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名为《四海文心——我与北大中文系》的书近期出版，书分为上下两册，内容是对38位中文系学人的访谈，采访者以学生为主。书中回顾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风姿与神采，是北京大学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中文系师生相信，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可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

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贺桂梅2020年5月出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党委书记，上任后做的第一件高兴事，就是主持出版了这套别致书籍。说起这套书她就不由得勾起嘴角微笑，这招牌式的笑容有着令人随之展颜的魅力。她告诉我：“这套书是为北大中文系110周年系庆而做，由系里统筹安排，访谈的38位老师，既有成就卓著的老先生，也有意气风发的中青年教师。”

而在采访中贺桂梅谈到，中文学科对于国人人文素养与能力有着深刻的潜在影响，这也使得这套书具有了社会层面的广泛意义。

印象最深的是老先生们

策划《四海文心——我与北大中文系》这套书的缘起，是中文系系庆和展现“大中文系”格局的愿望。

为组织110周年系庆活动，贺桂梅萌生了采取专访的形式，联系所有中文人共同参与的想法。她和系主任、副书记、副系主任等党政班子集体商量后，决定邀请离退休老先生、在职教师、在读学生、毕业了的系友都加入其中。“特别是离退休的老师，他们一生最大的荣誉就在中文系，对中文系很有感情，离退休后少有机会参与系里的活动，我们就想到请他们做专访，讲他们的故事。”

贺桂梅和专访团队很快确定下了“我与中文系”这个访谈主题，话题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即为何要选择中文系，求学期间所上课程、所受学术训练和前辈老师对自己人格的影响，在专业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和从事科研的经历，对中文学科现状的判断及今后发展的建议期待。

题目确定后，贺桂梅与党政班子一起讨论，以确定受访人选。因时间条件限制，只能先采访部分教师。最初，选择标准大家都感觉有些难办，毕竟中文系人才济济众所周知。最终确定这次采访那些在学科发展上有重要地位，得到学界承认，并获得一定学术荣誉的老师，如条件等同则选择年长的老先生。

访谈编辑团队由20多位研究生组成，采访团队主要是受访教师的学生，覆盖中文系各个专业，有校内外中青年学者，也有在读学生。他们依据自己的专业选择采访对象，把采访内容转化为具体题目，然后和系里统筹的拍摄团队一起，到老师选定的地点做面对面访谈。

访谈之后，学生整理编校、教师审定访谈文稿37篇，继之在系官微上推送，三个月内顺利完成。对于这不小的工作量和成果，贺桂梅说：“只能说学生们很厉害，老师们特别支持。”

留给贺桂梅最深印象的是老先生们，“他们对中文系真的是有感情，一听说这件事就积极参与和推动。”这让贺桂梅挺惊讶，原来觉得难度很大，本着先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得到这么大的支持。“有些老师比较低调，开始有点犹豫，后来听说唐作藩、乐黛云等前辈老师都接受采访了，便也愉快地接受了。”

语言学家蒋绍愚就是低调中的一位，开始他说“不要采访我，我不够格”，贺桂梅发动教研室老师打电话劝说：“您得接受采访，您对语言学科的贡献很大。”

“蒋绍愚老师平时给人非常严肃的感觉，接受邀请之后做了特别认真严谨的准备。采访时说到激动处还流下了眼泪。”贺桂梅说。

难得的是为先生们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

“每一次采访都不是封闭的，有受访老师、学生、拍摄团队，还有前来围观的其他学生和老师，是一种师生其乐融融的感觉。”贺桂梅微笑着回忆，“学校各部门也很支持，允许我们在校园任何一个有地标意义的地点组织采访和拍摄。”

第一位做现场拍摄的是中文系老主任严家炎先生。贺桂梅说：“其实一开始没敢折腾老先生，后来听说他们夫妇要搬进养老院，我们就把他的采访日期提前，安排在教师节那天采访了。”严家炎先生的采访地点在临湖轩，即原司徒雷登办公室。那次拍摄，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忆。贺桂梅回忆，严先生当时精神状态还好，能说能写，但体力明显有些不支。

