吟子是因突发心脏病倒在漫天飞雪中，由洁白的雪花掩埋，后被人发现送到了医院；二、评论家川西政明在《倒春寒的传说——渡边淳一的世界》中说，直到发稿前，这部小说还没有名字，后来渡边淳一从和歌“花雨随风埋小径，离人留步恋香魂”（《拾遗和歌集》卷一第303首，曾弥好忠作，徐前译）得到启发，定名为“花埋み”，也就是将逝者用鲜花埋起来。鉴于此，我觉得直译为“花葬”最佳，简洁明了，或许还有几分诗意。

更令人感到惊诧的是，渡边淳一在查阅明治年间的医疗文献时，偶然看到石黑忠德（1845-1941）的《怀旧九十年》。石黑忠德曾身居陆军军医总监的要职，思想开明，神通广大，他为吟子上医校、考取行医执照出谋划策，是吟子的恩人。渡边淳一在《怀旧九十年》中发现，明治十年（1877），陆军上尉小武敬介与寺内寿三郎在日本西南战争中上臂都受了贯穿性的枪伤，导致粉碎性骨折，小武敬介经过截肢很快痊愈，退役后成为市井平民，一生碌碌无为。而因军医的“突发奇想”，寺内寿三郎并未截肢，采取保守疗法，伤口化脓高烧不退，他为此受尽折磨，苦不堪言，以致主动要求“切掉”；经过医生的好言相劝，寺内寿三郎总算保住一条晃晃悠悠的无用手臂，继续留在军中服役。虽然手臂残疾，但他官运亨通，官至陆军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军医的心血来潮，造就了两个人天渊之别的命运。据此，渡边淳一创作了《光和影》，凭借此书荣获第63届“直木文学奖”。渡边淳一说：“如果不写《花葬》，我就不会看到《怀旧九十年》，也就不会有《光和影》。”

1986年7月，辽宁的春风文艺出版社把国内翻译发表的渡边淳一的中短篇小说归拢起来，出版了小说集《光和影》，请渡边淳一撰写前言。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渡边淳一的作品集，收录小说十一篇，译者为金中、江崇永和我。渡边淳一在前言中说：“过去我当过医师，十几年前开始文笔生涯。有人说，从医师到作家相距太远，但我认为，从探索‘人’的意义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医学是同人的肉体打交道，而文学则是究明人的精神，只是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对我来说，写小说是探索人的内心世界。白天意识到别人的存在而在粉饰自己，到了深夜扪心自问，才道出自己的心声……”

原标题：《花葬》琐忆

文/陈喜儒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贺梦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