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碳排放已超全球总量的50%，并高度依赖煤炭这一传统能源。作为主要的“世界工厂”、全球重要增长引擎及全球人口最多的大洲，亚洲仍将面临能源需求的持续增长。亚洲各国如何兼顾碳排放与经济增长？

4月2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期间发布的年会旗舰报告《可持续发展的亚洲与世界—绿色转型亚洲在行动》对目前亚洲的绿色转型进行了梳理分析，并给出建议。

根据NetZero Tracker数据，净零排放目标现已覆盖全球88%的温室气体排放、90%的经济体量和85%的人口。截至2021年底，47个亚洲国家中已有25个做出了碳中和承诺。亚洲最大的7个经济体中，日本和韩国已将实现碳中和的时间目标定为2050年，土耳其为2053年，中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为2060年，印度为2070年。

报告称，当前，绿色复苏与公正转型关乎亚洲的低碳发展。亚洲各国政府已尽可能在财政能力范围内，为绿色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向最易受到能源转型和自然灾害影响的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并努力抗击贫困以及促进就业和平等。然而，有限的财政空间仍使许多亚洲经济体在2020年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滑。

报告援引GGGI和Vivid Economics自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对21个新兴国家的合作研究发现，平均每个国家只有11%的经济激励政策会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为此，各国应加大政策激励，来促进“绿色技能”、“绿色规划、战略和治理”、“性别和社会包容”、“绿色监管”、“金融部门绿色化”以及“居民行为绿色化”。

作者们认为，绿色转型的成功依赖于一整套“全方位绿色治理体系”，即政府和准政府机构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建立整套计划、措施和组织架构，可分为机构设置，碳中和战略、规划及政策以及市场基础设施建设三部分。

报告发现，纵观亚洲绿色治理实践，一些国家，如中国、韩国、尼泊尔、新加坡和泰国，已经成立了“高级别领导小组”或委员会，监督国家净零排放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在新加坡和日本等一些国家，牵头部委与其他职能部委之间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为实现净零排放进行协作是一大特点。

非政府组织正积极参与，如专业的咨询和研究机构，在韩国和日本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战略和政策方面，许多亚洲国家已经明确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去碳化目标，制定了相应的路线图，并采取全面的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政策，推出一整套产业、财政、金融政策，运用激励和抑制措施。一些亚洲国家在建立监测、报告和评估认证(MRV)系统方面走在前列，还较早地适用了国际披露要求(如TCFD)。此外，中国、韩国、日本和哈萨克斯坦已经建立了碳排放交易系统(ETS)；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ETS系统正在建设中；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和孟加拉国也正在考虑将此作为市场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国别案例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通过全面的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进绿色治理，中央政府发挥着关键领导作用；日本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协调机制，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韩国于2015年1月建立了东亚首个全国范围的强制性碳排放交易系统；新加坡是第一个引入碳税的东南亚国家；泰国在国家和部委层面都建立了完善的全国MRV系统。

绿色金融方面，亚太地区的绿色债券发行量排全球第二，占2021全球发行总量的22.6%，而欧洲占比为46.8%，北美为21.6%。全球至少有25家传统交易所设立了专门的绿色或可持续债券交易部门，其中8家在亚洲。亚洲的交易所积极推动公司ESG强制披露要求。不过，除了少数领先的国家，亚洲的金融机构对国际可持续发展倡议的参与程度仍然较低。

碳中和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利用方面的技术突破。2020年全球光伏装机已达768吉瓦，亚洲装机容量占比23%，继续保持全球第一。该报告建议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和交通电气化。太阳能电池板、风能和风力涡轮机的生产，以及交通部门的电气化将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机会。推动亚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地和市场。

报告建议逐步减少煤炭使用，但须兼顾能源安全。报告称，为加快碳中和进程，减少未来资产搁浅风险，在不向海外燃煤电厂提供资金的同时，亚洲国家需在国内逐步淘汰燃煤电厂。但是，这不等同于“削减产量”或“完全零排放”。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需要在减排与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食品安全和保证人们正常生活之间取得平衡。

作者们建议，在考虑本地区碳定价政策连通性的同时，亚洲经济体需要为欧盟和其他先进经济体设立跨境碳税(CBAM)做好准备。同时，亚洲各国政府需采取有利政策，包括绿色分类体系、绿色债券框架和与TCFD相一致的披露要求，进一步促进绿色债券和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同时，可持续债券和气候债券需要提供溢价以激励债券发行并培育市场。（澎湃新闻记者 杨漾）

编辑/田野