贺桂梅由此感慨，中文系有不少老先生很可惜，没能留下影像资料。比如孙玉石老师，曾经是系主任，又是现代文学专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学术成就很高，但是这个活动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接受采访。

“还有一位老先生也很可惜，是王福堂老师。他做语言学研究，特别是方言研究，非常出色。但就在采访前他摔了一跤，没能接受采访。”

大部分老师进行了线下拍摄，特别是老先生，除了部分选在住所，访谈地点多选在老先生有特殊情怀和记忆或与中文系历史印迹有关的地方，包括图书馆、临湖轩、未名湖边、静园五院、静园二院、燕南园中文系老先生的故居等。中文系的寿星唐作藩先生，当年93岁，是去他家中采访的。“老先生思路清晰，状态从容，表述很好。”110周年系庆庆典上，唐作藩也作为教师代表被邀请到会，他生动幽默的演讲引发会场的一阵阵笑声。

采访并非都一帆风顺。温儒敏的采访地点是燕南园66号楼，那曾是吴文藻与冰心的新房，美学家朱光潜的故居。贺桂梅回忆：“那天天气很好，院子里风景优美。可是因为正值夏秋之交，傍晚时室外蚊虫很多。采访人是温老师的学生李宪瑜，被蚊子咬得浑身都是小疙瘩。”

《四海文心》一书有不少照片资料，从中可以了解中文系几代学人的传承。师生关系，也是学科传统。贺桂梅感慨，中文系经过110年，学科格局越做越大，能够巩固起来，靠的主要是师生传承。

北大中文系的师生关系保留了中国传统教育特色，尊师重教成为一种无形的氛围，这是贺桂梅在读书期间就感受到的重要特点。她作为尖子生考进北大，初进校园的她自我得很，但到了中文系，发现那些心底极为佩服的师兄师姐见了老师都是晚辈，在外面很牛，但在老师面前都很乖。“看到老师和师兄师姐们的一言一行，我才发自内心地融入了进来，跟老师的关系慢慢变得如师如父。”

北大中文系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代一代人传承的历史，通过“人”去了解学科建制的历史和学科特色的传承，把各专业方向、不同代际的老师和学生联系起来，正是38位学人访谈的意义所在。“传统只有讲出来了，才能够成为自觉意识。”贺桂梅说，“而年轻学生们通过采访老师，了解学科的历史，感受到自己与学科的关系，就可以自主定位和继续推进。创新也由此而来。”

内外结合，是学术研究的根基

从本科三四年级到研究生阶段，是贺桂梅从文学爱好者向文学研究者转变的时段。“学习了现当代文学史及一些文学理论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专业研究。”

1994年，贺桂梅开始发表专业论文，那时她还是大四学生，发表的是一篇作业，推荐者是她的老师张颐武。从那篇文章到现在，近三十个年头过去了。贺桂梅感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专业研究是对文学爱好的否定，但通过不断深入问题的内里，激发写作动力，就渐渐把客观严谨的学术研究和个人的内在精神诉求结合了起来。

贺桂梅回忆，最早发表的论文多是关于“80年代小说反思”的，她不自觉地反思自身的浪漫气质。1994年，她参与到女性文学研究，1995年世妇会等热潮成为她研究的外在动力，而内在的性别意识也开始觉醒。“我由此知道一个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困惑可以通过学术方式去解决，当时感觉特别兴奋。”那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好几位教授，如戴锦华、夏晓虹、张京媛，都开设有女性话题课程。

贺桂梅研究当代中国的五本专著，将当代中国分为五个时段进行专题式讨论。反思这些研究，她发现和她一样，上世纪90年代在大学里读书的一批人，面对的首要学术问题就是知识界论战，对贺桂梅影响最大的是左右之争。她在这种争论背景下的持续思考，转化为自己的基本问题意识，也变成了她学术研究的动力。

“个人动力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提，它关联到很多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历史语境。我做的是文学，就跟情感等方面关联比较紧。”她曾经设想自己的同龄人如果做语言学研究，该如何将个人放进研究中？她找到的答案是：与前辈对话，跟自己学科的历史对话。

“成熟研究者的学术工作，不能单依靠外在力量的推动，而主要靠自己认识外部世界，再挖掘出内在的热情。”这样的内外结合、焦点在个人的透彻结论，成为贺桂梅几十年学术研究的根基。

学生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培育，贺桂梅也是如此。她的叙述中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对老师的深深情意。她记得第一次上戴锦华老师的课，发现讲台上放了好几杯咖啡，都是学生给买的。“其实戴老师一个人哪里喝得了那么多，就是学生们表示喜欢她的心意。”贺桂梅笑着说。

戴锦华教授（左二）与学生们

贺桂梅的研究生导师是洪子诚，她评价洪先生是表面严肃但内心软和的人。他的讨论课氛围特别活跃，老师可以质疑学生，学生也可以反过来质疑老师，大家都是平等的。她用“软和”而不是“柔软”形容，让我觉得很是有趣，也仿佛在那一刹那感觉到了一丝触感。

和老师一起吃吃喝喝是常有的事，贺桂梅印象最深的是谢冕、洪子诚老师主持的“批评家周末”。“周末本来是休息时间，可大家都盼着这一天的活动。老先生、年轻老师、博士、硕士，还有北大外的作家、评论家都来，组成一个开放讨论的空间。每次都有两位老先生镇场子，会谈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讨论完了就去吃饭、抽烟喝酒。那时候谢老师开玩笑说，女生不抽烟不喝酒就不让毕业。”

关键当然不在吃喝，大家看重的是信息交流和学术训练。贺桂梅在其中体会到专业研究中人与人的关系，影响至深。

后来参加的范围就不限于本专业了。比如戴锦华文化研究的活动她也去参加，更切近地感受到戴老师的人格魅力。“很多学生喜欢跟戴老师接近，我们也经常在一起吃饭。”

和学生接触，每位老师有自己不同的方式。贺桂梅感觉，总体来说，中文系各个专业的老师与学生关系都很亲密。“比如陈平原、夏晓虹老师，是常组织学生去爬山、聚会和讨论，两个师门合并，阵容很庞大。”

“现在中文系有30多个读书会，基本是以师门为单位，相关专业的学生也可以参与。”贺桂梅总结，以前的吃喝讨论团，现在的师门读书会，都体现着中文系师生关系的融洽，而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北大中文系的定位，有超越学科的特点

贺桂梅2000年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学生的变化和教学方向一直是她关注的重点。

首先让她感受到的是学生读物的变化。她坦言，八九十年代在北大读现当代文学专业，就像选平时喜欢的文学读物，“比如我读沈从文、丁玲，不是在进入这个专业后才知道，而是本来就喜欢读他们的作品。”专业研究和日常读物之间没有距离，专业研究更会加深学术的深度，“所以当年我们学文学史的时候，最要注意的是把自己作为专业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区分开。”

贺桂梅2000年留校时，感觉在专业课上学生还可以与之呼应。2012年，她到日本交换教学一段时间回国后，发现学生有了明显变化，“现当代文学作家和作品并不是他们闲暇阅读的对象，他们的读物变成了还没有进入文学史的年轻作家、畅销书或者网络文学等等。”

贺桂梅感到，这十几年时间，文学不再是国民修养或娱乐的最重要成分了。很多老师发现学生没有读书的强烈意愿，“我们那时候是想着读遍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现在的学生似乎更喜欢打游戏看网剧。”

那么，新时代下，中文系是否要调整学科定位呢？贺桂梅认为：“中文系还是要给学生深厚的人文修养和敏锐的思考能力，这才能使他们在面对文化现象时，有能力分辨好和坏，也能保证他们参与其中时不仅仅是一个粉丝，而是可以提供优质想象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中文系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因为中文系在所有学科门类里是最特别的，它不是语言系，也不是文学系，而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突出的不仅是语言，也不仅是文学，而是中国。母语和国文的教育，对所有中国人都是必要的。”

北大中文系110年的发展历史中，每一个新学科和专业方向的设立，都和时代的大需要连在一起，无论是最早的古代文学，50年代设立的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专业等，“文革”后设立的当代文学，还是1985年设立的比较文学。贺桂梅还向我介绍了最新的应用语言学，这一专业将传统语言学和计算机语言结合了起来，属于前沿学科。“北大中文系在世界排名靠前的主要是语言学研究，因为语言学有社会科学的特点，有国际化的衡量标准。”贺桂梅说。

但北大中文系文学教育和文学研究的特点，贺桂梅很赞同陈平原教授的一句话，那就是“北大中文系的定位，有超越学科的特点，有培养国民人文精神和素养的作用”。在北大中文系“语言、文学、文献”的三足鼎立下，中文系学生了解语言，了解文学，也了解历史文献，才能够厚积而薄发。

贺桂梅与学生们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在《四海文心》一书中，贺桂梅谈到自己“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过程和意义，再探讨起这个话题，她告诉我最有意思的是见天地。这一说法出自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描述的是民国武林武术家的修养。贺桂梅后来发现这不只是民间智慧，“冯友兰的哲学也谈论境界理论，他提到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相差不多。”而西方的人文思想也同样不乏层层提升的境界讨论。

见自己是正视自己，见天地则是对自己的大挑战，是不断扩大视野、明确自己客观定位的过程。“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判断自己在同行和同龄人中的位置，这也是作为共同体的学术界或学术圈存在的意义。”贺桂梅说。

学界常组织学术会议和各种讨论会，年轻人可以在此中见到各个领域的人，从而开阔视野，贺桂梅自己也是这样。

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贺桂梅还留下了“尴尬”的囧事。“那是1999年，我参加戴锦华老师组织的一个文化研究会议。当时很紧张，一开始就犯傻，说了许多开场白，发言内容刚开了头就被赶下来，因为规定要在15分钟内说完。”虽然很沮丧，但她也由此了解了学术会议的规则。会议慢慢开多了，她就在其中开阔了视野，也找到了参照。

贺桂梅形容这有点像走出去见识各种人，“歌德把这叫漫游，实际上就是见天地的过程。”

作为老师，贺桂梅觉得见众生挺难。从学生成长的角度，所谓见众生就是因材施教，考虑每个学生的特点，为其提供有益的帮助。“我自己也50岁了，发现传承特别重要。但传承常常是不平等的，需要年长的人付出更多，学生如何接受、接受多少则主要靠他们自己。”这也是老师作为教育者的自觉。

而令贺桂梅遗憾的是，很多东西不是一定会传承。“一位大师发展到高峰，如果没有找到好的传承人，他的思想就断了。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找到好的传承人，其实是传播者的智慧。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这也是见众生的意思。”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也体现在《四海一心》这套书中。38位老师的访谈，不仅努力构筑着中文系的整体格局，也呈现出每一个具体学科历史发展中的代际传承。

贺桂梅说：“中文系的老师都很严谨，谈话、改稿都是一丝不苟，定稿经常要反复好多遍。学生们在电脑上的写作往往文字和表述比较粗糙，跟老师们会学习到这种严谨的态度。”

谈到老先生，贺老师的讲述更加生动起来。她说中文系的老师都与时俱进，像谢冕老师都是自己在电脑上改稿，钱理群老师的打字方法被学生们戏称为“二指禅”。段宝林老师86岁了，还天天跑步，大家经常能在校园里碰见他。而郭锡良老师退休后还跟人吵架，“吵得特别厉害，但不是个人意气，而是音韵学界的学术之争。”贺桂梅说着又笑起来。

中文系离退休的老先生还有一个特点，贺桂梅特别说道：“离退休后他们的学术创作量不降反升。像钱理群和洪子诚老师，他们都是2002年退休的。钱老师退休以后进入学术创作的高峰期，已经出了20多本书，每天以3000字以上的速度写作。洪老师退休后还得了一个奖——首届北京大学离退休教职工学术贡献特等奖，他平均两个月写一篇论文。温儒敏老师退休后主要精力放在语文教育上，做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总主编，是他名气最大的时候。”

这大概是人文学科的特点，从事时间越长，积累越厚，研究越深入。我想老先生们之于写作，不是职业，而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早已和自己融为了一体。

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曾说：作曲是灵魂的一种自白。我想文字也是一种自白。而在其中被滋养的人，意境的绵密深浓和沉香不绝也是不难想象的。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王勉
编辑/韩世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